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黃文倩、溫伯學
編按：本文以邵懿德先生2022年6月18日在龍應台基金會主辦的「中國，細微觀察」演講系列中所講〈唱歌不簡單：流行音樂產業的四十年河東河西〉的演講稿為基礎，再由黃文倩、溫伯學進一步訪問、整理、改稿，並經邵懿德先生修正定稿。全文收錄於《思想47：多角度看動物》雜誌。
四、網路時代的流行音樂／產業發展與兩岸三地互涉
黃：您怎麼看港、台音樂的時代變化，又如何相互影響？
邵：80年代的香港和台灣已經被稱為是「亞洲四小龍」，70年代香港總督麥理浩政府採取經濟上「積極的不干預」政策，全面放開市場自由競爭。台灣則有蔣經國總統主持的十大建設，推動台灣產業轉型，經濟發展有成。80年代流行音樂產業也粗具規模，本土三大唱片公司寶麗金、滾石、飛碟主導了華語樂壇的半壁江山。港台音樂創作人已經敏感到二地城市化的節奏與本土在地創生的趨勢，粵語歌曲Canto-Pop成為香港音樂的主流，台灣則是脫離了大中國意識，轉而關注本土成長經驗，尋根溯源族群身分的認同。社會管制也開始鬆動，直到政府宣布解嚴，過去的禁忌鬆綁，響往民主自由開放社會的力量沛然成形，旺盛的消費力，也構成港台流行音樂的第一波高潮。
由於亞洲經濟市場強勁增長，跨國公司操作的模式通常將亞洲總部設在澳洲、新加坡或是香港，以此作為跳板前進中國。香港人有英文好的優勢，又得天獨厚理解西方人的商業思維，很快香港建立起一個涵蓋中港台的「大中華市場」，以香港為中心設區域辦事處，在台灣設立在地分公司，從金融、傳產業到廣告、影視、音樂，幾乎清一色由港人擔任高層管理的工作，進一步擴散港台音樂對中國的影響，並建立起產業規模。
1993年張學友的國語專輯《吻別》僅僅在台灣就創下了136萬張的銷售量，整個大中華區超過400多萬張，這個銷量在全球僅次於當年的麥可傑克森，瑪丹娜還排在他後面。當年也只有滾石推出的「天王殺手」周華健能與之匹敵。
香港的唱片高層已經順利打造好張學友、劉德華、郭富城、黎明「四大天王」的品牌，加上精心製作的演唱會（show），賣秀走穴是一門好生意。港台明星在大陸各地舉辦萬人演唱會或是歌迷見面會，主要靠報紙、電視、電台賣力的宣傳（早年很多演出都是電台主持人牽頭主辦的），已經將影響力下沉到大陸三、四線的城市。
這40年可以千禧年（2000年）區分為前20年、後20年。前20年可以說是傳統唱片產業從轉型時代到黃金時代。後20年則是全球音樂產業進入網路時代，面臨「唱片巳死」，獨立音樂人崛起的時代。
黃：影響力下沉到三、四線城市是什麼意思？你覺得當中有什麼樣的價值與限制？
邵：港台的優勢還包括80年代中一直延續到90年代末的港台影視產品，電視熱播瓊瑤、金庸的電視劇，港產片大量湧入大陸時興的錄像廳，或是以VCD、DVD設備放映的家庭。港片中穿插的歌曲配樂，葉麗儀的〈上海灘〉、黃霑的〈滄海一聲笑〉、羅大佑創作，陳淑樺演唱的〈滾滾紅塵〉，無不透過影視劇滲透進入各個角落。這對港台音樂影響中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大陸的影視劇也有樣學樣，劉歡、孫楠是90年代崛起的歌手，不像其他歌手有黨國八股色彩，他們的聲音同樣風靡全國。
下沉到三、四線城市表示你的歌和人都火了，一首歌就夠吃十年，藝人的巡演可以從一線到四線城市跑十年。某種程度他的價值有點像是美國的鄉村音樂，幅員遼闊的國家非常接受這樣的藝人而不會厭倦。他的限制是，藝人如果只是吃他的老本，終有山窮水盡的一天。
黃：這個過程中，香港可有獨特的地位？
