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文學是你自己能夠掌握的自由

高行健的這段話道破贏得自由的關鍵在於自身，即自由應當依靠自己的覺悟，既不能等待上帝的恩賜，不能等待政府的救助，也不能等待他人的施捨，而只能靠自己對於自由的意識。理解了這一點後，才能求諸自身。我因為理解了這一點，感到自由多了，甚至連演講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我講我的，不在乎聽眾的反應，即不把自由交給聽眾。自己可以掌握自由，哪怕外界禁錮得很厲害，我們也可以贏得精神創造的自由。只要我們不求發表，像卡夫卡一樣，在遺言中決心焚書，或像李卓吾，認定只寫「焚書」與「藏書」，那就可以天馬行空、充分自由地寫作了。

還有一對自由要分清，就是「物質自由」和「精神自由」。不能說只有精神自由重要，物質自由就不重要。中國文化講「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莊子》中的〈逍遙遊〉等，都是精神性的人格。

中國文化恰恰缺少物質性自由的位置，如戀愛自由、婚姻自由、遷徙自由、讀書自由等。「五四」運動的一大功績就是啟蒙我們去爭取物質性自由，所以「五四」運動了不起。但文學自由，屬於精神自由。它不需要等待物質自由實現之後才進行寫作。中國文化不講戀愛自由，但《西廂記》、《紅樓夢》等卻大寫戀愛自由。

影響文學自由的若干先驗預設

要贏得寫作自由，首先不能作任何政治預設。中國前期當代文學（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作家作了太多的政治預設，或兩個階級鬥爭的預設，或兩條道路鬥爭的預設，或兩黨鬥爭的預設。這些預設都影響了作品挖掘人性的深度。莫言之所以成功，有一個原因是他不作政治預設，他的《豐乳肥臀》所歌頌的偉大母親，超黨派、超政治、超因果，其胸懷像大地一樣，包容一切苦難，沒有國共兩黨誰正確誰錯誤的政治預設。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好處，也是突破政治預設肯定張愛玲、沈從文等的文學價值。不過我認為張愛玲後期背離了她在〈自己的文章〉裡宣示的美學立場，其《秧歌》和《赤地之戀》，用政治話語取代文學話語，創作的出發點也是政治預設。

其次，要贏得文學自由， 也不能作任何哲學預設。我過去接受的哲學是唯物論、「一分為二」，可是這樣的哲學讓人變得愚蠢，幸而我後來學習了禪宗及王陽明的心學。這些都屬於唯心論的範疇。禪宗講「不二法門」，就是不要「一分為二」，而要愛一切人，寬恕一切人，理解一切人。《紅樓夢》裡的晴雯、鴛鴦都是丫鬟，是世俗世界裡被認作奴婢的下人，可是曹雪芹卻沒有界定她們為奴婢。晴雯就是晴雯，鴛鴦就是鴛鴦，活生生，又真又善又美。高行健也沒有對立統一的哲學預設，他的畫既不抽象也不具象，開拓了「第三地帶」，他的水墨畫就是「第三地帶」的成功。荷馬的《伊利亞德》也是如此，它沒有把特洛伊戰爭定義為正義戰爭或非正義戰爭，雙方全都為一個美人海倫而戰。

第三，文學不應擔負外在使命。文學具有潛在的淨化功能、範導功能，但它不擔負改造世界、改造社會的外在使命。寫作應當面對人生的困境，真實的人性，不需要擔負其他的外在使命，無論是階級的使命，民族的使命，還是革命的使命等。魯迅希望療治中國國民性，對此我們應當尊重，但這不是作家可以完成的。文學不可能改造國民性，只能呈現國民性。《阿Q正傳》只是呈現國民性，並未實現改造國民性。今天阿Q還是阿Q，未莊還是未莊。使命太沉重，文學就會失去自由。我非常尊敬的詩人聞一多先生，是個國家主義者，但後來人們把他的「時代的鼓手」變成了一個普遍命題，這就錯了。馬克思說文學不能充當「時代的號筒」。文學作品不應該席勒化，而應該莎士比亞化，即內心化、人性化。

文學最長久

王國維在政治上很保守， 但文學眼光則很先進， 他認為：「生百政治家， 不如生一大文學家。」因為政治家給國民物質利益，而文學家給國民精神利益，而「物質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古希臘城邦的行政長官，我們誰也記不得他們的名字，但荷馬的名字卻至今仍然家喻戶曉。南唐後主李煜，作為皇帝，沒有什麼人能記住他的政績；但是作為詞人，他的詞卻流傳千古，因為其中所蘊含的家國滄桑與人世滄桑的真理，乃是「天下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王國維語）。《孟子》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可是偉大的文學作品，百世不斬，萬世不滅。可以肯定，千百年後，莎士比亞、曹雪芹還會讓人說不盡、讀不盡。

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時代精神，是革命的精神；現在的時代精神，是賺錢的精神，所有人的神經都被金錢抓住。所以作家不能跟著時代潮流跑。作家應該做潮流之外的人，即《紅樓夢》所說的「檻外人」，卡繆所說的「異鄉人」，不讓潮流牽著鼻子走，不當潮流的人質，這樣才會有文學的永久性。《紅樓夢》所有的衝突矛盾，都不是「時代」維度上的衝突，而是「時間」維度上的衝突。文學具有克服時代、超越時代的品格，「永恆性」的品格。真正能「萬歲萬歲萬萬歲」的，不是帝王，而是文學。

（本文節錄於劉再復：《文學四十講：常識與慧悟》，原題為〈寫作的關鍵點〉，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