只有當無產階級在歷史的進程下獲得對抗爭的自我理解，由自在的階級變為自為的階級，才能夠終結社會科學和歷史的「規律」對人的統治，人類才能真正進入主體的歷史。
文／李二（自由撰稿人）
儘管冷戰已落幕30多年，世界仍然活在馬克思的影響下。每當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完美集中暴露，馬克思主義的幽靈就會發聲。當然，理論的現實後果往往無法承受龐雜理論本身的複雜和精妙，扭曲和簡化幾乎成為必然。冷戰自由主義和蘇聯的官方教條在作漫畫式描畫時近乎共謀。現實政治對這位德國思想家的枉屈給「死不悔改的馬克思主義者」（霍布斯鮑姆語）留下不少想像空間去發掘馬克思思想中真正的寶藏。
理想主義者認為僵化的政治體制背叛了馬克思對自由的承諾，資本主義的發展至今也沒有擺脫他所批判的種種不人道和異化。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幾代中國人也從沒梳理清楚自己和馬克思之間的複雜關係。自由派的「反馬克思主義者」經常採取純經濟的視角看待政治和經濟的關係，未嘗不像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迴響；自認順服馬克思的「非官方馬克思主義者」又很難把他們的主張和馬克思本人所極力反對的改良主義和工聯主義區分開。
克拉科夫斯基與他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
回歸本源，澄清誤解的最好辦法自然是通讀卷帙浩繁的馬、恩著作。作為優秀的時政評論員和「小冊子」作者，馬克思有不少作品頗具可讀性。《法蘭西內戰》和《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至今是政治分析「小冊子」和政治諷刺的典範。考慮到《資本論》和《巴黎手稿》之類艱澀、龐雜的著作將消耗讀者大量的時間、精力，且馬克思經濟學的思想史意義如今已遠大於其學術重要性，波蘭哲學家萊謝克・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1927–2009）久負盛名的三卷本《馬克思主義主要流派》將會是讀者不容錯過的精品。
儘管該書已問世40年，卻仍是西方論述、總結馬克思主義的權威著作。其優點不僅僅在於精煉、扼要地把握住了馬克思觀念發展的思路，而且從古希臘哲學至基督教神學再到德國古典哲學這些思想脈絡中為其思想尋根問源，極盡同情和辯護的詮釋。就算對馬克思有一定瞭解的讀者，也可從中得新的收穫。理論對話最忌諱雞同鴨講，用彼此不通的術語和概念自說自話。借助克拉科夫斯基的《主要流派》，我們可以更加方便的將馬克思的思想、興趣、進路放在現代視野中加以考察，回溯性地重構他的天才和錯誤。
深受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哲學影響的馬克思主義
克拉科夫斯基對馬克思的解讀著重在哲學方面，他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是對其哲學願景的深化和發展。在《主要流派》第一卷的開頭，克拉科夫斯基開宗明義地指出「馬克思是一位德國哲學家」，這一看似平常的論斷，卻有著深厚的內涵。所以他在卷首花大量篇幅描寫「辯證法的起源」——馬克思最根深蒂固的哲學衝動，與西方哲學、神學史上的神正論問題或存在論問題如出一轍。在並非由我們創造的世界中，我們卻又棲息於此。此世界不是我們的世界，但卻又有限地為我們所理解。這是出於純粹的偶然（contingency）還是某種必然？是不可克服的永恆境況還是通向某種大和諧的必然之途？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形式地探索和回答，從新柏拉圖主義、教父哲學、經院哲學、北歐神秘主義（艾克哈特大師）、啟蒙主義，終於發展到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康德、費希特與黑格爾階段。馬克思思想承載著整個西方哲學的知識旅途，生於斯、長於斯。其所構建的體系，也是對19世紀上半葉為止的哲學和社會科學進行的「一勞永逸」式的總結與封閉的嘗試。
《主要流派》在馬克思豐富多樣，時而又不乏矛盾的思想中抓住了一條「主線」，那就是人對克服自我異化的呼喚與渴望。這一異化的根源是伴隨勞動分工而產生的一整套私有產權體系及其上層建築。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義」其實與當今作為一種形而上學的物理主義並不相同，後者其實更配得上「唯物主義」這個名號。正如克拉科夫斯基所指出的，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更接近實用主義的「人類中心論」進路：我們不必假設一個純粹客觀的世界，而只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把我們周圍的環境物件化。