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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複雜所以慢:林毓生先生論著的出版歷程

編按:本文為聯經出版發行人林載爵之投稿,另一版本刊載於聯經出版《思想46》。

文/林載爵(聯經出版發行人)

1975年是台灣思想史發展非常關鍵的一年,此前是以傳統的思維架構來思考中國的文化問題,此後有了新的思辨與分析能力,主要的關鍵人物是余英時與林毓生兩位先生。1974年年底林毓生在花了14年困思、苦讀的歲月,「終於能夠整理出一些條理來並逐漸形成一些比較有系統的看法」後,重返闊別十年的台灣,準備在台灣大學歷史系講授一學期的「思想史方法論」。過了1975年的春節後,知道余英時正好也首次到了台北,他就去見了余先生。兩人的話題就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余先生談到旅美的人文學者應該撥出時間用中文撰文的重要性,林先生「內心頗為所動」。

開始授課之後,「1975年5月份《中外文學》上的一篇長文〈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點燃了沈悶氣氛下青年學生重探狂飆年代的興趣,對自由主義的期待也隨之升起,並且領會思想問題的不同思考方式。同年年底,余英時發表了〈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文章中深入而前所未聞的觀點,讓青年學生發現思想的新世界。」[01] 他們兩位「開啟了一批想要獲得更正確的思想取向、更精密的思想方式的青年學生的視野。」

然而,這一學期的授課最讓林先生感動的是,「遇到了一批極為奮發有為的青年朋友,從他們的身上我重新看到了台灣的希望,也重新燃起了對台灣的關懷,也可以說,在他們的導引之下我重新發現了台灣。」因為這樣的感動,他也首次進入了台灣文學的世界,閱讀了鍾理和、楊逵、黃春明、陳映真的小說。認為「理和先生的文學創作和他與台妹女士之間的愛,具體地呈現了中國人文精神之一面」。[02] 他也明白的說,在他重新發現台灣的過程中,黃春明的小說發生了很大的功效,對黃春明小說中所描述的他原本陌生的台灣底層人物的命運非常推崇,認為黃春明以「一種激情的強烈之感(passionate intensity)」、「源自熱烈的愛、冷靜而細膩的觀察與充沛的想像力三種不易揉合在一起的因素相互激盪而成之設身處地、形同身受的同一之感(empathy)」寫出了令人感動的小說。文學之外,他也關心台灣的政治。1982年因為林正杰以外省籍青年、黨外人士的身分,獲得高票當選台北市議員,而特別寫了〈如何作個政治家:為祝賀新生代台北市議員當選而作〉,文中申論政治家必須具備的三個基本條件:熱情、責任感與冷靜的判斷力。

重新認識台灣之外,他感受到1970年代青年學生的徬徨與困境,就因為這樣深刻的體驗,在結束課程回到美國後,他依舊和學生保持聯繫,希望給予一些建議和指引。1975年8月10日在寫給一位學生的信中,他陳述了返美後的心境:

我返美以來心情一直不太好,個人的寂寞當然是主因,但環顧左右,快樂的人並不多。美國的文明是在衰落之中(文化的危機尤其是不可救藥),處在這種文明衰落的過程中,大家的精神都不容易振作。當然,我也常想到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未來;這些關懷是鞭策自己不被寂寞吞噬的最大力量。這半年在台灣,我覺得大家雖然有許多悶氣,思想文化界又缺乏啟發性,高水準的師資與著作,但很多人都有讀書的熱忱與工作的指標。因此,不滿現實,玩世不恭的思想與行為都未蓋過對未來的純潔的憧憬。從另一方面看,這當然也是因為我們文化的危機已經經過了最低點,苦悶與失望已經經過了最高峰,所以我們的不滿反而不太干擾我們了。另一重大原因是:我們的文化危機導源於西方文明的入侵,因此,民族主義摻入了解決文化危機的努力過程,這一方面很易使文化工作混雜,但另一方面卻無形中使文化工作得到了sense of purpose。美國文化危機已到極嚴重的程度,但它是導源於內在系統之腐壞,而非外在其他文化入侵之結果,所以激不起有思想的人同仇敵愾的意志。許多人都意識到文化危機的嚴重,但因無外在的挑戰,所以對過去歷史的傳統並不覺得有維護的必要,反而覺得過去的歷史是現在文化危機的主因。談到這裡,我覺得五四運動雖然有許多膚淺謬談之處(因此我們要加以批評),但其啟蒙之精神是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所得到的寶貴遺產,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際關係(如「念舊」的觀念)並未完全崩潰,所以我覺得在中國,每個知識分子總可多多少少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互相鼓勵,互助切磋,為未來的理想目標共同努力;所以在這方面,精神上是比較不寂寞的。(當然,其他方面使中國知識分子深感孤獨與無援的成份也很多。)

