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不少人也不相信使命感這回事，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對寫作都抱著遊戲的態度，表明寫作不是人生中的必要，寫不寫也無所謂，你覺得這種態度如何？我很明白這種心態，一方面當然是由於世代不同，新青年們普遍也是以興趣對待寫作的，不會想到為群體做些什麼，事實上文學的社會作用也好像真的日漸低落……

一直想跟你談寫作。我們不是一直也在談嗎？從一開始我們已經在談了。是啊！記得那時候你要做作家專訪，每次也會先跟我談一談。那時我還是打電話給你的，在電話上談，很少見面。但你有時是半夜打來的，也試過很早，我還未起床就打來，幾乎是蜷在被窩中跟你談的。

文學小說寫甚麼？對王安憶而言，「病態人格」、「畸形情感」都是文學創作中的重要元素，承擔著文學「破格」的要義。在課堂上，她推薦學生讀《洛麗塔》、《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試圖透過文本探討，找到當今學生關心的話題。結果不難預料：凡與同性戀、禁忌之愛有關的文本，都引起高質量的討論。

對於真正的詩，道德更是可笑的東西，我們現在都知道《詩經》裡面那些男女歡愛的篇章真的是愛與欲之詩，而不是衛道士一直意淫的君臣之喻，那麼「思無邪」便可以理解為創作過程的心無旁騖，而不是主題思想的禁欲。

文學具有潛在的淨化功能、範導功能，但它不擔負改造世界、改造社會的外在使命。寫作應當面對人生的困境，真實的人性，不需要擔負其他的外在使命，無論是階級的使命，民族的使命，還是革命的使命等。

不媚，才有文學的尊嚴與自由；不媚，才有作家的主權與獨立；不媚，才有作品的格調與境界。我早已提出，好作家一定要有一種獨立不移的立身態度，既不媚俗，也不媚雅。順從大眾的胃口固然不對，順從小眾的胃口也不對；刻意取悅「下里巴人」不對，刻意取悅「陽春白雪」也不對。

到了大學，就進入了「春夏之交」，我的心靈開始出現了分裂，那是文學與政治的分裂。開始是小分裂，後來是中分裂，到了「文化大革命」，則是大分裂。外面是兩個「司令部」，我心裡面也是兩個「司令部」。社會太政治化，兩條路線，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幸而有文學的積澱。文學救了我。有文學中的人性墊底，我就排除了許多「政治病毒」。

一九八九年初夏的北京風起雲湧，一夕數驚。在極端倉皇的情形下，劉再復離開北京、取道廣州轉赴香港。在此之前，劉再復身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是中國學界和文藝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性格組合論》、《論文學的主體性》、等論述廣受歡迎，儼然是八〇年代文化熱的精神指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