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遇先生廿載前／春風化雨已成篇／交心不必促膝坐／萬里傳音一線牽／舉世紛紛爭說法／身教言傳豈無先／知行自有公平論／高士從來在林間

我記憶中最先呈現的是余先生經常對我講，他晚年最自樂與追求的，就是像顧炎武的《日知錄》所表達的，每天讀書獲得一點新知。我始終以為余先生講顧炎武，日知只是一半，故提筆寫下：「博學於文，廿載師說繫夢思；行己有恥，通體道義發新枝。」並題記：「昨睡前念起，覽余師之《會友集》。晨起噩耗驟來，恍惚終日。二十年來先生每以炎武自況，書之以志哀傷。辛醜立秋前二日。」

八月一日余先生仙逝，八月五日才得到消息時頗感意外，十分震慟。我上次回港時曾與余先生通過電話，電話中感覺先生聲音健朗，並無異樣。不意遽而鶴馭，嗒然悵惘，久久不能平復。先生為人曠達，於生死並無掛礙，但我作為學生輩，仍覺萬般不捨。想起之前與先生相識，相交的種種，三十餘年宛如目前。

「我和聯經之間從一開始便遠遠超出了作者和出版家的契約關係。我每次在聯經出版一本書，都覺得是一次友情的交流。」

余教授一生致力汲取中國傳統的精華，棄其糟粕；而對西方「為知識而知識」的科學精神和民主理念則推祟備致，故筆耕不絕，以求架接至中華文化之中。此等文化抱懷未必能實現於一時，但在自身的人格學問中已得盡現。

我本來是不準備離開中國大陸的。但1949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親從香港來信，原來他們又從臺北移居到香港。1950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終於留了下來，從此成為一個海外的流亡者。一個月之後，我進入新亞書院，這是我的大學生活中所走的最後一段路。

中國不斷派人赴美造訪余府，從安徽省地縣各級的父母官，到統戰人員，絡繹不絕，來盼迎余英時回鄉，光宗耀祖，以他重視「親情」的傳統觀念，不會拒人於門外，但是至今沒有人成功過。

他在中國看到了什麼？他似乎沒有留下文字，我僅只一次聽他說起，他回老家後發現，余家一族留在中國的後裔，竟然無人受過高等教育，言及此情，余先生的悲切，是我從未見過的。

讀余先生的著述我欣喜的是樹上的棗子余先生都採集了放進幾個竹籃裏任人分辨生的熟的酸的甜的，樂趣無窮。步步深讀之後我慢慢體會出一個歷史學家不可不具備的錚錚的風骨和鐵打的道義。那是家國情懷的昇華更是亂世士人照亮歧路亡羊的一盞明燈。我的感覺是我終於走出歷史昏暗的隧道消受曙光的庇佑。

從燕京大學轉入新亞書院，從北京移居香港，這是我生命史上一個最重大的轉折點：我的人生徹頭徹尾地改變了。然而這是偶然中的偶然，當時我對此絲毫沒有意識到。

余先生是一位「休休有容」、「含弘光大」的學者，始終相信人性中較為美好的一面，並以身教向我們展示這一點。至於他的學問、天資、創造力、努力與成就，就更不在話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