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流行音樂／產業在中國四十年：邵懿德先生訪談錄（上）

文 /黃文倩、溫伯學

編按：本文以邵懿德先生2022年6月18日在龍應台基金會主辦的「中國，細微觀察」演講系列中所講〈唱歌不簡單：流行音樂產業的四十年河東河西〉的演講稿為基礎，再由黃文倩、溫伯學進一步訪問、整理、改稿，並經邵懿德先生修正定稿。全文收錄於《思想47：多角度看動物》雜誌。

邵懿德，曾在台灣、香港、中國大陸等多地擔任華語流行音樂的幕後操盤手多年，先後擔任過新聞集團〔V〕音樂台大中華地區總監、EMI百代唱片中國區總經理與竹書文化董事總經理、滾石移動美妙音樂執行長、北京電通廣告首席藝術顧問等職務，深諳音樂產業的結構與趨勢，旅外二十餘年現返台為文化藝術工作者。

一、前言：一粒砂、一個人、一世界

邵懿德（以下簡稱邵）：「華語流行音樂產業在中國四十年」，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音樂也只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已，如果充分展開，還涉及政治轉型、社會變遷、經濟條件，包括台灣40年大環境的變動，以及與世界的聯結。是這樣的環境造就了我這一代人，這一代人喜歡什麼音樂？唱什麼歌？這些又代表什麼意義？

我本人是1997年開始定居工作在北京，前後超過20年在北京生活，也叫「京漂」。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的首都，特色就是五湖四海人口混雜，真正的北京人其實並不多。外地人落腳在北京生活不容易，但大家還是混在北京，因為這裡有家鄉不會有的機會，是全中國的縮影。

黃文倩（以下簡稱黃）：您當初是在怎麼樣的機緣與時勢下，赴中國大陸工作／生活？同時具體來說，您主要的工作包括那些內容？

邵：1990年我退伍，之後第一份工作是到台視的外製單位《八千里路雲和月》，那時就有機會到大陸出差。我曾經陪著張大春和詩人林耀德兩人，一個拍東北線、一個拍江南，走當年乾隆走過的路線。我們去把那些事情拍下來，張大春當主持人，介紹當地的現況跟過去的歷史，那是1992年。我去過大陸的很多城市，所以對那裡有一定的理解。

那時候北京的條件還不太好，很多人在公園裡賣茶為生，一小罐茶一毛錢。我去南京的時候，南京是個大火爐，晚上睡覺都要把床搬到街上來睡。當時許多家庭還要用外匯劵，連三大件（電視、電冰箱、洗衣機）都沒有，都要靠海外的親戚送。兩岸隔絕了一段時間，開放以後，我們正好有機會看到現在的中國和過去我們想像的有什麼不同。

1993年我到TVBS工作，那還是有線台的年代。開放有線台後我做的第一個節目是《2100全民開講》，第一通call in電話就是我接的；除了這檔晚間9點到10點的政論節目，10點到11點還有一個叫《超級頻道》的綜藝節目，有《苦苓晚點名》、白冰冰的《接觸第六感》、曹啟泰的《男人放輕鬆》、黃薇的時尚節目，還有張小燕的talk show，我就負責這兩個帶狀節目。

我在TVBS主要就是負責整個製作（production）和節目的企畫、審定，底下有蠻多人的，會和他們配合，決定每次訪談的對象。還負責執行與聯合報共同合作的「台北市長選舉辯論會」，是陳水扁、趙少康和黃大洲市長。在TVBS只待了差不多一年，1994年就被挖角到香港的Channel V，它是Star TV旗下的。Rupert Murdoch在1993年併購了李澤楷做的香港衛星電視（Star TV），希望藉此透過香港進入中國，成為第一個在中國的外商媒體，發展相關業務。

定居在北京也是因為Channel V派我去開展業務。我從一個人開始，後來有4、50個人的規模。那時中國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只准許外資媒體在中國設立代表處，意思是不能有實質的盈利工作，所以我們是偷偷地做，其實是有被關的風險。但當時開展最好的兩個頻道，除了Channel V，還有ESPN體育頻道，在中國的覆蓋率和收視率都是最好的。