邵：九七金融危機到2000年，香港陷入低潮，似乎失去往日的風光。台灣反而絕地逢生，湧現一大批新人站上舞台。周杰倫2001年首次取代四大天王在頒獎典禮拿到最佳男歌手獎，五月天、F4、蔡依林、孫燕姿、林俊傑、潘瑋柏、陶喆、伍佰、張惠妹、王菲、林憶蓮、陳奕迅……，已經實現音樂的世代交替，而這批港台歌手又影響了大陸20年。1996年以後，幾乎各國際唱片公司都在大陸設立辦事處，尋求發行和簽約大陸藝人的機會，進一步擴大市場的版圖。
香港北上尋求機會，他的獨特地位就逐漸消失了，像是港片一樣，本土的音樂人越來越困難。
黃：照您的說法算起來，香港和台灣一共影響了大陸40年？
邵：這40年可以千禧年（2000年）區分為前20年、後20年。前20年可以說是傳統唱片產業從轉型時代到黃金時代。後20年則是全球音樂產業進入網路時代，面臨「唱片巳死」，獨立音樂人崛起的時代。
就像房地產行業一樣，早期港商結合中央與地方政府，聯手開發地皮進行城市改造，帶來一整套商業模式。這個模式被大陸精明的商人照搬全收，2000年後大陸的地產開發商強勢崛起，經過20年的野蠻生長，今天前十大地產集團已經沒有港商了。
1995年微軟發表Windows 95，代表網路電腦時代巳經席捲全球。2001年網路科技泡沫破裂，經濟停滯，科技巨頭集體過冬。此時的音樂產業亦面臨前所未有的網路衝擊，盜版MP3充斥網上，免費下載歌曲，使得全球唱片銷量狂跌，業者束手無策。2002年以搜索引擎起家的百度，推出MP3在線音樂服務，內地許多自製歌曲，成為排行榜前十，例如2003年刀狼的〈2002年的第一場雪〉，2004年楊臣剛的〈老鼠愛大米〉，都是當年冠軍。
溫：我自己在2015前後聽了很多獨立音樂，那時候剛好是宋冬野、萬能青年旅店在台灣很紅的時候，當時會感覺在同溫層裡會有一個被文化入侵的焦慮，大家也有在討論「中國腔」這件事，但是到了草東沒有派對起來之後，情勢又有點反轉過來，變成中國很多音樂節主打的藝人都是台灣的樂團。所以就您的角度觀察，有這樣的改變嗎？
邵：說到音樂節，大陸有太多音樂節了，在疫情前，每年有300多場，幾乎每天都有。至於邀請什麼樣的藝人，還是看音樂節的定位。「簡單生活節」因為是台灣團隊辦的，主要就會多請台灣藝人，像伍佰、劉若英、陳珊妮、陳綺貞都是偏向流行的常客；大陸辦的「迷笛音樂節」就比較支持地下樂團，如木馬、腦濁這些比較不知名的樂團，但也邀請草東。最具影響力的「草苺音樂節」則兩者兼有，他們對前衛的藝人有很好的鑑賞能力，常見推動演出在內地走紅。
音樂節有個限制，就是藝人的新鮮感越來越低，但artist list一定要好，才會吸引人，日本發展最好的就是FUJI ROCK和SUMMER SONIC。
黃：音樂節是聚集一群人，中國可以接受這種群聚嗎？扣除疫情原因，不會覺得這是一種組織行為嗎？它沒有民主威脅到政權的問題嗎？
邵：疫情前是可以的，每一個來演出的人都要審過，所以不會有問題。
黃：可以在台上罵政府嗎？因為我有一次看到一個rap，可能是在pub裡，很多詞彙都在諷刺中國政府，可是是用比較嘻哈的形式呈現。
邵：當然不行，那可能只能自己錄了放到網路上。或是一些很punk的live house，不太能浮出水面，但音樂節不一樣。大陸音樂節是慢慢發展起來的，從2005年開始，到現在有超過15年的發展，形式已經很成熟了。
黃：那為什麼他們願意吸納台灣樂團變成他們主打的藝人？
邵：有新鮮感。比如說摩登天空這家公司，本身就有超過300組藝人，所以每年就要舉辦超過60場音樂節，幾乎每三天就要辦一場，有很多舞台可以消化他的藝人。但同時也需要港台的藝人，像是香港的岑寧兒，台灣的陳綺貞、張懸，只要不再鬧出國旗事件，大陸都很歡迎這些適合音樂節的歌手。台灣的簡單生活節，再到上海、成都舉辦，現在這種型態的音樂節已經成為大陸年輕人最主流的一種消費場景。
