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古蒼梧始於1970年的九龍華仁夜中學：當時他教理科班中文，我讀文科班中三。我無緣受教，卻有緣慕名跟他去了《盤古》幫忙做校對。《盤古》是戴天和胡菊人的居所。有一次詩作坊聚會，我有幸參與。在座的有戴天，古蒼梧，李國威，鍾玲玲，淮遠和劉天賜等。學習和模式開了眼界。

小說會挑選它的讀者，我們可能會因為形式或是內容離棄一部作品，說兩句「看不下去」或是「我以後再回來看吧」之類的場面話。梁莉姿的《僅存者手記》沒有挑選我，它沉溺、綿延展開、帶有劇痛、把傷害擰緊疊加成一條繃緊的麻繩。而我還是把它看完了。

李白（701-762）的故事不好寫。這位盛唐詩人聲名太大，傳奇太多，千百年來有無數文人歌之頌之；他的詩作如此膾炙人口，〈靜夜思〉、〈蜀道難〉、〈將進酒〉、〈戰城南〉、〈下江陵〉……早已成爲民族記憶的一部分。與李白同代的杜甫稱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無論對一人還是對一城而言，所謂「存歿」，或許以張燦輝長年研究的海德格思想來解讀最為恰當：存在就是時間，死亡則是不再有時。換言之，「我城存歿」這一命題，表面看是對香港的生與死的反思，但當多探一步，實是對香港作為時間主體的持存與消亡的探問——香港還有時間嗎？

歷史學家約翰．托許（John Tosh）說，在西方社會，男子氣概主要在家庭、工作、純男性社團這三個領域內展現。 家庭中享有權威；不當奴隸，有能力獨立賺取薪資；能在志願性質的協會、酒館、俱樂部等女性禁入的場所內形成有意義關係；這是男子氣概的傳統三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