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致：「士不可以不弘毅」——懷念余英時先生

八月一日余先生仙逝，八月五日才得到消息時頗感意外，十分震慟。我上次回港時曾與余先生通過電話，電話中感覺先生聲音健朗，並無異樣。不意遽而鶴馭，嗒然悵惘，久久不能平復。先生為人曠達，於生死並無掛礙，但我作為學生輩，仍覺萬般不捨。想起之前與先生相識，相交的種種，三十餘年宛如目前。

初識余先生與「內向超越」

我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接觸到余英時先生的著作。最初是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組織的一個讀書會，主要討論《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一書。當時國內出版余英時的著作還很少，這本書是近代史研究所油印的。我們知道八十年代正值大陸興起文化熱，文化熱的背後暗含著以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民主科學和法制來重新評估中國文化的思想，但對於西方文化的理解很多問題不夠深入。而這本小冊子中所談到的「真實世界」與「現象世界」；「超越世界」與「內在超越」；宗教與科學的關係，所談到的西方外在超越的價值系統不但沒有因為現代化而崩潰，恰恰為現代化的發生和發展提供了精神泉源。這些問題對於我們青年學子來說，倍感新鮮。雖然並不能完全消化，但是我們都覺得很受啟發。 

一九九二年，我因獲得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獎學金，去美國留學。年底第一次去普林斯頓拜晤余先生，驅車穿過林木蓊鬱的美國東部鄉間小路，找到余先生的府邸。先生與師母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聊了近兩個小時。我記得，余先生對於中國大陸有人將他歸入新儒家很不以為然。對於新儒家關於道統、學統、政統的論述；心性之學與良知坎陷；老內聖與新外王問題，其分歧是顯而易見的，他根本不同意新儒家只強調心性的超絕性，對於儒家傳統的制度與習俗等物質性的存在都略而不論。

先生在求學過程中，曾就讀新亞，如果說余先生與新儒家的思想有相通的地方的話，我以為就是在「內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和「內向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這一問題上。若干年後，與余先生又聊起這個話題，余先生說他已修訂了他的觀點，提出「內向超越」的概念，相對於「外向超越」（Outward transcendence）這一概念，更適合用來解釋儒學的特質。我們知道，「內在超越」本源於康德哲學中外在與內在這一對概念，康德講內在的形上學（Immanent metaphysics）和超絕的形上學（Transcendent metaphysics），而牟宗三先生用「內在超越」將這兩個對立的概念，實現了對立的統一，從而解釋儒家傳統中天道的兼具超越性和內在性。這種解釋雖然極有創意，也自然帶來了不少爭議。余先生後來一再提到他改用了「內向超越」的說法，指出這樣可以避免「存有論的承諾」（Ontological commitment）。

錢鍾書與余英時

一九九二年底我轉學到威斯康辛大學讀書，與先生時有電話聯繫。幾年後，我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工作，在那裏完成了博士論文《從禮儀化到世俗化—《詩經》的形成》。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去普林斯頓大學時又謁見了先生，並且將我剛完成的博士論文帶去請先生指正。那天在他的辦公室裏聊了很久。當時，正值錢鍾書先生過世，余先生講了不少與錢先生交往的舊事。他認為錢先生天分與才情太高，根本藏掖不住。余先生說他第一次見錢先生是在三里河俞平伯先生的家。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後，余先生率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第一次訪問中國，同行還有張充和的先生傅漢思（Hans H. Frankel）等研究漢代的歷史學家。在俞家見面的還有文學所的余冠英等先生，其他幾位都說話很小心，但錢先生則是百無禁忌，什麼都敢說。第二年胡繩、費孝通、馮友蘭、錢鍾書等大陸學者回訪美國，余先生提到當時的情景，仍覺歷歷在目。「他的才情是壓不住的，隨時隨地會溢出來，而且出言真率，不加掩飾。」閒聊中說到吳晗等「三家村」的冤案時，大家都為吳惋惜不已。錢鍾書先生忽然說：「吳晗也沒少整過人啊！」語驚四座。在這次訪美的見面座談會上，有學者提問時，錢先生總是回答得快且風趣。當有人問費孝通先生問題時，費就直接說：「請錢先生回答吧，他懂得多。」說起錢鍾書先生，余先生還是由衷地讚歎。當然，余先生對錢先生欣賞之餘，在學術方法上，余先生又坦言自己與錢的路數可以說完全不同。