1975年12月10日回信給一位學生時再度表現了他的關懷與憂慮:

謝謝你11月28日的信。你的感慨很深,也很真,有這種真感慨總可使自己不隨俗浮沉。

你所提到的苦悶與憂鬱,我當然了解。我所說的「我們文化的危機已經經過了最低點,苦悶與失望已經經過了最高峰」實際上正是基於這種苦悶與憂鬱而發的,只是所採取的態度有些不同而已。中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自五四以來因在社會上、政治上受到種種橫逆,有深切的感慨,這是很自然的。但,發了感慨又怎樣?我們有靈性的作品多半是感慨的記錄;現在外邊的花樣比以前更多了,然而我們的感慨如與前人相比,也不能多到深到那裡去。現在應該是見怪不怪的時候了!最壞的我們都看到了,將來再壞,也不過是從那些既有的卑劣衍發罷了。感慨消解了許多有靈魂的人的精力與意志;當然,也不是一點好處沒有,它至少可使人不易墮落。但,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方面所付的代價也太大了。那些御用的「學者」、「思想家」的作品用不著我們在這裡多費筆墨;但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正面工作的成績,嚴格看來,也實在單薄的可憐,最基本的文化工作都沒有做,在文化曠野與廢墟中如何重建中國的文化?今天的問題當然很多,有許多問題我們無法解決,也無力解決,但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的許多基本工作,我們也沒能做好。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有「苦悶與失望已經經過了最高峰」的心情,如此,我們的不滿可以不再干擾我們的心情,我們可以重新從頭做起,大家潛心致志努力做份內、重要的、能做應做之事。(例如:如有人用五年的時間把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和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仔細譯成通達曉暢的中文,同時寫一些精密的介紹文章,我相信自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科學的科學迷式的誤解可以得到相當的釐清。假若有十個人每人均能根據自己的興趣,用五年的時間譯一部像這種分量在文學、史學、哲學部門的著作,五年以後國內人文學界的境界可能為之一變。)

在這兩封信中,他反覆談到兩個重點。一是苦悶與失望已經經過了最高峰,我們不能再被苦悶與憂鬱消解我們的精力與意志。二是我們應該開始進行基本的工作,特別是經典名著的翻譯,促使改變台灣的思想境界。

於是,他回美後「覺得應該把自己歷年來的思索所得儘量明晰地、周延地提出來與他們以及別的中文讀者一起來切磋,這樣也許可能對中國文化未來的發展產生一點直接的影響。」在1975年12月,他就決定把取名為《思想與人物》的文集在三、四個月內整理妥當,準備出版。然而,為了周全,他又不斷要增加新稿。1982年2月15日的信上這樣說:

「代序」無法近期完成。我只想寫一篇簡單的序。再加上近日寫成的三篇較長的文字:「如何作個政治家?」、「中國人文的重建」,及「甚麼是理性?」便可結集。頭一文已完稿,第二文還有一兩天就可完成,第三文已有初稿,大概再有一個月可以完稿。總之,全部新加的稿件,總會在兩個月左右全部寄上。這本書實在拖得不像話,我內心也甚焦急,但速度慢是沒法子的事,實在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一年後,整理修訂的工作繼續進行,到了準備付梓的最後階段,1983年5月8日的長信,表達了修改的艱辛:

載爵:

接到你的電話後的第三天就收到了書的清樣,立刻把別的事放開,進行校正。原想一個禮拜完工,結果苦苦工作了三週,昨天才把事情辦完。有兩篇改的很多,其他各篇也有或多或少的改正。務請按我改正的各處補排或重排。補排或重排以後,務請按校正的清樣重校數遍,期能沒有錯誤。這下又給你添了不少麻煩,很是抱歉。幾年來你為此書多所支持,衷心感謝。原沒料到我校正清樣時,又需要做這麼多的修改,務請支持到底,至盼至感。