黃：音樂節是要付費的嗎？
邵：要，而且越來越貴！原來學生免費，現在已經漲到不管學生還是成人了。成都最近有一場音樂節，9月份要舉辦，賣999人民幣。
草莓音樂節比較便宜，現在好像也漲到250塊人民幣。有些網友就在評論說，要請大牌一點的卡司才值得這個價碼，如果把Radiohead、Coldplay、Billie Ellish請來，那賣得再貴也願意付。
音樂節有個限制，就是藝人的新鮮感越來越低，但artist list一定要好，才會吸引人，日本發展最好的就是FUJI ROCK和SUMMER SONIC。這類大型的音樂活動，有好幾個舞台，各種的音樂類型都有，不同受眾都可以玩得很開心。再加上現在又有很多電音party，完全只放電子音樂，就是和西方的流行音樂文化結合在一起。
黃：音樂節的形式它主要發生一、二線城市，還是三、四線城市？
邵：現在都有，因為太多了，還有一些地方會為了造鎮，產生一種新的商業模式。例如摩登天空會和地方政府合作，政府就提供一個公園讓它掛名，讓摩登天空固定時間在這個公園裡辦音樂活動。對音樂公司來說是新的商業模式，對地方政府而言可以帶動地方經濟，雙方互謀其利。
黃：大陸引進台灣樂團加入音樂節，會不會也顯示名單比較多元，感覺比較有新意。
邵：就是有新鮮感。而且樂團本身在港台就累積了不少粉絲，這些在從數據後台都是可以查得到的。主辦方也要為自己的粉絲群做分眾，會很清楚知道樂迷買票的取向是什麼。
現在很多音樂節都有自己有APP，透過自己的APP賣票，而不是給其他的票口公司，所以他們可以把最大的利潤留在自己公司，而且要透過會員的數據，消費者的喜好，在後台完全可以看得到。透過數據就可以計算出來，下次需要請什麼類型的。這多厲害啊，一般唱片公司做不了這個事情，要全新的音樂公司才可以做到。
溫：兩邊的接受度是有差異的，中國的年輕聽眾對台灣獨立樂團的接受度比較大，但台灣的聽眾好像因為有逢中必反的情結，沒有那麼容易接受。兩邊的音樂人做出來的風味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比如像痛仰樂隊這個層級的樂團，來台灣卻只能在500人的場地表演，這個接受度的差異是不是很難去突破？或是說中國藝人很難在台灣的發展。
邵：其實崔健來演出也不到1000人看，即使他得了最佳男歌手獎也一樣，因為整個受眾不對。他們現在也沒什麼需要來台灣，在中國就已經賺很多錢了，比如周雲蓬，台灣還蠻喜歡他的，雖然他有身障的問題。還有宋冬野該是台灣文青的最愛，但是離流行還是太遠，也許以後抖音的洗腦歌手來台演出還比較受歡迎。
黃：周雲蓬在大陸現在應該粉絲還是更多。
邵：對，因為大陸的基數太大了，光他們這樣的粉絲群就已經足夠支撐他們了。
溫：我會覺得也要了解他們的生態，就是一個文化中國跟政治中國的不一樣。像李志還沒封殺的時候也都會來台灣，他也在溝通他的想法。當時李志在做一個「叁叁肆」的計畫，他希望花12年的時間，巡迴整個中國所有的地級市，他的理想是，透過這個巡演把三、四線城市的巡迴機制也建立起來，同時也賺錢。他這樣子的想法其實跟官方並不衝突，但他走到一半就被封殺了。
邵：他肯定是在微博上亂說話。大陸現在的網絡，如果去走小型的live house，或是酒吧樣的通路，絕對不只334個，現在成千上萬、太多了，真的要走是走不完的。因為他是屬於新民謠類型，帶個助理或經紀人，一個人就可以走了。如果是一個樂團，要怎麼走呢？當地的設備不見得好，各地區差異性很大，但現在大陸這種live house的網絡是蠻成熟了，所以排一次15個城市的小型巡迴是沒有問題的，利潤就有了。在台灣只有台北、台中、高雄，以外就沒有了。
