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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流行音樂/產業在中國四十年:邵懿德先生訪談錄(上)

文 /黃文倩、溫伯學

編按:本文以邵懿德先生2022年6月18日在龍應台基金會主辦的「中國,細微觀察」演講系列中所講〈唱歌不簡單:流行音樂產業的四十年河東河西〉的演講稿為基礎,再由黃文倩、溫伯學進一步訪問、整理、改稿,並經邵懿德先生修正定稿。全文收錄於《思想47:多角度看動物》雜誌。

邵懿德,曾在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等多地擔任華語流行音樂的幕後操盤手多年,先後擔任過新聞集團〔V〕音樂台大中華地區總監、EMI百代唱片中國區總經理與竹書文化董事總經理、滾石移動美妙音樂執行長、北京電通廣告首席藝術顧問等職務,深諳音樂產業的結構與趨勢,旅外二十餘年現返台為文化藝術工作者。

一、前言:一粒砂、一個人、一世界

邵懿德(以下簡稱邵):「華語流行音樂產業在中國四十年」,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音樂也只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已,如果充分展開,還涉及政治轉型、社會變遷、經濟條件,包括台灣40年大環境的變動,以及與世界的聯結。是這樣的環境造就了我這一代人,這一代人喜歡什麼音樂?唱什麼歌?這些又代表什麼意義?

我本人是1997年開始定居工作在北京,前後超過20年在北京生活,也叫「京漂」。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的首都,特色就是五湖四海人口混雜,真正的北京人其實並不多。外地人落腳在北京生活不容易,但大家還是混在北京,因為這裡有家鄉不會有的機會,是全中國的縮影。

黃文倩(以下簡稱黃)您當初是在怎麼樣的機緣與時勢下,赴中國大陸工作/生活?同時具體來說,您主要的工作包括那些內容?

:1990年我退伍,之後第一份工作是到台視的外製單位《八千里路雲和月》,那時就有機會到大陸出差。我曾經陪著張大春和詩人林耀德兩人,一個拍東北線、一個拍江南,走當年乾隆走過的路線。我們去把那些事情拍下來,張大春當主持人,介紹當地的現況跟過去的歷史,那是1992年。我去過大陸的很多城市,所以對那裡有一定的理解。

那時候北京的條件還不太好,很多人在公園裡賣茶為生,一小罐茶一毛錢。我去南京的時候,南京是個大火爐,晚上睡覺都要把床搬到街上來睡。當時許多家庭還要用外匯劵,連三大件(電視、電冰箱、洗衣機)都沒有,都要靠海外的親戚送。兩岸隔絕了一段時間,開放以後,我們正好有機會看到現在的中國和過去我們想像的有什麼不同。

1993年我到TVBS工作,那還是有線台的年代。開放有線台後我做的第一個節目是《2100全民開講》,第一通call in電話就是我接的;除了這檔晚間9點到10點的政論節目,10點到11點還有一個叫《超級頻道》的綜藝節目,有《苦苓晚點名》、白冰冰的《接觸第六感》、曹啟泰的《男人放輕鬆》、黃薇的時尚節目,還有張小燕的talk show,我就負責這兩個帶狀節目。

我在TVBS主要就是負責整個製作(production)和節目的企畫、審定,底下有蠻多人的,會和他們配合,決定每次訪談的對象。還負責執行與聯合報共同合作的「台北市長選舉辯論會」,是陳水扁、趙少康和黃大洲市長。在TVBS只待了差不多一年,1994年就被挖角到香港的Channel V,它是Star TV旗下的。Rupert Murdoch在1993年併購了李澤楷做的香港衛星電視(Star TV),希望藉此透過香港進入中國,成為第一個在中國的外商媒體,發展相關業務。

定居在北京也是因為Channel V派我去開展業務。我從一個人開始,後來有4、50個人的規模。那時中國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只准許外資媒體在中國設立代表處,意思是不能有實質的盈利工作,所以我們是偷偷地做,其實是有被關的風險。但當時開展最好的兩個頻道,除了Channel V,還有ESPN體育頻道,在中國的覆蓋率和收視率都是最好的。