改的最多的是:〈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與〈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這兩篇原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當初翻譯的時候,倍極艱辛。記得第二篇,黃進興他們把譯稿送給我以後,我整整花了兩個禮拜(最後四、五天喝了十幾瓶「克勞肝」口服液,支持著不睡覺)才能完成,然後送給《中外文學》在1975年5月份出版。第一篇的後半部原是用英文發表的「中國意識的危機」的摘要,譯成中文的過程也是非常艱苦。我本來以為經過這麼仔細努力的過程產生出來的東西,應該沒有多少需要再改的地方了。可是當我重看你寄來的清樣時,發現文筆有不少地方很不通暢,內心甚覺歉疚(尤其想到看過這兩篇東西的讀者,自覺汗顏)。從表面上看,自己翻譯自己的作品,應該比較容易才對。但問題是,我的那一套分析問題的方式用中文嚴謹地表達出來是很難的。當初翻譯的時候,曾力求能做到一個「信」字,但中文本不太適合表達subtle與qualified thoughts,所以不得不硬加努力,結果造出不少不太通順的句子。當時在工作的時候因為與subject matter關係太近,幾經修改以後,覺得意思是表達出來了,句子也可以看得懂。但,現在事過境遷,比較更能客觀,再仔細看看,如不再細心改過,實在是不易看懂的。所以只得慢慢的斟酌,要快也快不來。現在總算全部校改完畢,盼貴公司仔細排印,大家總算都能為這本書盡了最大的努力。

另外尚有數點意見,分陳於後:

(一)我看校樣,發現已經校改過,重印的字,墨色比較淺。希望印書的時候,墨色深淺能夠一樣。

(二)貴公司的編輯對書中的別字、白字等的改正甚好,甚謝。不過,有時候對我用字或口氣的變動,失去了原意,在這些地方,我只得再改回來。寄回的清樣,請貴公司的編輯不要再加改動。(不過,如發現錯字、別字、白字,當然可逕自改過。)

(三)關於中文標點符號的頓點(、)的使用,貴公司編輯把我根據英文的用法全改為中文現有的用法。例如:我原來句子中如有:……自由、民主、與法治」(英文是:……freedom,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都改為:「……自由。民主與法治」。「與」字前的頓點(、)被刪掉了。所以唸起來變成:「自由~民主與法治」。(很不對勁。)其實,新式標點符號根本是從西方傳進中國的東西,英文 由。民主與前既然有,(comma),中文「與」字前也應該有、(頓點)。因為要改回來,會給你們添不少麻煩,我大部分都只好遵從了你們的辦法。不過,少數幾處我改回來的地方,請你們在排印之前也照著我的意思改回來,多謝。

(四)有些地方,需要加重語氣。英文是印斜體字(italicized)中文一直沒有約定俗成的辦法。過去一般老先生們則是在字的旁邊加黑點或黑圈。香港明報月刊則是改印楷體字。我覺得改印另一形體的字比較更易醒目,也更近italicized的意思。所以清樣上需要改印楷體字的地方,我都註明了,請照辦是禱。(這種加重語氣,用得太頻,也沒有太多意義;不過,在分析問題時,有時是甚為需要的。)

(五)清樣上,黑筆的字都是說明事情或理由之用,只有紅筆才是改正的字或符號。

(六)我過去受殷先生的影響,為了怕在句子中用太多的「的」字,有時改用「底」。同時在possessive use中也多用「底」。現在看來,有時使句子唸起來反而不順暢。多已改過,請按我改正的排印。另外,我發現我有一個語病,常喜歡說:「很複雜,非常複雜」。這些說得太多,容易使人產生反感。已盡量刪去。務請照我刪的地方改排。多謝。

在這封信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林先生字斟句酌的謹慎,甚至標點符號的使用也有他的堅持,特別是翻譯文字的準確與可讀都是他毫不妥協的地方。也因為這種堅持,以致出版時間一再延期。這封信還透露了他對自己一向喜歡強調思考與理解觀念、事物的複雜性的自我警惕。

三個月後,《思想與人物》終於在1983年8月出版,從起意到問世一共花費了8年的時間。

之後,出版於1989年的《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則開始於1985年,四年後出版。後出版。最後一本文集 原訂書名為《從公民社會談起》 花費的時間最長。大約
在1999年,全書已經編排妥當,然而林先生總覺得尚須修訂與增加文章 ,以求完備。 1999 年12月30日的信函中,他說:

