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鴻泰：骨骼、血肉與精神——談談社會史的疏通之道

王鴻泰教授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他在本場次的演講裡，向與會者梳理社會史研究於臺灣史學界的發展歷程。王教授以個人的求學經歷為起點，風趣又不失條理地勾勒1950年代至今臺灣的史學研究轉向。

王教授指出，1950年代臺灣的史學界尚缺乏思想史研究，主流的研究大抵聚焦於制度史的討論，以及考據和義理等議題。直至1962年，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正式出版，替史學界帶來改變的契機。該書運用許多社會科學理論，並關注歷史的「分期」問題，以及特定時期的「社會結構」。此後，學者如許倬雲教授開始倡導社會史研究，台大歷史系亦開始出現零星的社會史課程。何炳棣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成為1960、70年代的社會史研究典範，影響後續的諸多學者。

下一波社會史研究的發展契機，與1970年代余英時訪臺有關。1971年，余英時訪問臺灣，為促進臺灣的思想史研究，他開始以中文寫作，相關書稿出版後，影響了黃進興等學者。1979年，思想史及余英時先生的「疏通」之學，於臺灣學界發酵，帶來新一波的研究轉向。1980年代，杜正勝發表「社會史宣言」，可說象徵著臺灣社會史研究正式展開。1980年代後期，余英時發表《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一書，成為新一部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研究經典。開始有更多的學者投入社會史研究，包含徐泓、林麗月、梁其姿等人。

臺灣史學界的社會史轉向歷程，可說是由社會經濟史，轉入社會生活史。然而，社會史研究亦遭受不同學者的批評，如被認為過於零碎化。1990年代初，杜正勝提倡「新社會史」研究，認為社會史研究仍須關注歷史的骨架，應慎於陷入瑣碎，脫離討論社會結構的問題，可視為對於相關批評回應。至2000年，社會生活史已成為學界的研究主流，眾多學者投入嘗試開拓不同議題，如李孝悌主持的「明清的社會與生活」研究計畫。王汎森則試圖將思想史研究與日常生活結合。由相關的研究成果可知，社會文化史研究，大抵已成為新一波的主流研究趨勢。

王教授替與會者回顧1950-2000年的史學研究變遷，並於最後鼓勵學術後進，不需擔心社會史研究，是否已缺乏可開拓的題目。史學研究的根本仍舊是史料，若是能由閱讀史料開始，逼迫自己思考，或許仍舊能夠提出更為龐大的問題。此外，王教授亦指出，明清時期「知識史」的相關議題，包含訊息傳播與知識建構，以及知識的流傳、接受、發展與使用，仍是具有潛力且有待研究者開發的課題。

（本文為【為新世代寫歷史：未來史學家工作坊】紀要，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授權轉載，文章由史博三曹育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