溫：想請老師聊一下對崔健的理解，也是因為剛剛的問題，台灣的聽眾好像很難跨越去理解崔健的影響力。
邵：世代不同，連周杰倫這次出新專輯也是反應兩極，顯示出世代的趣味不一樣。那也不只是台灣這麼說，大陸也這麼說，說他「周郎才盡」，重複在抄襲自己以前的作品。最偉大的作品應該還是第一張，或是《范特西》，很多比較負面的評論。
溫：我之前看了《中國搖滾三十年》的紀錄片，裡面有很多人也會一直說他們覺得崔健的時代任務早已經完成了。就老師個人的觀點或是觀察，會怎麼評價崔健？
邵：崔健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徵，而且是屬於他的那個時代的象徵。他特別不一樣，在那個時候他也面臨一些大的變動，比如剛剛改革開放、八九事故，還有摸索怎麼走音樂這條路，他又是真正的詞曲創作者，而且他的音樂形式又包括爵士、rap跟rock，幾種形式拼在一起。
我覺得我們可以拿美國的一個例子來比較，對於時代的影響力，他有點像Bob Dylan。雖然2000年以後他推出新專輯，但小朋友不會知道他是誰，關注度也不夠，這是一樣的。前陣子過世的Leonard Cohen也是一樣，但是他們已經在那個年代樹立一個標竿，到了那個高度，既然有那個高度，他只要繼續保持他的創作就可以了，最後拿一個終身成就獎。終於中央電視台要頒給崔健了，但也不一定。
現在這個時代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還是會有新的朋友會去了解他的音樂、他的創作。崔健也想追上這個時代，在歌曲內容裡頭他也表現出他了解什麼是飛狗、什麼是抖音等等，雖然他寫的東西見仁見智，我們也可以批評，就像批評周杰倫一樣。但我覺得當他已經達到那種高度以後，沒有必要再去質疑他，像這樣有創作能力的歌手，也跟羅大佑一樣，他還是在做他們自己該做的音樂這條路。
用戶喜歡誰，中國移動每個月就主打誰，這個主打對唱片公司來說就很重要了，它就專門在做這個壟斷的事情。所有唱片公司都把版權交給它，再跟他們拆帳，但也不清楚拆帳透不透明。
溫：老師有提到中國的整個音樂產業的主導權慢慢被電信公司取代。我自己在摸索中國流行音樂的過程中，比較難像台灣通過一個個唱片公司，有線索的去了解整個脈絡，會不會也是因為這個主客易位的關係，所以所謂唱片產業，比較沒有辦法在中國被完整建立起來？
邵：這個事情要從2001年網路泡沫開始談起，所有大陸網站全部掛掉，包括百度、搜狐、網易，幾乎都在美國要下市了，後來是網易的老闆丁磊，去韓國學習了他們的電信公司在做的Ringtones、Ringing Bell，彩鈴、彩信、回鈴，才救回來。
用戶透過電信發的短訊，每一則就可以有一毛或一塊的收入，網易找電信業者合作，用這個彩信彩鈴把公司救回來。彩信需要背景音樂，這個時候他們就開始在上面操作，去蒐集這些歌的版權，來賣這個東西。那還是門戶網站的時代，2006年，中國最大的電信公司：中國移動，就在成都成立了一個音樂基地，把各大唱片公司協調起來，在它的網路服務底下來發展彩信。
中國移動把所有的音樂版權收集起來，最後再跟唱片公司拆帳，要把網路公司踢出去。這時候那些網路公司、門戶網站已經躲過了要滅亡的時期，又經營起廣告、手遊等，有別的盈利方法，所以他們就把彩信的經營轉給中國移動。
中國移動還辦了一個音樂會，透過手機發給各個粉絲連結，送演唱會的門票。用戶喜歡誰，中國移動每個月就主打誰，這個主打對唱片公司來說就很重要了，它就專門在做這個壟斷的事情。所有唱片公司都把版權交給它，再跟他們拆帳，但也不清楚拆帳透不透明。後來中國移動又透過一個叫SP的公司取代門戶網站做sevice provider，是做後台的小型的電信公司，專門製作彩鈴，或者是一段相聲也可以拿去騙錢，例如吉祥三寶當初紅的時候，就放一段吉祥三寶的音樂，像是〈老鼠愛大米〉會紅就是透過彩鈴，還有〈秋天不回來〉、〈香水有毒〉等，都是這個機制下的產物，紅遍全大陸，當年的音樂都是這麼出來的。