《從公民社會談起》的清樣校訂,還沒做完,實在很抱歉,主要是還有兩三篇待寫的文字,擬也一併收入,但仍未完成,所以校訂已打好的清樣也就停頓下來了。但此書一定需要完成,現在下決心儘速完工,應該不會太久了。

這封信也表示了對封面設計的意見:

圖案設計十分不理想。「公民社會」有特定的意義,書中首篇論文曾作交代。它主要的意思是: 具有平等身份與權利的社會成員共同參與政治過程的社會。政治過程蘊涵開放性與開創性,關乎整個社會福祉的政治性決定不是任何一個人(包括任何政治領袖)可以決定的,也不為任何人個人的利益服務。公民社會的特色是它的公共性格,這與中國政治中所顯現的「私」性正好相反。 這種社會的公共性格包括:( 1 )參與政治過程的成員具有公民素養 (為完成公共事務的責任感,個人在群體中應有的自我肯定 獨立性 與完成這樣的肯定所需的知識與能力,以及認為在政治上持相反意見的人,仍與自己同屬一個共同的道德世界,所以自然對其尊重,保持基本禮貌);( 2 )政治過程的透明性;( 3 )政治運作在服從普遍性規範的條件下進行。

總之,公民社會是以公民的普遍權利與尊嚴為前提,他們為追求公共福祉而參與政治過程。它與強調地域、鄉土、族群的特殊性的政治與社會活 動很不同。所以,它不是指「重建新故鄉」,也不是指「打造社會意識」,更不是指在法治的條件下,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主的「市民社會」。

寄來的圖案則是:一群表情、臉色均呈同一性的青年男子扛著鐵鏟、拿著水桶或007公事包一起向打造新社區走去, 配以藍綠色的衣著與土黃色背景,頗有一點和(日本)風。(日本文明中許多 精緻的東西我是欣賞的,不過,這裡所顯露的和風並未受那些東西的影響,何況它並不以發展「公民社會」與「公民道德」見長。)而圖案中的制式化,尤其不能表現拙著的精神。書名的字體也過於單薄。(書脊上的宋體字倒是厚實可取,不過 ,上面所刊拿著水桶,穿長統雨靴的男子的圖案則與本書內容沒有什麼關係。)

這是我所見唯一的作者以清晰的理論與思想對封面設計表達了明確的看法。

2001年1月27日再度來信說到:「《從公民社會談起》 清樣校正已做三分之二,寒假因需去 San Diego 看護家慈,未能多做,不過,決心近期將校正工作完成。」這封信還談到了其他事情,可以見到林先生在嚴謹論述之外的美食品味:

首先恭喜貴公司慧眼識英雄,在高行健尚未「發跡」之前獨家出版他的兩部長篇小說,足見 保持大出版家的視野與水準,最終是會獲得報償的。(行健是我們的友人,去暑我們離開義大利以後,特別到巴黎和他相聚了兩天。)

另外也感謝去暑在台時承你款待在敘香 園新店和老朋友們相聚、暢談,一 大 樂事也。那天談到大家公認的the best Italian restaurant, San Domenico,隨此卡附上它的地址、電話、傳真(去之前應先預約)。它是在Bologna 附近一小城(Imola),有區間火車可答,從Imola 車站步行十分鐘即達(也可坐 taxi)。需特別注意的是:Imola不是終點站,有的火車不在 Imola停,所以需乘在Imola停的區間火車。(當然,自己開車也可以到。)

書稿就在斷斷續續的修改當中,一直耽擱下來無法付印。最後,2019年在林師母的決定下終於付梓問世。至於他十分重視的《中國意識的危機》,自1979年英文版出版後,他企盼有中文譯本的出版。

最早在1986年就開始尋找譯者著手翻譯,可惜譯者半途作罷,此事就沒再繼續進行。倒是中國大陸在1988年前後,先後出現過兩個中譯本,但是林先生以他追求精確的精神,必然都不滿意。還好,最後由他的兩位學生,楊貞德教授與丘慧芬教授出面主持,邀請了幾位譯者合力完成,經過他核可的譯本終於在2020年9月出版。

