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 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及香港文學雙年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年度藝術家(文學),現旅居台灣,任台北藝術大學客座副教授。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後覺書》、《櫻桃與金剛》、《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半夜待雪喊我》等十餘種,講演集《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走近現代詩的四十條小徑》,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系列,散文集《衣錦夜行》、《尋找倉央嘉措》、《有情枝》等。
他的詩拒絕安慰,也不安慰眾生,詩可以群卻不群,這倒像杜甫說李白的「飄然思不群」了,思不群、思無邪,在古代可「思」,在當代則可以「行」嗎?
近來大陸各種微信讀詩公號的活躍、電視詩歌節目的走紅, 兩者應該有點關係。前者側重於現代詩,傾向於在深夜用深情文字讓大家抱團取暖,實際上是古代「詩可以群」這功用的時尚化;後者偏於古典,且和教育相關,似是為儒家的詩教傳統招魂。詩教者,「不學詩無以言」這句話賦予了《詩經》在後世儒家功利主義的權威地位,而「詩三百思無邪」這句話則似乎標榜了它的道德高度。
以上都是在強調詩的「有用」,和公眾以前輕蔑詩的「無用」,其實是一樣的一廂情願。詩固然可以兼職教化、承載道德,但它本身是非功利的——文,本來是形式,「紋」之意,「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強調的是形式之美幫助了內容傳播,而不是相反。
對於真正的詩,道德更是可笑的東西,我們現在都知道《詩經》裡面那些男女歡愛的篇章真的是愛與欲之詩,而不是衛道士一直意淫的君臣之喻,那麼「思無邪」便可以理解為創作過程的心無旁騖,而不是主題思想的禁欲。後來梁簡文帝蕭綱說過著名的一句話:「立身先須謹慎,為文且須放蕩。」在古代無疑是驚世駭俗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前者可為,而後者不易。文字的風流跌宕關乎才華,也取決於意識的解放——但很多文人以為立身的放蕩等於為文的放蕩,許多勾引文學女青年的文學男中年,其文采之粗糙唐突,於那些自暴其醜的男作家的潛規則短信中可見一斑。
西方當代詩人,立身不求謹慎、為文極盡放蕩的,垮掉一代之後有不少好例子,比如說最近終於有了中譯本的查理.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時代》雜誌稱之為「美國底層人民的桂冠詩人」。他也寫過不少情欲詩,可是俐落灑脫,與前述那些猥瑣的作家大為不同,我想關鍵在於,他做到了「思無邪」,他並沒有想著用詩去騙取肉體,相反,他的詩挑釁著主流價值觀對愛的推崇,裸裎著愛的絕望。他的人生與寫作密不可分,傑伊.多爾蒂(Jay Dougherty)在《當代小說家》中形容:「他的詩和短篇小說中的主要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傳性的,通常是一個落魄作家『亨利.中國斯基』(Henry Chinaski),這人從事邊緣性的工作(常常被炒魷魚),酗酒,和妓女、蕩婦們做愛」。現實中的布考斯基大學未畢業就因寫「下流」小說被父親逐出家門,三十五歲放棄寫作,開始了十年浪蕩生活,因此而來的靈感滋養他中年之後的詩文,使他成為一代叛逆者的偶像、「洛杉磯的惠特曼」。
布考斯基的代表作詩集《愛是地獄冥犬》(中譯者:徐淳剛)裡面,有一半的詩與他身邊輪流轉的異性伴侶有關,他生活混亂,卻豔遇不斷,很多女人慕名而來,但大多數在他詩中留下的都是頭髮的顏色、身材的描述、性愛的饜足與倦怠。最動人的卻是一首悼念一位素未謀面的女粉絲的〈幾乎是一首成形的詩〉:
「如果我/坐在一個小房間裡,捻著一支菸,聽見/你在廁所小便,我會更愛你/但這沒有發生⋯⋯你的情人背叛了你。小乖乖,我回信說,所有的情人都會背叛你⋯⋯如果我見過你/我可能辜負你,或者你辜負/我。這樣最好。」
布考斯基的詩有極多赤裸的性描寫,但這其實不是他真正惹怒美國衛道人士們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他以一種「頹蕩」的方式嘲弄、拆解了所謂的美國夢。那種相信愛與信仰,相信正能量積極向上的整體價值觀,是資本主義有效運作的保證。而這個詩人,不生產,不戀愛,除了菸酒不消費,而且寫詩笑話身邊那些兢兢業業賺錢的人、愛得死來活去的人、買賣奢侈品自欺欺人的人。
難怪柏拉圖要把詩人趕出理想國,這樣一個詩人注定大煞風景。他寫過一首詩〈這位詩人〉,講一個詩人喝了三天的酒,然後在大學舉辦的高級朗誦會上掀起鋼琴蓋往裡嘔吐,從此被各大學列入黑名單。這是個隱喻不是嗎?「他們從不/關心/他朗誦的/水平」,只在乎詩人應該和鋼琴一起優雅。
這樣的詩人, 也不可能在詩教嚴謹的國家被請上台的, 怕他教壞青少年。但有意思的是,喜歡閱讀布考斯基的詩和通過傳記和電影窺看他的人生的,在善良乖巧的中產階級中也大有人在。那是因為對於後者,他呈現自身為悲劇,「悲劇總是處於殘忍的邊緣,使悲劇區別於真正的殘酷的因素,在於它具備一種超越自身的意圖。」(萊昂內爾.特里林《惰性的道德》)公眾理解中的布考斯基,是以寫詩這一行為成名、超越了「失敗人生」的悲劇角色。人類觀看悲劇,是會獲得一種道德愉悅感的。
布考斯基的獨特之處在於他甚至反感這種所謂的超越,他寫「永遠唾棄我吧/貝雅特麗絲」!這是他和傳統詩人如但丁的最大不同,但丁永遠渴望貝雅特麗絲引領他超越煉獄直抵天堂。他說「我的愛碎了,/但今天的股市/上升。」他的詩拒絕安慰,也不安慰眾生,詩可以群卻不群,這倒像杜甫說李白的「飄然思不群」了,思不群、思無邪,在古代可「思」,在當代則可以「行」嗎?群眾會喜愛一個寫爛詩但願意出席電視詩歌秀去與民同樂的詩人,卻不會同情一個孤介的、「獨立市橋人不識」的離群者。
在群居動物的社會,孤獨就是不道德的,甚至被嫌棄的。布考斯基不在乎,卻意外地因為自己的特立獨行而在晚年大受歡迎,這只能說是時勢造就。他寫過一首非常動人的詩,關於自己的不合時宜,〈就像麻雀〉:「⋯⋯在流行年輕的時候,/我老了。在流行笑的時候,我哭了。/在本來無須太多勇氣就能愛你的時候,/我卻恨你了。」在大眾都意淫著詩人的愛的時代,他這樣重塑了詩人應該有的決絕形象。
(本文選自廖偉棠:《異托邦指南 /詩與歌卷:暴雨反對》,原題為〈詩不只是安慰,也可以挑釁〉,標題為編輯所擬。)
廖偉棠,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 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及香港文學雙年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年度藝術家(文學),現旅居台灣,任台北藝術大學客座副教授。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後覺書》、《櫻桃與金剛》、《一切閃耀都不會熄滅》、《半夜待雪喊我》等十餘種,講演集《玫瑰是沒有理由的開放:走近現代詩的四十條小徑》,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系列,散文集《衣錦夜行》、《尋找倉央嘉措》、《有情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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