1997年香港回歸，同時奧運也申辦成功，中國的國族主義的情緒特別高漲。我認為從1997年到2008年，是中國無論在媒體或者生活上都相對比較開放、自由的時期。

黃：您定居北京是1997年，從90年代到新世紀2010年代，中國的轉變應該是很大的，兩岸三地的市場也改變了，不同歷史階段的差異性，落實到個人而言，您感受到工作與生活上那些關鍵變化？

邵：1997年香港回歸，同時奧運也申辦成功，中國的國族主義的情緒特別高漲。我認為從1997年到2008年，是中國無論在媒體或者生活上都相對比較開放、自由的時期，尤其是當時的半自主性的媒體很厲害，雖然都還是經過審批的官媒，但像是《南方周末》、《新周刊》、《三聯生活周刊》和後來的《財新周刊》等等，報導的面向都非常廣，甚至可以透露一些過去不敢想像的內幕消息，整個社會氣氛是比較寬鬆和自由的。

1997到2008年這段期間，中國經濟發展狀況滿好的，物價又保持很低的水平，各種建設不斷地開展。以前外國人在中國只能買外銷房，到2000年左右才取消外銷房的限制，開放港、澳、台人士和外國人在中國買房，帶動起房地產經濟。那十年都是靠房地產在驅動整個經濟，同時文化層面上也熱絡地交流、發展，各領域都出現很多代表性人物。

2002年以後我就離開電視圈了，轉到唱片公司工作。2003年先是到EMI百代唱片，後來改名叫金牌大風，它收購了EMI。我先去上海待了大半年，後來又被叫回北京的辦公室，就又搬回北京。

2003年到2017年我都在做唱片公司，做音樂方面的工作，等於是從甲方跑到乙方；媒體甲方，唱片公司乙方是要來求媒體的，想要得什麼獎，都是要媒體安排、擺平的，所以有人說得獎是「分豬肉」（比喻頒獎禮「每個人都有」的情況）。但唱片公司業內還是會有公認的好作品，比如王菲、張學友的專輯，評價好是肯定的，還是有個公認標準，所以藝人會不會拿到獎，競爭還是蠻激烈的。比如BMG（屬索尼唱片）一定會要給劉德華，但環球唱片一定想給張學友，那要怎麼擺平？而且要讓他們同時出席，就要去協調，這是在甲方做媒體的狀況，但到唱片公司之後就變成我要去求媒體了，要去幫藝人爭取，整個角色就轉換過來。剛開始我蠻不適應的，一段時間後才明白唱片公司的運轉是怎麼回事。

得獎名單會是共同決定的，需要雙方承認，官方會先訂定。

二、以搖滾為起點：90年代的「非常中國」

黃：90年代製作的節目中，您認為有哪些曾經在中國很有影響力？

邵：從1997年到2002年，我們每年都會舉辦「華語歌曲榜中榜 Top 20」的頒獎典禮。每年選出20首最好華語歌曲，再選出最佳男、女歌手、最佳新人、最佳搖滾樂隊等。

我們先在台灣辦了兩屆，1997年開始嘗試在大陸辦，這類大型頒獎活動很難拿到批文，要和官方打很多交道。1997年我以慶祝香港回歸為名義，先辦了《非常中國》的慶祝晚會，找來當時北京最厲害的歌手參加演出，在一家四星級飯店的Disco House，是日本當紅製作人小室哲哉投資的空間，還滿不錯的，當時贊助商是百事可樂。

成功落地之後，在上海申請成功，1998年就把這套節目擴大。後來每一年都會找一個合作單位，我們找來中央電視台的第四台（國際頻道）合作，由我們兩家同時掛名牽頭。當時郎昆是第四台的主任，我們這邊則有台長吳雅珊和他對接。