1997年香港回歸,同時奧運也申辦成功,中國的國族主義的情緒特別高漲。我認為從1997年到2008年,是中國無論在媒體或者生活上都相對比較開放、自由的時期。

:您定居北京是1997年,從90年代到新世紀2010年代,中國的轉變應該是很大的,兩岸三地的市場也改變了,不同歷史階段的差異性,落實到個人而言,您感受到工作與生活上那些關鍵變化?

:1997年香港回歸,同時奧運也申辦成功,中國的國族主義的情緒特別高漲。我認為從1997年到2008年,是中國無論在媒體或者生活上都相對比較開放、自由的時期,尤其是當時的半自主性的媒體很厲害,雖然都還是經過審批的官媒,但像是《南方周末》、《新周刊》、《三聯生活周刊》和後來的《財新周刊》等等,報導的面向都非常廣,甚至可以透露一些過去不敢想像的內幕消息,整個社會氣氛是比較寬鬆和自由的。

1997到2008年這段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狀況滿好的,物價又保持很低的水平,各種建設不斷地開展。以前外國人在中國只能買外銷房,到2000年左右才取消外銷房的限制,開放港、澳、台人士和外國人在中國買房,帶動起房地產經濟。那十年都是靠房地產在驅動整個經濟,同時文化層面上也熱絡地交流、發展,各領域都出現很多代表性人物。

2002年以後我就離開電視圈了,轉到唱片公司工作。2003年先是到EMI百代唱片,後來改名叫金牌大風,它收購了EMI。我先去上海待了大半年,後來又被叫回北京的辦公室,就又搬回北京。

2003年到2017年我都在做唱片公司,做音樂方面的工作,等於是從甲方跑到乙方;媒體甲方,唱片公司乙方是要來求媒體的,想要得什麼獎,都是要媒體安排、擺平的,所以有人說得獎是「分豬肉」(比喻頒獎禮「每個人都有」的情況)。但唱片公司業內還是會有公認的好作品,比如王菲、張學友的專輯,評價好是肯定的,還是有個公認標準,所以藝人會不會拿到獎,競爭還是蠻激烈的。比如BMG(屬索尼唱片)一定會要給劉德華,但環球唱片一定想給張學友,那要怎麼擺平?而且要讓他們同時出席,就要去協調,這是在甲方做媒體的狀況,但到唱片公司之後就變成我要去求媒體了,要去幫藝人爭取,整個角色就轉換過來。剛開始我蠻不適應的,一段時間後才明白唱片公司的運轉是怎麼回事。

得獎名單會是共同決定的,需要雙方承認,官方會先訂定。

二、以搖滾為起點:90年代的「非常中國」

:90年代製作的節目中,您認為有哪些曾經在中國很有影響力?

:從1997年到2002年,我們每年都會舉辦「華語歌曲榜中榜 Top 20」的頒獎典禮。每年選出20首最好華語歌曲,再選出最佳男、女歌手、最佳新人、最佳搖滾樂隊等。

我們先在台灣辦了兩屆,1997年開始嘗試在大陸辦,這類大型頒獎活動很難拿到批文,要和官方打很多交道。1997年我以慶祝香港回歸為名義,先辦了《非常中國》的慶祝晚會,找來當時北京最厲害的歌手參加演出,在一家四星級飯店的Disco House,是日本當紅製作人小室哲哉投資的空間,還滿不錯的,當時贊助商是百事可樂。

成功落地之後,在上海申請成功,1998年就把這套節目擴大。後來每一年都會找一個合作單位,我們找來中央電視台的第四台(國際頻道)合作,由我們兩家同時掛名牽頭。當時郎昆是第四台的主任,我們這邊則有台長吳雅珊和他對接。