林先生一向強調如果要建立成熟的民主與自由制度,就必須對西方民主自由的發展要有完整的了解,並且深入、精細的閱讀西方古代與現代思想名著。他說:「我們介紹西洋文化,往往因著一個特別需要,或者一個淺薄口號,而非系統性或通盤性的,因此產生了很多問題。」他甚至建議「我們應該有個基金會,好好翻譯基本的現代經典,這樣一來,台灣的理論層次就可能提高。」(「民主自由與中國的創造轉化」)。聯經從1980年開始出版「現代名著譯叢」系列,並且一開始就推出Karl Popper的《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和Michael Polanyi的《意義》(Meaning)、《博藍尼講演集》(The Study of Man. Science, Faith and Society. The Tacit Dimension)就是受了他的影響。

為了幫助國人全盤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他在1985年12月向聯經提出了一個為期兩年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撰寫計畫」,由於聯經無法籌湊龐大的資金,這個計畫於是無法實現。然而當年他提出的構想至今仍然值得公開出來,讓對政治思想有興趣的人士明瞭林先生的全盤架構與探討主題。

一、緣由

  在中國提倡自由、民主、與法治的言論,自嚴復、康有為、梁啟超以降,已有近百年的歷史。近數十年來,中華民國在台灣推展民主政治,也有相當可觀的成績。台灣未來的發展,端賴繼續能夠保持進步,而繼續進步的關鍵,則在於確實建立法治的秩序。這樣不但可以切實地解決因經濟快速發展而帶來的,許多新的政治與社會問題,而且也可使目前經濟發展本身所出現的瓶頸得以突破。所以,從種種跡象看來,中華民國當前的歷史性任務是:邁向更實質的法治、自由、與民主。這是全國上下一致的「共識」,這也是與中共隔海競爭的最大資源。然而,談到更實質地發展法治、自由、與民主,我們卻不能不承認,那實在並非易事。因為在我們肩負的傳統包袱之中,與在目前社會因急遽變遷而產生的許多問題裡,有許多阻礙達成這個歷史性任務的成份。僅單就思想與文化的層次而言,雖然我們到處可以看到有關法治、自由、與民主的言論,但它們對中心論題的理解,卻往往是很浮泛的,常會產生望文生義,牽強附會的弊病。法治、自由、與民主在中國的發展,需要各方面的努力與各方面的配合。從思想文化方面來看,目前急需完成的工作之一是:在中文世界中出版一部根據中國人的需要,而對西方法治、自由、與民主的複雜演變過程予以忠實而明確論析的,大部頭的西方政治思想史。

  這樣一部著作不可採用坊間習見的有關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著述形式。它不可只是平舖直敘地介紹西方各個政治思想家的生平與學說;它必須環繞著國人最易感到困惑的西方政治思想中的重大論題,以各派政治思想家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為經,以各派學說曲折的傳承與發展關係為緯,加以綜合與分析。

  只有當我們確切地了解了西方法治、自由、與民主的繁複而曲折的演變過程以後,我們才能真正把西方的經驗做為參考與借鏡,然後根據我們的理想,因應我們的環境,為達成我們能力所及的目標而奮鬥。法治、自由、與民主的思想和制度本身,自有其完整性,不因時空方不同而不同。易言之,在我們了解了西方政治思想中法治、自由、與民主的演變過程以後,我們才能更確切地明瞭它們經由歷史演變而產生的特性,只有具有這些特性(或「堅硬中心」)的法治、自由、與民主,才是真正的法治、自由、與民主。然而,我們知道,即使英美兩國,由於環境的不同與歷史軌跡的不同,它們的政治思想與制度,彼此之間也有許多不同。有了這些歷史的了解以後,一方面我們可以確知法治、自由、與民主的實際內容是甚麼;另一方面我們可以針對我們的現實環境,發展具有法治、自由、與民主之完整性的,中國的法治、自由、民主。這樣一方面我們可以超脫種種形式主義論辯的窠臼(如「全盤西化」、「中國式的民主」等);另一方面,我們卻又可以更活潑地、更自由地因應歷史環境,逐步發展我們所需要的法治、自由、與民主。

  筆者自1960年負笈來美,早年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hicago)從學於當代西方政治思想家海耶克(F. A. Hayek)、博藍尼(Michael Polanyi)兩先生與阿潤德(Hannah Arendt)女士以來,一直是以西方政治思想做為主要的研究興趣之一,迄今25年間未嘗對其主要原典與重要學術專著的閱讀與思考有所間歇。筆者今年已51歲。仔細思量生平對中國當代文化與思想所可能做出的貢獻,除了有關中國思想史的一些論著以外,便是撰寫一部,分為上下兩冊,約一千頁左右的〔西方政治思想史〕。