得獎名單會是共同決定的，需要雙方承認，官方會先訂定，最佳民歌手當然是頒給宋祖英。彭麗媛當時已經非常低調，她比較活躍的時期是在80年代的春晚，她連續參加過四、五屆，可見她當時的江湖地位。但後來彭麗媛嫁給習近平後轉趨低調，宋祖英就成為民歌界的代表人物，很少人能超越她，大家也不敢把獎頒給別人。

1994年到Channel V，第一個製作的節目《非常中國》是跟音樂相關的節目，另一個是和電影有關的節目。製作《非常中國》期間，我每個月至少要飛到北京一個禮拜左右，每次去要採集8至9集的節目素材，帶回香港進行製播。為了應付大量的內容，我會事前聯繫好當地可以配合的製作單位，提供他們採訪名單。這個節目主要是以報導音樂人為主，一開始我就鎖定上不了中央電視台、主流不會報導的音樂人，這些反而都是當時外界最好奇的，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藝人。他們有一種北方漢子的形象，包括何勇、張楚、竇唯、崔健、唐朝樂隊、黑豹樂隊等搖滾音樂。

黃：大陸當時的媒體多元性還不大，您覺得這個節目對大陸的影響是什麼？

邵：當時幾乎沒有這種類型的音樂節目，央視會播出的比較像是歌唱節目或者綜藝節目的形式。《非常中國》都是外景拍攝，前期都在做搖滾樂，但是兩年過後，也幾乎都報導過了，連新疆歌王、灰狼樂隊的主唱艾斯卡爾都拍過，當時還安排他到北京的新疆街接受訪問。我特別喜歡去上海拍外景，去到巷弄裡，旁邊都會有居委會的告示，上面都是一些奇怪的標語，我就安排音樂人站在標語前面跟主持人互動，《非常中國》的表現形式比較活潑，內地節目就比較呆板一點。

黃：那時候要考慮收視率嗎？因為您提到Star TV只在三星級以上的賓館才看得到。？

邵：也有。但當時頻道還不普遍，他們不重視收視率，因為國營單位主要是必須符合政府管制和領導的要求，也沒有出現各台競爭的格局。當時還是有線電視台，後來是因為電視台改制，已經沒有有線電視台了，都被地方的省市台併成為地方台了，當然最高的還是央視。我們當初還是從有線電視的渠道讓一般老百姓看到節目。

後來大概地下音樂人報導差不多了，我就做偏流行的歌手，像是紅極一時的毛阿敏、韋唯、艾敬、屠紅剛、謝曉東等人，還有歌手出新專輯的時候我們也會去報導，所以我們每年都有題材可以做，報導的範圍和對象也擴大越來越多。

在文化圈的前輩陳冠中那幾年也在北京做「大地唱片」，他就形容這一批聚集在北京的人像是波西米亞主義者。正是因為有這一群不打領帶的「閒人」，北京才顯得好玩。

黃：1990年代中期，唐朝樂隊都還不能上中央電視台？

邵：完全不行。1993年，魔岩唱片已經去到北京了，張培仁（Landy）和賈敏恕開始在「百花錄音棚」協助製作、錄音，把竇唯、張楚、何勇和唐朝樂隊等，幾張經典專輯做出來，稱作「中國火」系列。

黃：當年連中央電視台都不知道這些人，您怎麼有管道知道這些非主流音樂人的重要性？

邵：之前就會有一些資訊。如果是了解音樂的人，就會知道北京有哪一撥人在玩搖滾，都是通過一些地下管道得知的。香港的音樂雜誌《MCB音樂殖民地》，雖然主要以介紹西洋搖滾樂、另類音樂和電子樂為主，但也會介紹相關的資訊，當時大家已經注意到中國有一批人在玩這種類型的音樂。

其次我認識了北京早期的歌手也是音樂製作人王廸，他和崔健、劉元都是一起長大的朋友，對北京圈內玩音樂的人如數家珍，透過他的人脈才結識這些朋友。

和我對接的在地製作團隊也會提供消息，我就根據這些資料去採訪。工作內容就是安排拍攝、訪問，再穿插他們的表演。《非常中國》分作三個part，每一集節目有半小時左右的時間，會要介紹三個樂隊，扣掉中間安插的廣告，每個樂隊大概有八分鐘。