用現代哲學語言來說，我們不必對物質（不管如何定義）或精神的本體論地位下獨斷的論述，只需要根據科學的、實際的需要，在概念的網路裡放置他們。由此，「認識世界」就無法脫離「改變世界」而獨立存在。對偶然性的征服同比於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和互動，也就同比於我們的自由，我們正不斷從偶在中解放出來。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與科學技術高歌猛進的年代，人對自然的征服看似是沒有界限的。在實踐意義上，作為人類實踐活動客體的「世界」正在不斷擴張，人們可以利用對自然規律的瞭解，對自然進行改造並使其服從我們的需要。
但當這一「人類中心論」的認識轉向人類社會自身時卻發生了令人無法忍受的異化。費爾巴哈認為人類的宗教把自己的完美形象投射為壓迫人的神。以階級鬥爭為動力的人類史前史，則以非人化的邏輯，將人類變為其自身創造物的客體。這同時在資本家作為資本邏輯的人格化，和無產階級作為雇傭勞動出賣者的身上得到體現。但只有當無產階級在歷史的進程下獲得對抗爭的自我理解，由自在的階級變為自為的階級，才能夠終結社會科學和歷史的「規律」對人的統治，人類才能真正進入主體的歷史。
對資本主義的浪漫化批判將會淪為馬克思本人所反對的「道德化的」烏托邦思想，用幻想中的、武斷的完美社會批判資本主義的現實。
我們不難看出馬克思的見解可在費希特和康德那找到肇因。康德一方面將人類理解為自然因果中的序列，受到自然因果的規定；另一方面把人類理解為具有絕對自由的主體。這一極具張力的理解表現為以下兩種迄今依舊無法融貫的視角：作為自由個體的主觀視角和將研究物件客體化或客觀化的社會科學視角。以費希特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將康德中主觀性或主體性的一面無限強調，其影響延及青年黑格爾派。馬克思實際上敏銳地洞察到兩種視角的不融貫：一方面人是自由的，擁有（在社會中）發展自己創造性的種種潛能，另一方面根據迄今為止人類歷史的發展，從宏觀和統計上看，人又不是自由的。如果說康德滿足於這種永久的「二律背反」——「只要在實際的科學中找不到否定人類自由的證據，我們就可以規定人類是自由的」，在經歷過黑格爾辯證法洗禮的馬克思卻無法滿足這種永遠的割裂狀態。他尤其不能接受的是，明明是人類產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居然反過來宰制人類——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永久的無政府狀態和不能滿足於社會理性需要」這一論斷的哲學蘊含。
這一敏銳，在克拉科夫斯基看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浪漫主義」的一面。毋寧說，馬克思觀察到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嶄新的因素。龐大的、全球性的市場已經不能以熟人社會的方式組織起來，非人格化的交流已經成為社會合作的發展方向。在自然地理因素越來越被放置到次要地位的同時，「上層建築」的文化、制度的重要性不斷攀升。這一發展與人類的「小社群本能」並不能很好的適應。即便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已經被現代經濟學「揚棄」，他所觀察到的非人格交往，以及宰制這種交往的「客觀規律」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仍舊佔據中心地位。我們以貨幣、規則之類的抽象物克服客觀局限進行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合作的歷史還非常短暫，對於人類所熟悉的社會來說，的確是一種異化——我們作為獨立的個體不再互相「承認」。在社會科學視角的的審視下，我們所承受的命運來自他者的選擇，而我們的選擇又構成他者的命運。對此我們似乎無能為力，只有依靠形式化的法治和困難重重的福利國家提供救濟。我們的共同體歸屬感以及維持資本主義制度所需要的凝聚力，在民族國家這個怪胎中達成詭異的聯盟，這顯然不是完滿的自由生活。在現代生活中，我們越是對自然的偶然性進行征服，就越是受制於社會的偶然性。
