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最後的相見

我最後一次見余先生是美國當地時間2019年4月2日近午。那天專程從杜克飛紐約，再轉火車去普林斯頓給他老人家頌壽。到時，先生照例尚未起來，師母開車帶我去普大看新蓋的藝術樓，等下午1：30回府上，先生已睡起在等我們了。

距上次見面已近八年，相見自然是非常開心。余先生告知因為用激素，所以人胖許多，但除了耳朵時背，走路較往日顯老邁，尤其是行動後氣喘需息，其餘皆好。先生幾年前曾生過一場大病，但具體從來不談起，師母每次也欲言又止。也就是那場病後，他從年輕時就抽得很兇的煙，從煙斗到香煙，都戒了。這次好像茶也只喝淡的，或改只喝開水了，這個記不清了。直到今年的一次電話，師母才告知我，先生那場病共化療或放療達四十二次，具體什麼病，師母沒說。師母還告訴我，每次陪先生去，她只能留在外面，先生自己進出，始終很樂觀、堅耐。這次見先生，他依舊樂觀，除了剛見面時，稍及自己身體數語，而且說很好，便只言其它了。

落座後，余先生講，人老了，什麼理論、學術都不重要了，最珍惜的便是人世間的溫情了。我知道，這是余先生在表達他很高興我去看望他。學術幾乎就是他生命的核心內容，又怎麼會真的不重要呢。當然，余先生講的話，也毫無疑問是真心話，只是不能作簡單理解。由此聯想到，脫離語境的古人語錄，表面的文字義與真實的指義實在是需要費思量的。我接著向余先生報告前幾天田浩教授在亞利桑那主辦的「中國歷史上的權力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情況，余先生聽得很認真，他還專門為會議手寫了十七頁的英文論文Confucian Culture VS Dynastic Power in Chinese History。我把自己的會議文稿《權力世界中的思想盛衰悖論：以胡瑗湖學為例》也呈交先生指正。

隨後又聊及詩、字，我打開手機，把新寫的「流水無聲映日斜，晝夜不舍向天涯。江湖時時起風波，不喜不懼作浪花」呈先生與師母一哂，他們很開心，誇我有進步，自然是鼓勵我。師母建議先生酬和一首，先生說酬和須興起，先抄下，待興來和之。這次給先生頌壽，我從杭州給二老各帶一條真絲圍巾，另帶一支湖筆、一小盒明前龍井、一個畫著豐子愷兒戲圖的布袋。師母回贈我一個玻璃鎮紙，是專門從Hamilton買的工藝品。先生與師母待人總是非常用心的，常常見之於這種細微處。

那天1：30先生起床，一起外出吃了壽麵，回府上聊天，晚餐再外出吃，直到8：30先送二老回家，我離開，長達七小時與先生、師母閒聊，先生一直精神不錯。除了前面談及的會議情況外，先生對國內同道頗多關心，他問及陳來、葛兆光的近況，囑我回國代問候。聊天也總是隨興的。余先生對著師母講，也是對我講：你來看我，現在讓我想及錢先生九十壽時，我去看他。先生講這話後，停頓了一會，眼睛裡流露出一些思念。余先生對錢先生的感情很深，他曾對我講，錢先生是進入他生命中的人。由此，師母又聊及錢先生門下的一些趣事。師母在講述那些人與事時，先生便笑聽不語。然後話題不知又怎麼轉到余先生在哈佛的讀書，便講到了史華慈與費正清，講到田浩當年博士畢業求職亞利桑那時，余先生與史華慈如何相約推薦，云云。總之，話題伴隨著時光在流轉。當我最後送先生與師母回到家，先生與我緊握著手相擁而別時，我頗感悵然。

上週六，林載爵兄來信告知，聯經出版公司籌劃線上紀念專輯，問我能否寫一篇短文，一周交稿。我當時回覆：「試試吧，心情有點低落。如寫出，呈兄。」這個星期來，我常念想余先生，常想到先生府上掛著的一幅楹聯：「未成小隱聊中隱，卻恐他鄉勝故鄉。」那是師母父親雪翁為余先生新居書寫的，款文云「英時近集坡公詩句放翁詞句為楹貼囑書之」，落款是「丁巳秋日」。丁巳是1977年，上一年，楊聯陞先生題贈余先生：「何必家園柳？灼然獅子兒！」兩聯相映，雖然那是幾十年前了，但余先生的心志情懷與不得已恐未變，亦難變。這周來，每念及此，心境寂寥。今天又是周六，一周到了，想來還是應該寫點以為紀念，便拉雜地追記與余先生最後的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