黃：當時做這些音樂節目，大陸會審查嗎？會經過審批才能播嗎？

邵：我們沒有給他們審查，就偷偷帶錄影帶進去拍攝，拍完再把帶子帶走。

黃：所以一開始不是在大陸播映的，是拿到香港才播？

邵：剛開始沒有在大陸播出，因為我們是透過衛星播送，早期在中國要用到大耳朵（衛星天線）才能看得到衛星電視台。而且Star TV也只有在三星級以上的賓館、酒店才看得到，所以它並不能算是真正的落地。

後來我們和北京的有線台合作發行，簽談一個全國有線聯播網，希望盡量多找一些願意和我們合作的有線台，大概有15到20個，每年我們會給他們一筆費用，讓他們在節目中插入廣告免費播出。這就是第二階段，我們的節目可以在有線台被看到了，除了《非常中國》還有另外一個以流行歌曲為主的《華語歌曲榜中榜》。

這個階段節目就需要被審查了。我們放了很多港、台歌曲，音樂錄影帶中絕對不能出現中華民國的意象，包括國旗、國歌、軍人、軍服等，暴力、血腥、色情也不行，北京有線電視台的節目部主任會負責審播。那時和我們競爭的頻道是MTV，他們也和我們一樣，透過有線電視台發行節目，像是《天籟村》等。

黃：你們算是台灣最早到大陸製作音樂電視節目的單位嗎？

邵：我當然是第一個，另還有一個朋友阿舌（Author，現為Legacy Taipei總經理），他是在台灣拍以另類搖滾為主題的節目，叫《U ROCK》。我們一開始也是從另類搖滾切入，因為覺得這會最吸引人，他們的生活態度很不一樣。

我在文化圈的前輩陳冠中那幾年也在北京做「大地唱片」，他就形容這一批聚集在北京的人像是波西米亞主義者*。正是因為有這一群不打領帶的「閒人」，北京才顯得好玩，五湖四海的人都在這裡。你也可以將這群無所事事地擠在北京的人視為一種「文化盲流」，我們當時就在觀察這個階層。他們其實是蠻底層的，平常也沒什麼收入，靠偶爾才有的一兩場演出過活。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撐過來的，可能也有別的兼職；每次採訪去到的地方，都是胡同裡很破舊的房子，有的在地下室，只有一盞燈，他們就在裡面排練，那時他們很喜歡玩重金屬、另類音樂，也有搞行為藝術的，我覺得那個時代的氛圍蠻有趣的。

整個頻道被包裝地非常有青少年文化的氣息，還有英美的音樂錄影帶，尤其是次文化的內容，像是Lifestyle方面，滑板、穿搭、饒舌，是最吸引他們的。

黃：您覺得這樣的節目有沒有影響到大陸年輕一代的作家、藝術家？台北《人間》雜誌出版過一本書，討論搖滾樂對大陸年輕一代的影響（王翔，《臨界點：中國「民謠─搖滾」中的「青年主體」》），那個影響是非常深的，不論顯性的還是隱性的。您又做搖滾又做流行，就您的觀察，搖滾樂有沒有對大陸哪些作家、藝術家有影響？

邵：我覺得他們喜歡的是一種外來的青少年文化的產物，這對他們的影響最大。不見得是某首歌，他們接受的是沒看過的，像MTV、Channel V節目的promo（宣傳短片），會在正式節目播出之前播放，介紹頻道的內容。這些畫面都設計得非常生動有趣，整個頻道被包裝地非常有青少年文化的氣息，還有英美的音樂錄影帶，尤其是次文化的內容，像是Lifestyle方面，滑板、穿搭、饒舌，是最吸引他們的，這些是影響比較大的層面。如果說搖滾樂對大陸哪些作家有影響，既是導演也是曾為「下半身詩人」的尹麗川和搖滾浪子何勇短暫結婚，可以說明一些當年交陪的情況，電影導演張元、張揚、姜文，還有北京爺們王朔，偶爾會有陳丹青，還有周迅、趙薇、王菲、樸樹、張亞東……，這些人總混在一起，總的來說崔健還是影響最大。