二、方法

  本書所要探討的主要論題包括:

(a)西方猶太教與基督教傳統與政治思想的關係。
(b)希臘城邦政治所建立的「法治」的特性與產生的危機,柏拉圖與亞理斯多德對希臘民主政治的回應。
(c)自然法的起源、在中古的演變、以及與近世歐洲政治思想中的契約論的關係。
(d)中古時代如何從教會所主張的「教政合一」的理論演變成為「政教分離」的觀念。
(e)「政教分離」的觀念及制度與法治、自由、與民主的關係。
(f)文藝復興時代城市的興起與其歷史涵義。
(g)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與俗世精神對西方政治思想的影響。
(h)歐洲近世的「宗教改革」與近代國家(the State)的興起。
(i)近代國家觀念與近代主權(sovereignty)觀念。
(j)英國封建社會與近代民主憲政的起源。
(k)英國習慣法的演變與非來自理性建構的法治的建立。
(l)「判例」所構成的法理思考,法理思考與「建構性理性主義」(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的衝突。
(m)「建構性理性主義」與近代極權主義非明顯的關係。
(n)蘇格蘭哲學家們(休謨、亞當.斯密、佛格森)底「批判性理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對於在法治下的自由產生秩序的理論的突破。
(o)康德對「人的尊嚴」與法治的理論貢獻。
(p)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與近代保守主義的興起。
(q)美國對民主憲政的貢獻——以三權分立與制衡的方式限制政府權力而不削弱國家主義的貢獻。
(r)黑格爾的「歷史主義」與國家「迷思」(the myth of the state)的興起。
(s)英國功利主義的興起與民主代議制的進展。
(t)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分野與整合。
(u)工業資本主義與官僚制度所造成的人的異化。
(v)帝國主義與種族歧視在西方文明的思想淵源與西方文明內部對其改正的資源。
(w)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興起與幻滅。
(x)「福利國家」的發展與在自由主義中的意義與問題。
(y)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的呈現與面對問題的能力。

他在這個計畫書裡也附上了一份詳細的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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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別提到書目中所列的書籍,約有2/3是他在過去25年中研讀或瀏覽過。從這份書目中我們也可以看到1960-1980年代,一位關心民主與自由建構的學者,他是透過哪些著作來進行思考的。林先生對於如何建立正確思考與了解的決心一直念茲在茲,沒有放棄。1999年他又發起了一個「公民社會基本政治社會觀念研究」的計畫。他的基本關心還是:「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權、憲政、理性、公民等觀念在中文社會已經談論了一百多年,然而,表達其核心意義的語言,至今仍然呈現著破碎和混亂,究其根由,主要源自概念上的扭曲和誤解。這種現象不僅呈現在大眾媒體、政治人物、和一般人的言論之中,即使專業人士或知識分子,有不少人討論起公共事務,在涉及上述觀念時,也經常陷入語言上的破碎以及概念上的錯誤與混淆。此種情況,妨礙公共事務之討論甚鉅,自然影響到公民社會發展的方向。」(《公民社會基本觀念》「主編序」)。這個計畫在獲得國家科學委員會和余紀忠文教基金會的支持下展開了。為此他在2001年返台一年親自主持,最後在2014年出版了《公民社會基本觀念》(兩卷)。

林先生一生在文字書寫方面,堅持「撰著者應力求清晰、乾淨、有分寸,不賣弄術語,避免腐詞、文藝腔,並隨時使用『奧康之刀(Ockham’s razor)』,削去沒有必要的論點以及詞句。換言之,所寫出的都應是與條目密切有關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論點,以及為了闡釋與分析這些論點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詞、句。」(《公民社會基本觀念》「主編序」)。他把這項堅持表現在他一生所有的論著上,而形成了他獨特的書寫風格,即使因為如此而拖延出版時間,他也在所不惜。這種堅持背後的精神就是早在1980年代他就已經提倡的「比慢精神」:「只能在傳統經由創造的轉化而逐漸建立起一個新的、有生機的傳統的時候才能逐漸獲得。……這項艱巨的工作是急不來的,必須以深思與篤實的態度進行才能奏效。」(《思想與人物》自序)。

[01] 林載爵,〈燃燒的七十年代——《歷史與思想》二十年〉,《聯合報》1996.7.1。

[02]〈鍾理和、原鄉人與中國人文精神〉。

後全球化與俄烏戰爭(思想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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