電信公司、中國移動再加上SP的合作，就變成很大的一個壟斷集團。唱片公司就倒楣了，也不知道收不收得到錢。那個時候滾石唱片也加入投資，成立滾石移動，就是想做類似SP的公司，剛開始做得不錯，後來也倒閉了，跟高層也有些關係，很可惜。整件事後來產生一個大弊案，成都的移動音樂基地的音樂總監捲款潛逃到加拿大去，抓也抓不回來，後來中國移動就把音樂的部門縮小，現在就變得沒那麼大影響力了。
溫：所以那時候唱片公司的內容會受制於這個中國移動的選擇嗎？
邵：一方面我們面臨mp3盜版，一方面彩鈴這個利潤，都被電信公司拿去了。唱片公司回過頭還是得靠演出去掙錢。
溫：所以可以說中國比較沒有醞釀的時間，像台灣建立一個相對完整的詞、曲、編、錄、唱的合作體系，到後期A&R的流程等等。要去理解，可能都必須透過選秀節目，或是從某一張專輯發現某一個製作人很厲害，它是一個、一個冒上來的，而不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的感覺。
邵：不能這麼說，我在90年代認識王菲的製作人張亞東已經很厲害了，在90年代末產業鏈也很成熟和港台一致了。
如果說是一種封閉循環的產業鏈，《中國好聲音》曾經想這樣做，先做了一個節目，有選秀歌手上來，然後它想把這些人全部先簽下來，簽好賣身契，《超級女聲》、《超級男聲》也是這種型態。全部簽完了以後，放在一家民營娛樂公司裡——因為電視台是國營的，不能做這種事——在民營公司裡誰持有股份有是學問了，《中國好聲音》是那英和她姊姊有一半以上股份，湖南衛視是天娛，有龍丹妮做得很大。他們就是透過這種方式形成一種閉環，選完秀以後形成很大的影響力，再組織演唱會、全國巡演，利潤都歸到這個公司，就不是屬於體制內，但可能要反饋一些給體制內的費用。他們現在這種互相交叉補全的關係，我搞不清楚了。
這種就屬於比較閉環的產業模式，有造星的能力。騰訊現在也想做，就找網紅、自己上傳音樂的人，把他們集中起來，幫他們找製作人，好的專業詞、曲作者幫他們寫歌，然後上傳成短視頻去抖音神曲，後面再透過數據、AI算出誰最受歡迎，最後再組一個拼盤去巡演，這就是騰訊現在在做的事情。所以整個排行榜下來，會發現怎麼這些歌都沒聽過！但可能在二、三線城市都很流行，現在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像台灣的樂團落日飛車就是這樣，已經有一定流量之後，直接跟Spotify母公司談藝人協議。當你的作品有價值了以後，就可以直接跟平台談。
黃：網路時代的盜版狀況怎麼樣？
邵：網路時代，是從把CD的格式變成MP3開始。在大陸叫「馬屁三」，很多音樂人很痛恨MP3，因為數位化之後，資源就會很快貼在網路上，不論是國外還是國內，這些檔案馬上就被下載了。
百度當年看到這個趨勢，就把很多盜版網站連接起來，在自己的頁面上做了一個MP3的排行榜，變相鼓勵大家下載盜版。中國當年剛加入WTO不久，還沒有管制著作權的問題，業界希望能告百度，因為它幾乎已經把產值整個吸收殆盡了，但訴訟也沒有用。2005年四大唱片（環球唱片、華納唱片、Sony BMG及EMI），加上香港的公司一共有七大唱片一起告百度侵權，在北京的法院，最後百度被判敗訴，但只賠了167萬人民幣；2008年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告百度，也只賠了106萬，到了2011年他們成立了一個詞曲創作人聯盟，由高曉松牽頭，幾百人湊在一起，要求百度下線、道歉、賠償，但最後也不了了之，從2000年到2011年都是這樣。
