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200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等書。
文 / 王汎森
編按:本文摘取自《歷史是擴充心量之學》第三章〈歷史與個人生命的模式〉,王汎森著。
接著我想談,歷史是培養人格的寶庫,它提供我們各種史例,成為各種人生的模本。
曾經有一位記者訪問我,談如何成為一個領袖,我說我不足以談這個問題。但是如果要我勉強舉一個例子,小提琴家穆特(Anne Sophie Mutter)說過一段話,要一個人成為航海家,先要給他看航海的美妙,他自己就有辦法逐步摸索達到。就是說先要給他一個vision,譬如大船航行世界的壯闊之美。vision一旦刻在心裡面之後,他便會設法學航海、造船等以實現這個vision。
歷史教導我們許多領袖人物的特質:譬如宏闊的心量,請比自己聰明的人來替自己做事情,集天下人之智為自己辦事等。史書裡面講唐朝楊貴妃的哥哥楊國忠「以惡感惡」,絕不容納任何一個比他能力強的人。genius loci是一個拉丁字,近年來慢慢有人在用,就是描述一個特定環境對心智的培養的力量(the spirit of a place)。熟悉近代思想的人都知道,康有為、梁啟超跟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這三個人決定了晚清思想的走向。康有為說我們要在大自然裡面「觀」,看大自然來擴大我的心量,我覺得這就是用大自然的宏闊來擴充心量。康有為在《南海先生口說》跟他弟子的談話中強調,「觀」要在高遠的地方看,「我大則事小」,也就是說你的心量如果夠大,事情就小。
歷史中提供許多我們現時不一定會遇到的典型人物,讓人們可以隨意在歷史上找人作模範。
歷史教導人們,做一個領袖人物要有挑戰性的目標,如果缺乏一個有挑戰性的遠景和目標,下面做事的人就沒有那種我要完成一些東西的熱情。我們今天雖然覺得三民主義沒有什麼,可是孫中山當時提出三民主義時,很多人覺得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遠景(可惜他三民主義沒有講完,孫中山準備了材料要繼續寫,但陳炯明事件把他材料毀掉大半),讓人們覺得我要跟著你走,就像訓練跑步有個帶跑的人在前面。當時馮玉祥在北方看到《建國方略》時大為感動,終於有個具挑戰性的遠景與目標。所以一個領袖人物要提出一個具挑戰性的遠景。
歷史中提供許多我們現時不一定會遇到的典型人物,讓人們可以隨意在歷史上找人作模範。接下來我要舉幾個例子,說明許多古今中外知名的領袖人物多少都會以歷史名人為模範。
拿破崙是一個了不得的領袖,而且是非常有魅力的領袖,用韋伯的話講是說charismatic leadership。拿破崙也繼承了時代的資本,即一七八九年革命以來的動盪。如果沒有這筆資本,拿破崙可能也只是個普通的軍官而已。拿破崙的人物典範是凱撒,他連頭髮的分法都跟凱撒一樣。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是眾多以拿破崙為模仿對象的人物之一;越戰時期,北越的軍事領導人武元甲是歷史老師出身,以對拿破崙史事的熟悉運用而起家。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華盛頓在打完獨立戰爭、出任總統之後,選擇放棄榮華富貴,回到故鄉的莊園。原來華盛頓的學習典範是古羅馬的大將軍辛辛那提,古羅馬那些有名的將軍最理想的人格表現就是勝利之後回到家鄉營造一個莊園,不要去干涉政府,然後在那邊度其一生。
二十世紀政治哲學大師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死後,哈佛大學普特南(H. Putnam, 1926-2016)教授寫了一篇悼文,說羅爾斯亦步亦趨地學林肯,讀了幾乎所有有關林肯的東西。他說羅爾斯有一個重要的思想概念「重疊意識」(overlapping consciousness),他懷疑是從林肯那邊轉手而來的。
前述蘇東坡學白居易,宋犖學蘇東坡,皆可見人物典範的作用。近代學者胡韞玉編了一本《包慎伯先生年譜》,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是清代中晚期的經世思想家。清朝考據學獨領天下風潮多年,很重要的一個特質是太過專注於專門的細節,而跟現實脫離關係。因為考證學需要龐大的文獻證據,要花很多時間在古書之上,所以考證學者的生活,當然脫離現實經世。包世臣的母親說他「違俗為有用之學」,在考證學風之下,居然認為有用之學是違反潮流的。他做了很多現實的經世致用之務,胡韞玉編包世臣的年譜時,也以他為師。我注意到胡韞玉一生在家鄉做了很多跟包世臣一樣的事情,就知道他亦步亦趨地模仿包世臣。此外,晚清思想家馮桂芬學顧炎武(亭林),故字「林一」,他也是事事想模仿顧炎武。這一類的例子相當之多,此處便不一一贅述了。
想像自己的心是一個浩大無比的空間(包括胸襟、器度),可以容納天下萬物,並想像用歷史或一切用得上的知識與道理去充實它。
從歷史看來,「人」在歷史中的角色非常重要,這是我一開始所講的。尤其在結構即將轉型的時候,關鍵少數的性格極其重要,但二十世紀的史學流派基本上都是傾向「去人格化」,或不再關心胸襟、器識、格局的培養。唐代施肩吾有一句:「大其心,容天下之物」,這裡的「大其心」,就有「擴充心量」的意思。想像自己的心是一個浩大無比的空間(包括胸襟、器度),可以容納天下萬物,並想像用歷史或一切用得上的知識與道理去充實它。
關鍵少數的重要性,歷史中到處都可以看到。當年蔣經國所選的繼承人如果不是李登輝而是林洋港,臺灣後來的發展當然不一樣。社會雖然有結構、經濟、政治、潮流等等因素,這就像一個大水庫,可是還是得要有人打開水龍頭,所以如果沒有列寧,俄國的大革命可能仍舊會發生,但是不會以那樣的方式發生。而才能、性格、心量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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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歷史系、歷史研究所畢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200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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