得獎名單會是共同決定的,需要雙方承認,官方會先訂定,最佳民歌手當然是頒給宋祖英。彭麗媛當時已經非常低調,她比較活躍的時期是在80年代的春晚,她連續參加過四、五屆,可見她當時的江湖地位。但後來彭麗媛嫁給習近平後轉趨低調,宋祖英就成為民歌界的代表人物,很少人能超越她,大家也不敢把獎頒給別人。

1994年到Channel V,第一個製作的節目《非常中國》是跟音樂相關的節目,另一個是和電影有關的節目。製作《非常中國》期間,我每個月至少要飛到北京一個禮拜左右,每次去要採集8至9集的節目素材,帶回香港進行製播。為了應付大量的內容,我會事前聯繫好當地可以配合的製作單位,提供他們採訪名單。這個節目主要是以報導音樂人為主,一開始我就鎖定上不了中央電視台、主流不會報導的音樂人,這些反而都是當時外界最好奇的,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藝人。他們有一種北方漢子的形象,包括何勇、張楚、竇唯、崔健、唐朝樂隊、黑豹樂隊等搖滾音樂。

:大陸當時的媒體多元性還不大,您覺得這個節目對大陸的影響是什麼?

:當時幾乎沒有這種類型的音樂節目,央視會播出的比較像是歌唱節目或者綜藝節目的形式。《非常中國》都是外景拍攝,前期都在做搖滾樂,但是兩年過後,也幾乎都報導過了,連新疆歌王、灰狼樂隊的主唱艾斯卡爾都拍過,當時還安排他到北京的新疆街接受訪問。我特別喜歡去上海拍外景,去到巷弄裡,旁邊都會有居委會的告示,上面都是一些奇怪的標語,我就安排音樂人站在標語前面跟主持人互動,《非常中國》的表現形式比較活潑,內地節目就比較呆板一點。

:那時候要考慮收視率嗎?因為您提到Star TV只在三星級以上的賓館才看得到。?

:也有。但當時頻道還不普遍,他們不重視收視率,因為國營單位主要是必須符合政府管制和領導的要求,也沒有出現各台競爭的格局。當時還是有線電視台,後來是因為電視台改制,已經沒有有線電視台了,都被地方的省市台併成為地方台了,當然最高的還是央視。我們當初還是從有線電視的渠道讓一般老百姓看到節目。

後來大概地下音樂人報導差不多了,我就做偏流行的歌手,像是紅極一時的毛阿敏、韋唯、艾敬、屠紅剛、謝曉東等人,還有歌手出新專輯的時候我們也會去報導,所以我們每年都有題材可以做,報導的範圍和對象也擴大越來越多。

在文化圈的前輩陳冠中那幾年也在北京做「大地唱片」,他就形容這一批聚集在北京的人像是波西米亞主義者。正是因為有這一群不打領帶的「閒人」,北京才顯得好玩。

:1990年代中期,唐朝樂隊都還不能上中央電視台?

:完全不行。1993年,魔岩唱片已經去到北京了,張培仁(Landy)和賈敏恕開始在「百花錄音棚」協助製作、錄音,把竇唯、張楚、何勇和唐朝樂隊等,幾張經典專輯做出來,稱作「中國火」系列。

:當年連中央電視台都不知道這些人,您怎麼有管道知道這些非主流音樂人的重要性?

:之前就會有一些資訊。如果是了解音樂的人,就會知道北京有哪一撥人在玩搖滾,都是通過一些地下管道得知的。香港的音樂雜誌《MCB音樂殖民地》,雖然主要以介紹西洋搖滾樂、另類音樂和電子樂為主,但也會介紹相關的資訊,當時大家已經注意到中國有一批人在玩這種類型的音樂。

其次我認識了北京早期的歌手也是音樂製作人王廸,他和崔健、劉元都是一起長大的朋友,對北京圈內玩音樂的人如數家珍,透過他的人脈才結識這些朋友。

和我對接的在地製作團隊也會提供消息,我就根據這些資料去採訪。工作內容就是安排拍攝、訪問,再穿插他們的表演。《非常中國》分作三個part,每一集節目有半小時左右的時間,會要介紹三個樂隊,扣掉中間安插的廣告,每個樂隊大概有八分鐘。

:當時做這些音樂節目,大陸會審查嗎?會經過審批才能播嗎?