對於我的博士論文，余先生頗為讚許。後來我投寄到德國的華裔學志出版社，余先生還為我寫了推薦信，其中提到論文所關注的課題及所用的方法是新穎及深入的，並在概念化的過程上充滿著重要的洞見及創造力（a fresh and deep study of the oldest classic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ull of important insights and ingenious in conceptualization）。余先生的獎掖對於我來說，不啻於莫大的鼓勵。

「仁以為己任」

二○○○年八月，我來到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書，設計了一門課程：「中國古代思想與今日社會」，我當時的想法是給碩士班的學生介紹中國古代思想中的一些核心價值和理念，以及這些核心概念如何在今日社會中被檢驗，如何被重新詮釋。課程的前半段主要是介紹鴉片戰爭以來，學術界和文化界的各種思潮的產生、發展和碰撞；後半段簡要地介紹一些當代的思想史學者，如余英時、林毓生、勞思光、傅偉勳、劉述先、成中英等的論著。當時，《明報月刊》的編輯陳芳女士也在課堂上，她對課程的內容極有興趣。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克魯奇」獎（John W. Kluge Prize in 2006）給余英時先生。《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先生委託陳芳女士邀請我和余英時先生作一訪談。此後，從二〇〇七年二月至二〇一〇年，我通過越洋電話與余先生先後作了多次訪談，整理後分別在《明報月刊》、《國學新視野》、《中國哲學與文化》等處刊出。後由中華書局結集出版。訪談的內容豐富，涉及面很廣，也給了我難得的機會了解余先生的學術志業和思想。訪談過程中，余先生與我多有郵件及傳真往來。先生長我三紀有餘，而折輩論交，都按照傳統的習俗稱謂，非常客氣，禮數周至，這也讓我感觸良深。

按照王汎森先生的話說，余先生的研究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從堯到毛」。在從堯到毛的廣闊視域中，似乎始終貫穿著一個核心，用一個字來說的話，應該是「士」，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在余先生看來，從古代先秦巫史傳統中士的興起到上世紀科舉制度廢除後知識分子的思維遭際和社會地位的浮沉變化，都是他深切關注的。比如談到儒家傳統中的議政精神，說到孟子以後到齊學中的轅固生、眭孟、蓋寬饒等言禪讓的知識分子，一直到東漢清議，個體主義的覺醒；至宋儒所說的「道統」、「道學」、「道體」皆指向三代之治的「社會理想」，宋代理學的興起，知識群體與君權的張力；講明代陽明學由「得君行道」轉而向「覺民行道」，明末黨社對政治的積極參與，後來又討論明清之際的學術的變遷，考據學的興起。直至近代傳統的士為現代知識人所取代，知識分子在社會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遭際等等。在余先生看來，士或知識人代表中華民族與文化之魂，數千年的淘洗下來，由袞服華采而衣衫凋敝，真是令人不勝欷歔。

余先生曾經說，知識分子雖然在科舉制廢除後，已經失去直接上升仕途、參與政治的階梯，可以說被邊緣化了。然而，在歷次政治和社會運動中，知識分子又往往是衝在前面，傳統士人那種以天下為己任，擔當社會道義的責任心，始終未減。先生雖然非常推重士大夫那種「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的志節，但對於被政治風潮席捲中的知識人又不只是訾評，同時也抱有深切的同情。

在與余先生電話訪談與當面請益過程中，我始終覺得先生既是站在「超乎其外」的角度來審視，同時又是真正地「入乎其內」，最能深切地理解、透澈地擘析傳統士大夫與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性格。其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先生本人也是既兼具傳統士大夫尚名節、重風議、民胞物與的胸次，又有現代知識分子的淹博、精審及敏銳的識斷。

一九九九年錢鍾書先生去世時，余先生說過錢先生是中國文人文化的最後一道風景。如果說錢先生宛如一位典型的傳統文人，我則覺得余英時先生無論是思想感情、行為模式與人生理念上，都儼然是傳統的中國士大夫的典型。

二〇〇一年，余先生從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榮休，我時方至香港浸會大學工作不久，作了一首小詩寄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