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會挑選它的讀者，我們可能會因為形式或是內容離棄一部作品，說兩句「看不下去」或是「我以後再回來看吧」之類的場面話。梁莉姿的《僅存者手記》沒有挑選我，它沉溺、綿延展開、帶有劇痛、把傷害擰緊疊加成一條繃緊的麻繩。而我還是把它看完了。

李白（701-762）的故事不好寫。這位盛唐詩人聲名太大，傳奇太多，千百年來有無數文人歌之頌之；他的詩作如此膾炙人口，〈靜夜思〉、〈蜀道難〉、〈將進酒〉、〈戰城南〉、〈下江陵〉……早已成爲民族記憶的一部分。與李白同代的杜甫稱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無論對一人還是對一城而言，所謂「存歿」，或許以張燦輝長年研究的海德格思想來解讀最為恰當：存在就是時間，死亡則是不再有時。換言之，「我城存歿」這一命題，表面看是對香港的生與死的反思，但當多探一步，實是對香港作為時間主體的持存與消亡的探問——香港還有時間嗎？

歷史學家約翰．托許（John Tosh）說，在西方社會，男子氣概主要在家庭、工作、純男性社團這三個領域內展現。 家庭中享有權威；不當奴隸，有能力獨立賺取薪資；能在志願性質的協會、酒館、俱樂部等女性禁入的場所內形成有意義關係；這是男子氣概的傳統三大支柱。

2021年10月，聯經出版了華裔作家歐大旭最新作品《倖存者，如我們》。本書以馬來西亞作為背景，描繪了邊緣人社會中的掙扎與遊蕩，更迫使讀者反思權力、種族和階級的問題。張貴興稱這本書「奏響了世紀末一則充滿骷髏絮語和血肉溢流的難民輓歌」……

一切都只是關於藝術家如何活著，僅此而已。黃以曦在定義顏忠賢最新小說《地獄變相》時，用了這樣一句話來歸納。由於台北國際書展取消，原定的對談改為線上舉行，在鏡頭面前，顏忠賢從文學觀念、藝術史、以及電影等等面向切入，講述這部最新的作品如何寫成。

六、七○年代的蔡炎培詩作，在戲謔、反叛和玄思當中，更明顯可見的是憤怒和批評，他對香港和中國同時關注，自足的語言使他能來回於時代而不為所限。〈老K〉、〈風鈴〉、〈我們的節日〉等詩既保留了某種時代氣氛，亦以特出的個人語言和角度，作外在世界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