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網路時代的流行音樂／產業發展與兩岸三地互涉
黃：您怎麼看港、台音樂的時代變化，又如何相互影響？
邵：80年代的香港和台灣已經被稱為是「亞洲四小龍」，70年代香港總督麥理浩政府採取經濟上「積極的不干預」政策，全面放開市場自由競爭。台灣則有蔣經國總統主持的十大建設，推動台灣產業轉型，經濟發展有成。80年代流行音樂產業也粗具規模，本土三大唱片公司寶麗金、滾石、飛碟主導了華語樂壇的半壁江山。港台音樂創作人已經敏感到二地城市化的節奏與本土在地創生的趨勢，粵語歌曲Canto-Pop成為香港音樂的主流，台灣則是脫離了大中國意識，轉而關注本土成長經驗，尋根溯源族群身分的認同。社會管制也開始鬆動，直到政府宣布解嚴，過去的禁忌鬆綁，響往民主自由開放社會的力量沛然成形，旺盛的消費力，也構成港台流行音樂的第一波高潮。

三、被壓抑的回歸：港台抒情華語音樂／產業在大陸
黃：所謂「華語歌曲」涵蓋的地理範圍很大，除了大陸，還包括好幾個華人社區。您怎麼界定華語歌曲？
邵：我們是處於一個「華人文化圈」的一分子，除了我們還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海外華人、香港和大陸。從日韓的角度看，這也是所謂「漢字文化圈」，以漢語文字所統一的族群。自胡適主張白話文運動以來，華人社群就分享了一種共同的文字語言，也更加凝聚了民族的認同感。所謂的華語音樂就是從屬於這種新興的國族意識，反過來塑造強化國民意識的一種東西。今天我們談華語音樂，不能忘記它有一個國族意識的背景，因為它深刻影響到每個人的理性與感性，身體與靈魂。

華語流行音樂產業在中國四十年」，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音樂也只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已，如果充分展開，還涉及政治轉型、社會變遷、經濟條件，包括台灣40年大環境的變動，以及與世界的聯結。是這樣的環境造就了我這一代人，這一代人喜歡什麼音樂？唱什麼歌？這些又代表什麼意義？
我本人是1997年開始定居工作在北京，前後超過20年在北京生活，也叫「京漂」。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的首都，特色就是五湖四海人口混雜，真正的北京人其實並不多。外地人落腳在北京生活不容易，但大家還是混在北京，因為這裡有家鄉不會有的機會，是全中國的縮影。

在本期《思想》的編輯工作接近尾聲時，傳來張灝先生過世的消息。張先生跟余先生一樣，都對當代中文世界的人文思想產生深遠的影響……

雖然轉型正義的口號甚囂塵上，但是我們也注意到一個饒富興味的現象：絕大部分倡導轉型正義概念的，都是泛綠或親綠的學者及團體；而泛藍或親藍的學者及團體，則刻意不觸及這個問題，或是以嘲諷、否定的態度看待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