黃：這件事情對港台音樂圈的影響是什麼？
邵：實體唱片的銷售量大幅下降。新世紀以前，也就是電腦出現以前，應該是實體唱片的黃金時代。其實唱片公司也是自己革自己的命，發明CD取代了黑膠唱片，黑膠的盜版成本很高，但因為黑膠唱片的成本占預算的50%，CD的成本只要10%，所以幾家唱片公司就聯合起來發行CD，殊不知網路時代一來，CD介質很容易就被變成音樂檔案的格式上傳到網路上。
黃：音樂圈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邵：一直抗議啊，香港、台灣都有人上街頭抗議，但是沒用，大陸政府也是從2015年才開始認真重視這個問題。
現在Apple Music、Spotify等串流媒體上的音樂都是正版的，一定要唱片公司授權，Spotify到現在還在賠錢，就是因為付出太多版權金，那是最大的成本支出。反過來說，唱片公司也必須靠這個授權金繼續維持運營，對它來說這是很大一筆收入。雖然實體收入下降，但唱片公司從串流媒體的授權金能拿到更多的錢回來，這幾年世界三大唱片公司都是賺錢的，市值也越來越高。版權現在是最值錢的，Rupert Murdoch把FOX賣給迪士尼，就有277億美金的價值。現在的唱片公司還能存活就是因為有足夠大的曲庫，台灣的滾石音樂現在就是靠授權給幾家不同的串流媒體存活。
黃：小眾歌手、個體戶做音樂是不是比較難生存？
邵：不一定，他們也有自己的管道，例如YouTube，或者台灣有個網站叫Street Voice，是張培仁創辦的中子創新所經營的，會推很多新人，任何人都可以上傳自己的創作；如果是用英文創作，也可以上傳到國外的網站，或者直接跟Spotify談，不一定要經過唱片公司。像台灣的樂團落日飛車就是這樣，已經有一定流量之後，直接跟Spotify母公司談藝人協議。當你的作品有價值了以後，就可以直接跟平台談，平台方會有點播量與分紅的計算公式，這些錢對於新的音樂人來說不一定夠，但如果能幫助行銷、產生流量，就以機會透過線下的演出賺錢。
網路、電信業者主導平台，邊緣化音樂內容的生產者，造成一個歧型的格局。某內地論者稱：「似乎存在著兩個華語樂壇。一個在江湖之上，打造魔音貫耳、批量生產、算法分發的網絡『神曲』，一個在殿堂之中，遵循傳統製作流程，工業化淬煉高品質音樂。」
黃：你們當年如何因應百度所推出的MP3在線音樂服務？在中港台流行音樂史上，有過什麼樣的鬥爭或矛盾嗎？
邵：從互聯網門戶網站到移動互聯網，傳統音樂產業從2000年至今面臨五大挑戰，分別是：演進的過程是從盜版MP3、經選秀、經彩鈴、再經串流媒體，到短視頻。簡單說就是從音樂盜版網站、經電視綜藝節目、經電信運營商、在線串流音樂，到短視頻直播。這些平台不但有集資的能力，而且取代唱片公司擁有推紅歌曲的話語權，唱片公司也必須適應平台造星的能力，尋求優勢互補的合作機會，但是主客易位巳經顯而易見。
回顧80年代大陸本土的唱片公司還在低度發展，除了盜版或是找人模仿港台歌曲「扒帶子」（直接抄襲），自身並不具有開發包裝藝人，對產品導向、企劃、製作、行銷、發行的完整能力，甚至對版權合約的認識也一知半解，又充斥許多魚目混雜的騙子，因此市場總是一鎚子買賣，很難坐實坐大。
90年代初，大陸的唱片公司才開始粗具規模，並有南北之分。北京，滾石唱片王牌企劃張培仁自組「魔岩唱片」，找到唐朝樂隊和竇維、張楚、何勇等組成「中國搖滾新勢力」，並在1994年到香港演出大獲好評，可惜日後拆夥無功而返。港人為Beyond樂隊填詞的劉卓輝成立「大地唱片」，由陳冠中擔任總經理，找來製作人黃小茂和高曉松，1994年推出「校園民歌1」，在大陸引起轟動，老狼主唱的〈同桌的你〉至今還是經典歌曲。並且推紅了艾敬〈我的1997〉。另一位港商Lesli 成立「紅星唱片」，簽約藝人田震、鄭鈞、黑豹樂隊、許巍均為一時之選，還有「京文唱片」、「正大國際」等，成為中國流行音樂的中堅力量。