黃：這些元素有沒有特別受到中國當局關注，禁止你們做？

邵：沒有，當年其實是很自由，蠻安全的。連Disco舞廳已經開始在中國大範圍流行了，透過舞廳有更多青少年接觸到不同的音樂、舞曲，舞廳也會自己接Channel V播我們的節目。

黃：您提到Channel V的影響力下沉至三、四線城市，具體來說是什麼意思？

邵：大陸的行政區的分級是四級結構，從省級、地級、縣級、到鄉級，除此之外還有自治區、直轄市，還有特別行政區，像香港。提到這個，主要是和宣傳有關。中國那麼大，做宣傳一定以省的一級城市為主，除了北上廣深，四個超一級城市之外，光是一線城市就有15個，像是成都、重慶，光是重慶就有1億人。

在大陸要怎麼把歌宣傳到紅，對唱片公司是很重要的任務。我們會去開新歌發表會、新專輯發布會、歌手粉絲見面會，要跑遍這些一線城市。90年代比較強勢的是電台，電台很重要。當時還有《音樂生活報》，是全中國一、二線城市，超過80個電台聯合做的報紙。各個地區都會把排行前十名的歌曲列出來，透過電台的網絡形成一個排行榜，每個地區的榜單都會有加值的分數，再綜合排出名次。這個榜單對唱片公司來說很重要、很有影響力的，同時也會影響到電台的播放率。當年電台的商業操作還不是很靈活，唱片公司也不會直接付錢給電台，但我們會和電台的DJ合作。

每個省市都會有幾個大DJ出面接待唱片公司和藝人，做地陪、招呼我們吃喝玩樂，同時也要上他的節目；我們在那裡開發布會，DJ也會來當主持，我們就給他紅包，大概就是這樣。如果這個藝人是我負責的，我就要跟著去，把這些整個城市都跑遍。

黃：在一、二線城市的宣傳和三、四線城市的宣傳有什麼差別？畢竟大陸的城鄉差距還是很大的？

邵：早年是。但2000年以後城鄉差距就沒有那麼大了，城鎮的發展水平都已經不錯了，只要當地給得起錢我們就會去。舉例來說，成都附近有一個叫攀枝花市，算是一個三線城市，但周華健可能就去那裡開過四、五次演唱會。

三、四線城市還有一種特色是，有很多房地產開發商，他們是出錢的贊助商，就會邀請老闆喜歡的藝人。大陸形成一種獨特的演出市場，我們稱之為「走穴」，中國是非常龐大的市場，這其中也有很多騙子，演出完還沒拿到費用的事也常常有，也算一種地方特色。如果是唱片公司自己組織的演唱會，一定會聯繫好不同地方的promoter，賣秀給他，票房好壞和我們沒有關係，事前就會拿到一定的費用。除非像周杰倫這樣的特大牌，不但可以拿到賣秀的保底金，現在至少可以賣到1500萬人民幣，票房還可以再做分紅。

這套機制是90年代就已經開始建立起來了，當時他們製作演唱會的能力還不夠好，幾個破喇叭、支個檯子就開始唱。90年代演唱會的製作、錄音才開始起步，這也是港、台把這套模式帶進去，教會他們的。

* 參見陳冠中著，〈移動的邊界：有關三個城市及一些閱讀〉，《波希米亞北京》，頁107。

本文作者：

黃文倩，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任文學院田野調查研究室主持人，研究兩岸現當代文學與文化。著有專書《在巨流中擺渡》、《不只是「風景」的視野》、《靈魂餘溫》及期刊論文多篇。

溫伯學，淡江大學中文系畢，老派樂迷，現為《VERSE》雜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