但是將異化單獨拿出來作為幾乎是現代社會永恆的特徵加以陳說，並不一定能得出非革命不可的結論。可行的實踐手段對異化的補救也許不可避免是有限的、有條件的，並不通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滅亡。根據艾倫・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1942-2016）對黑格爾「現代性精神」的解讀，現代性精神中理性的自我理解，包括了對這一理解之不可避免之有限性的通達態度：我們對自己所失去的可能性不懷怨恨，因為我們已經努力得到一切可以得到的。對資本主義的浪漫化批判將會淪為馬克思本人所反對的「道德化的」烏托邦思想，用幻想中的、武斷的完美社會批判資本主義的現實。在與德法兩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激烈論戰中，馬克思與浪漫派分道揚鑣，投身到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研究」領域。他認為，只有在科學上表明資本主義已經病入膏肓、無可挽救，而替代的方案已經蘊含在歷史發展的潛能中，社會主義的理想才在黑格爾的意義上是「現實的」。
他所應用的理論工具是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所創立的古典經濟學。1850年前後，馬克思在巴黎系統學習了這一體系。在「修正」古典經濟學對財富來源的分析，指出勞動是價值的唯一創造者時，馬克思的哲學思想無疑滲透進了其經濟學，這再一次體現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力。康德指出，作為一個自由的行動主體，我們必須把事態作為自己的作品。無論客觀條件如何，我們必須為自己的行動負全責。將這一堅持「第一人稱視角」的理論帶入經濟學，便自然得出結論：無論資本和土地如何提升了勞動生產力，真正創造價值的只能是「人」。將勞動和資本一樣看成是投入要素，乃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社會非人化現狀的一種折射。工人階級作為最貧困、異化程度最高的階級，在為了自我解放而鬥爭的過程中，將會對自己的歷史地位有所理解，最終走向全人類的解放。
實證上來說，馬克思對工人階級最為貧困化、非人化的判斷具有一定的現實基礎。根據英國經濟史泰斗羅伯特・艾倫(Robert Carson Allen)的研究，在工業革命的早期，農村存在大量富餘勞動力，其邊際生產力近乎零。這一勞動後備軍為新興的城市工業提供了近乎無窮的勞動力供給。早期工業擴張面對幾乎完全彈性的勞動力供給曲線，工資幾乎停滯，而就業不斷擴大。隨著農村勞動力逐漸轉移進城市，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力提高，資本深化和技術進步會讓勞動力供給曲線彈性下降，工資也就隨之升高。這也就是為何馬克思對工資被局限在勞動力再生產所需最低限度的判斷，甚至在他在世的時候就不再符合實際。克拉科夫斯基寫到，在1870年前後《資本論》的幾次重印中，書中經濟資料都不斷更新，只有工資資料付之闕如。這對一向重視考察實際經濟情況的馬克思、恩格斯來說並不常見。即便拋開這一切不談，正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所說，為何最受壓迫和最非人化的階級一定會引領歷史必然的進步仍然是不清楚的。馬克思認為這一壓迫肯定會形成工人階級對自己歷史使命之自我理解的覺醒，瞭解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是相同的。但列寧在後來的革命實踐中痛苦地承認：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先鋒隊政黨的正確領導，自發的工人運動總是成為工聯主義和改良主義。
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經常互相轉化：在無政府帶來無秩序以後轉向最壓迫性的國家，在消滅基於生產資料分散所有制的舊混亂之後，擁抱生產資料集中所有制帶來的新混亂。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誕生在19世紀經濟學邊際革命的前夜。在這之後差不多一百年，微觀經濟學的基本體系將在阿羅——德布魯的一般均衡（Arrow-Debreu Model）存在性證明後達到完善。它試圖通過不斷在天球中增加「本輪」和「均輪」來克服古典經濟學中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兩分這個範式所帶來的麻煩，卻陷入越來越多任意添加的例外和特殊規定中。克拉科夫斯基在盡可能客觀介紹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後，以同樣客觀且不留情的口吻對其進行了精到的批判。馬克思經濟學體系中，資本主義的無政府生產只為資本自身的擴張和積累，而非社會的一般公益；商品交換本身不創造價值。在現代經濟學的框架中，前一個命題已經被充分吸收到「市場外部性」及其療治的現代理論中。我們如今也十分清楚，商品可以用「交換價值」（出清價格）在市場上銷售，這是無數市場主體互動的結果，而非唾手可得的現實。如果沒有無數在期貨和金融市場上投機的交易員，我們就不會有大致穩定、客觀的大宗商品和匯率牌價。如果馬克思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無法克服危機、生產過剩最終崩潰的判斷不再具有十九世紀科學意義上的確定性，那麼其動員力和在知識份子中的吸引力也就大大下降，他判斷中所帶有的預言（prophecy）性質將會一覽無遺，對馬克思理論的研究就又回到了宗教和哲學的範疇，他理論的獨特魅力也就逐漸消散，無法和各種他所批判的「真正社會主義」、「改良主義」以及「工團主義」區分開。這些主義基本上是如今西方發達國家各工黨和社會民主黨的歷史路徑。