:我們沒有給他們審查,就偷偷帶錄影帶進去拍攝,拍完再把帶子帶走。

:所以一開始不是在大陸播映的,是拿到香港才播?

:剛開始沒有在大陸播出,因為我們是透過衛星播送,早期在中國要用到大耳朵(衛星天線)才能看得到衛星電視台。而且Star TV也只有在三星級以上的賓館、酒店才看得到,所以它並不能算是真正的落地。

後來我們和北京的有線台合作發行,簽談一個全國有線聯播網,希望盡量多找一些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有線台,大概有15到20個,每年我們會給他們一筆費用,讓他們在節目中插入廣告免費播出。這就是第二階段,我們的節目可以在有線台被看到了,除了《非常中國》還有另外一個以流行歌曲為主的《華語歌曲榜中榜》。

這個階段節目就需要被審查了。我們放了很多港、台歌曲,音樂錄影帶中絕對不能出現中華民國的意象,包括國旗、國歌、軍人、軍服等,暴力、血腥、色情也不行,北京有線電視台的節目部主任會負責審播。那時和我們競爭的頻道是MTV,他們也和我們一樣,透過有線電視台發行節目,像是《天籟村》等。

:你們算是台灣最早到大陸製作音樂電視節目的單位嗎?

:我當然是第一個,另還有一個朋友阿舌(Author,現為Legacy Taipei總經理),他是在台灣拍以另類搖滾為主題的節目,叫《U ROCK》。我們一開始也是從另類搖滾切入,因為覺得這會最吸引人,他們的生活態度很不一樣。

我在文化圈的前輩陳冠中那幾年也在北京做「大地唱片」,他就形容這一批聚集在北京的人像是波西米亞主義者*。正是因為有這一群不打領帶的「閒人」,北京才顯得好玩,五湖四海的人都在這裡。你也可以將這群無所事事地擠在北京的人視為一種「文化盲流」,我們當時就在觀察這個階層。他們其實是蠻底層的,平常也沒什麼收入,靠偶爾才有的一兩場演出過活。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撐過來的,可能也有別的兼職;每次採訪去到的地方,都是胡同裡很破舊的房子,有的在地下室,只有一盞燈,他們就在裡面排練,那時他們很喜歡玩重金屬、另類音樂,也有搞行為藝術的,我覺得那個時代的氛圍蠻有趣的。

整個頻道被包裝地非常有青少年文化的氣息,還有英美的音樂錄影帶,尤其是次文化的內容,像是Lifestyle方面,滑板、穿搭、饒舌,是最吸引他們的。

:您覺得這樣的節目有沒有影響到大陸年輕一代的作家、藝術家?台北《人間》雜誌出版過一本書,討論搖滾樂對大陸年輕一代的影響(王翔,《臨界點:中國「民謠─搖滾」中的「青年主體」》),那個影響是非常深的,不論顯性的還是隱性的。您又做搖滾又做流行,就您的觀察,搖滾樂有沒有對大陸哪些作家、藝術家有影響?

:我覺得他們喜歡的是一種外來的青少年文化的產物,這對他們的影響最大。不見得是某首歌,他們接受的是沒看過的,像MTV、Channel V節目的promo(宣傳短片),會在正式節目播出之前播放,介紹頻道的內容。這些畫面都設計得非常生動有趣,整個頻道被包裝地非常有青少年文化的氣息,還有英美的音樂錄影帶,尤其是次文化的內容,像是Lifestyle方面,滑板、穿搭、饒舌,是最吸引他們的,這些是影響比較大的層面。如果說搖滾樂對大陸哪些作家有影響,既是導演也是曾為「下半身詩人」的尹麗川和搖滾浪子何勇短暫結婚,可以說明一些當年交陪的情況,電影導演張元、張揚、姜文,還有北京爺們王朔,偶爾會有陳丹青,還有周迅、趙薇、王菲、樸樹、張亞東……,這些人總混在一起,總的來說崔健還是影響最大。

:這些元素有沒有特別受到中國當局關注,禁止你們做?