南方，廣州「新時代唱片公司」，簽下了有「甜姐兒」之稱的楊鈺瑩，她的專輯在訂貨會上預訂已經破百萬張，本土唱片公司已經摸索出新的商業模式。此後，內地本土唱片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設立，國際與本土唱片公司合縱連橫的戰國時代來臨了。
2006年湖南衛視製作一檔選秀節目《超級女聲》，沒想到這個節目一炮而紅，選秀透過手機短信投票的方式（這也是盈利的方式），選出前三名人選。李宇春成了當年的風雲人物，甚至吸引粉絲在全國各城市的地鐵口為她拉票，這種「類民主」的行為，後來被官方叫停，李宇春成為本土產生的新偶像。
黃：這一段歷史的變化，跟科技的進展有一定的關係吧？
邵：2007年賈伯斯發布蘋果第一代智慧型手機，改變了世界，從此在線音樂下載，存儲在手機上聆聽的習慣，巳經成為全球時尚。
2008年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原鮑家街43號樂隊主唱汪峰，脫隊單飛主唱的歌曲〈飛得更高〉、〈我愛你中國〉，大獲成功，是官方體制一致認可符合國情的主旋律。大陸歌手扭轉港台的影響，已經頗具成效，「中國崛起」已經成為舉國上下的唯一敍事。
2010年後，挾帶龐大資本的網路巨頭，開始試水音樂的在線運用，騰迅、網易、阿里巴巴、百度，分別透過併購或合作的形式，瓜分了在線音樂市場，搶奪獨家正版授權的歌曲，這使得傳統唱片公司因為銷售曲庫而有利可圖，但是主導作用巳經邊緣化。
網路、電信業者主導平台，邊緣化音樂內容的生產者，造成一個歧型的格局。某內地論者稱：「似乎存在著兩個華語樂壇。一個在江湖之上，打造魔音貫耳、批量生產、算法分發的網絡『神曲』，一個在殿堂之中，遵循傳統製作流程，工業化淬煉高品質音樂。」，什麼是「好音樂」？沒有流量就是不存在的音樂？正在考驗今天的音樂產業。
但是無可避免，科技創新已經變革傳統唱片公司的命，港台流行音樂主導的地位，已經讓位給大陸土生土長的偶像明星和快歌熱舞，唯今之計，是與狼共舞，還是另闡蹊逕？
黃：抖音、B站、快播、小紅書，這些短視頻平台，推出的「神曲」排行榜是否決定了華語音樂的未來？
根據IFPI國際唱片協會的統計，2018年中國巳經超過韓國成為全球第六大音樂銷售國，整個亞洲區域則是全球第二大。中國大陸市場的強勢崛起，對音樂人而言到底意味什麼？
邵：摩登天空是一家創立於1997年的公司，創辦人沈黎輝剛開始只是為了自己擔任主唱，模仿英式搖滾樂團的「清醒樂隊」出專輯而成立的。一直以來都是indie的廠牌，簽約一些玩另類搖滾、龐克、電音的小公司。2006年一度面臨倒閉，卻因為把所有身家財產全部押上搞了「摩登天空音樂節」，二年後又創立「草莓音樂節」，透過這個音樂節活動盈利起死回生。目前已經成長為公司員工將近400人，簽約樂團藝人超過300組，每年運作超過30個音樂節，數百場演唱會，在紐約、倫敦成立分公司的大型音樂王國，這簡直是大陸本土唱片公司的奇蹟。摩登天空清楚意識到自己和網路平台公司的不同，他們以音樂藝人內容為核心，注重場景體驗，滿足分眾用戶的需求。網路平台公司則是把用戶、流量當成核心，在資本市場的支撐下，可以大量生產網紅歌手和網路神曲，這二股力量也偶有重合，目前就是分庭抗禮。