馬克思對經濟的，尤其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模式的觀察，進一步顯示出馬克思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被廣泛引用的短語，顯示出他對政治領域的自主性缺乏體認。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在其他生產模式下，國家依舊是其他統治階級的代理人。在馬克思看來，這幾乎是一個不證自明的理論。我們從現代國家理論出發，不難看出國家作為暴力的合法壟斷者與其「客戶」之間存在嚴重的委託代理問題。國家機器服從於某一被組織起來的、可以採取集體暴力行動的共同體，而沒有被「接管」（巴澤爾語），這是歐洲社會獨特的成就（暫且不論這一共同體到底是不是「資產階級」）。馬克思對東方專制主義的判斷——這一理論在魏特夫的「治水社會理論」中得到更進一步發展——已經表明西歐的國家模式並不具有普遍性。作為政治存在的、組織起來的「階級」並不一定和馬克思根據經濟生產所做的歸類與分析有本質上的重合。
馬克思當然沒有幼稚到認為社會上只有兩個階級、兩個組織起來團體。但是他認為在某種生產鏈條上的地位「最終」會造就一種階級意識的看法恰好掠過了政治理論的精髓——怎樣的人們以怎樣的方式組織起來去實施怎樣的暴力（威脅）。如果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某種上層建築，並不代表這種上層建築會因此自己生長出來。更常見的情況是，政治的某種安排意外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反過來鞏固了政治安排，讓更進一步的政治變革變得困難。國家本來是共同體組織起來執行自己意志的工具，卻同樣「異化」為有著自行邏輯的創造物，以自我的擴張和延續為第一要務。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已經觸及到這個問題，指出本來為保護某一階級利益的國家會篡奪其本來要保護的階級的地位，但他並沒有對馬克思的理論作出根本地修正。馬克思·韋伯所觀察到的「理性的牢籠」與官僚國家的發展，同樣是不同於「有機」共同體的異化。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因此在思維上有著部分同構。在無政府主義要求廢除政治國家以破除異化的地方，共產主義要求破除政治異化的根源——經濟異化。通過帶有經濟後果的政治革命，來讓政治異化自行消解。因此，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經常互相轉化：在無政府帶來無秩序以後轉向最壓迫性的國家，在消滅基於生產資料分散所有制的舊混亂之後，擁抱生產資料集中所有制帶來的新混亂。
對政治暴力自主性的冷淡讓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政治歷史寫作付出了慘重的知識代價。長久以來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派」書寫者們費盡心力想找出「資產階級」在大革命中的領袖地位，以及大革命對法國資本主義發展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卻忽視了這場革命運動所具有的多面性。當然，這種忽視也同樣讓知識份子在政治判斷上屢次三番掉入水溝。暫且不提西方同路人對蘇聯政權判斷的種種「失誤」，即便是當代，一些具有自由派傾向的中文知識份子也曾在不久以前認為民營企業（家）的經濟實力早晚會轉化為改革的政治動力。我們不會更進一步推理這種缺失帶來的現實政治後果。因為一種思想本身所造成的現實後果取決於太多思想之外的要素，而讓思想家為之負責是荒謬的。我們無法判決想要克服人類有限性的努力有罪，但我們同樣不能因為自由的願景就附上自己的祝福。如果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確實會在美善的知識中重歸於一，正如麥克道爾（John McDowell）在《心靈與世界》中所提出的——經驗的世界也是客觀的世界——我們不必假設這種理解一定是對人類無限可能性的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