:沒有,當年其實是很自由,蠻安全的。連Disco舞廳已經開始在中國大範圍流行了,透過舞廳有更多青少年接觸到不同的音樂、舞曲,舞廳也會自己接Channel V播我們的節目。

:您提到Channel V的影響力下沉至三、四線城市,具體來說是什麼意思?

:大陸的行政區的分級是四級結構,從省級、地級、縣級、到鄉級,除此之外還有自治區、直轄市,還有特別行政區,像香港。提到這個,主要是和宣傳有關。中國那麼大,做宣傳一定以省的一級城市為主,除了北上廣深,四個超一級城市之外,光是一線城市就有15個,像是成都、重慶,光是重慶就有1億人。

在大陸要怎麼把歌宣傳到紅,對唱片公司是很重要的任務。我們會去開新歌發表會、新專輯發布會、歌手粉絲見面會,要跑遍這些一線城市。90年代比較強勢的是電台,電台很重要。當時還有《音樂生活報》,是全中國一、二線城市,超過80個電台聯合做的報紙。各個地區都會把排行前十名的歌曲列出來,透過電台的網絡形成一個排行榜,每個地區的榜單都會有加值的分數,再綜合排出名次。這個榜單對唱片公司來說很重要、很有影響力的,同時也會影響到電台的播放率。當年電台的商業操作還不是很靈活,唱片公司也不會直接付錢給電台,但我們會和電台的DJ合作。

每個省市都會有幾個大DJ出面接待唱片公司和藝人,做地陪、招呼我們吃喝玩樂,同時也要上他的節目;我們在那裡開發布會,DJ也會來當主持,我們就給他紅包,大概就是這樣。如果這個藝人是我負責的,我就要跟著去,把這些整個城市都跑遍。

:在一、二線城市的宣傳和三、四線城市的宣傳有什麼差別?畢竟大陸的城鄉差距還是很大的?

:早年是。但2000年以後城鄉差距就沒有那麼大了,城鎮的發展水平都已經不錯了,只要當地給得起錢我們就會去。舉例來說,成都附近有一個叫攀枝花市,算是一個三線城市,但周華健可能就去那裡開過四、五次演唱會。

三、四線城市還有一種特色是,有很多房地產開發商,他們是出錢的贊助商,就會邀請老闆喜歡的藝人。大陸形成一種獨特的演出市場,我們稱之為「走穴」,中國是非常龐大的市場,這其中也有很多騙子,演出完還沒拿到費用的事也常常有,也算一種地方特色。如果是唱片公司自己組織的演唱會,一定會聯繫好不同地方的promoter,賣秀給他,票房好壞和我們沒有關係,事前就會拿到一定的費用。除非像周杰倫這樣的特大牌,不但可以拿到賣秀的保底金,現在至少可以賣到1500萬人民幣,票房還可以再做分紅。

這套機制是90年代就已經開始建立起來了,當時他們製作演唱會的能力還不夠好,幾個破喇叭、支個檯子就開始唱。90年代演唱會的製作、錄音才開始起步,這也是港、台把這套模式帶進去,教會他們的。

* 參見陳冠中著,〈移動的邊界:有關三個城市及一些閱讀〉,《波希米亞北京》,頁107。

本文作者:

黃文倩,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任文學院田野調查研究室主持人,研究兩岸現當代文學與文化。著有專書《在巨流中擺渡》、《不只是「風景」的視野》、《靈魂餘溫》及期刊論文多篇。

溫伯學,淡江大學中文系畢,老派樂迷,現為《VERSE》雜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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