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經出版邀請到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葉浩，以「在幻象、機器人與網軍的年代裡，民主該何去何從」為題，就最新翻譯出版的《到不自由之路》一書展開討論。誠如聯經出版總編輯涂豐恩在開場時點出，本場講座不僅談到了史奈德作為歷史學者如何梳理普丁極權背後的種種脈絡，更連繫到台灣的當下處境與歷史問題，從而引發我們重新思考「自由」、「民主」、「極權」等耳熟能詳的概念。

一九七一年春天黃仁宇終於將費時七年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定稿，但要三年半後（一九七四年）才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這一年他又完成了題為《中國並不神袐》（China Is Not a Mystery）這本具有「望遠鏡般的視野」的著作，希望成為合適的中國歷史輔助教材，然而卻被出版社拒絕出版（本書要到一九八八年才由美國M.E. Sharpe 出版社以《中國大歷史》〔China: A Macro History〕之名出版）。

中國商品向來以價格低廉聞名於世，因為人工又多又便宜，吸引了眾多外商前往設廠投資。中國經濟發展看似蓬勃繁榮，背後卻充斥著仿冒盜版行為、黑心偽劣商品、血汗工廠及政府干預手段，以吸血榨乾他人的方式壯大自己，犧牲了無數人的權利及利益……

左思〈吳都賦〉中所說的「楠榴之木，相思之樹」，以及梁武帝〈歡聞歌〉所說「南有相思木，含情復同心」，指的都是這種長紅豆的相思樹。王維本人的〈相思〉，一開頭就說「紅豆生南國」，可證他是指這種長紅豆的相思樹，應無疑問。「生南國」也是個很精確的描寫，因為這種相思樹即原產於印度南部和中國華南熱帶地區。在唐詩中，相思和紅豆一向是並提的，聯想十分緊密，如溫庭筠的〈南歌子詞〉：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久聞有一本1900年出版、名為《福爾摩沙踏查》（Streifzüge durch Formosa）的遊記，作者阿道夫．費實（Adolf Fischer, 1856-1914）曾在日治初期到臺灣，又是重要東亞藝術文物收藏家，與德國科隆東亞藝術博物館關係深厚。近期有機會到該館一遊，展示十分精緻高雅且獨樹一格，但未見任何臺灣文物。藉著深入本書中費實夫婦的人生經歷，終於得知其中緣由與此間之曲折。

林語堂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力超過了東方。紐約大都會藝術館舉辦過一場語堂舊藏書畫展覽，為展覽出的書叫Straddling East and West: LinYutang, Amodern Literatus（《兩腳踏東西文化：林語堂，一位現代的文人》），導言這樣評價林語堂：「中英文寫作都好到一個地步， 能讓沉澱於一種語言中的奧妙與靈光，超脫翻譯，化身為另外一種語言，林語堂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頭一人。」《紐約時報》的評語是：「集作家、學者、教育家、人文主義者於一身的林語堂博士，為世界上中英這兩個最大的語言團體，說中文和說英文的人們的溝通，打造的一座里程碑。」

古之所謂「天下」，實為一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文明秩序。此道德文明秩序中，天生烝民，王受天命，敬德保民，推廣文教，由中而外，由近及遠。如此建立起來的天下，或狹或廣，可伸可縮，隨歷史條件而變化，卻可以規範家國，安頓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