滾石唱片今年成立40週年，可謂台灣本土最老牌的唱片公司。2005年走過差點破產的陰影，近年拜曲庫授權各大流媒體平台而恢復生機。今年為紀念滾石40特別企畫一個專案叫「滾石撞樂隊」，挑選兩岸40支樂隊改編翻唱滾石歷年的經典歌曲，這個企畫無疑是新舊傳承的「老歌新唱」。對於年輕世代來說，簽約主流唱片公司對他們來說也許不重要，更多的年輕人自主經營YT,IG,從詞由創作、影音內容到行銷都不假外求，唱片公司與這些獨立音樂人合作，也必須提升自己的加值服務，用更好的團隊與企劃，協助歌手樂團更上層樓。
平台就像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洗腦神曲固然能火一陣子，我們還是要看待藝人的完整表演水平，是不是言之有物，對創作有所革新。
常有人問我什麼是「巨星」？放長時段來看，巨星是非常少的，韓國BTS,Black Pink紅成這樣，可能都算不上。對音樂的貢獻從歷史看，19世紀現代樂派取代古典樂派，馬勒、史特拉汶斯基到約翰．凱吉，這個脈絡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美國從非裔藍調、咆哮爵士到酷爵士，邁爾．戴維斯（Miles Davis ）無疑是史上第一人，接下來才有麥可．傑克森。這是一個很難產生「巨星」的時代，惟有放長歷史時段，後人才能理解他們真正的力量。
除了大熱歌曲，人們更應該去聆聽這世界不同角落裡那些幽暗的聲音，越是邊緣弱勢的聲音，有一天可能成為主流。
五、結語
黃：您回顧這40年華語歌曲的滄桑歷史，有什麼感想？
邵：「好音樂」未來還是會面對新的平台與技術變革，此消彼長是全球音樂的現狀。國際唱片公司從過去的五大到今天只剩下三大，資本跨足平台與內容已經進入融合的趨勢，從音樂創作的軟體到傳播的載體一直在變，唯一不變的還是音樂人的夢想和堅持，聆聽受眾更多元包容的喜好。這個世界並不平靜，我們不免是聽「被製造出來的聲音」，即使「餘下只有噪音」。除了大熱歌曲，人們更應該去聆聽這世界不同角落裡那些幽暗的聲音，越是邊緣弱勢的聲音，有一天可能成為主流。疫情期間參加陸綜「乘風破浪的姐姐」王心凌爆紅，台劇《想見你》主題曲〈Last dance〉讓伍佰在大陸又重新翻紅，華語音樂今天你河東，明天我河西，你方唱罷我登場，很難說孰重孰輕。流行音樂巳經與文學、電影、當代藝術具有同等的高度，不斷吸引下個世代，繼續努力改變未盡理想的現況。
我最後的感想是：我們不能忽視烏克蘭的戰爭還在繼續，這讓人們質疑音樂在生活中的目的。但我想引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話作結：
「音樂和舞蹈讓我與世界和平相處，與自己和平相處。」——納爾遜．曼德拉
“Its music and dancing that makes me at peace with the world and at peace with myself.” ——Nelson Rolinlahla Mandela （1918-2013）
音樂帶給我們的快樂，與人們追求和平與自由的生活，並不矛盾。
本文作者：
黃文倩，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任文學院田野調查研究室主持人，研究兩岸現當代文學與文化。著有專書《在巨流中擺渡》、《不只是「風景」的視野》、《靈魂餘溫》及期刊論文多篇。
溫伯學，淡江大學中文系畢，老派樂迷，現為《VERSE》雜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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