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性別與當歸的歷史，我們可以窺見，基於女性與血的關係確立，造成後人對於藥物看法的改變。李教授由此衍伸指出，人的「觀念改變」會影響我們對於中立科學的看法，「觀念」會影響人對待物的方式，而本草的物質文化史正是在探討藥物、知識和人之間的關聯。

陳教授認為，每一種理論，都涉及到一種approach（取徑）。我們未必需要時時刻刻使用理論，但我們可以試著理解不同的理論及其背後的預設，這就涉及到一種個別研究的取徑。性別史有性別史的理論（取徑），政治軍事史有政治軍事史的理論（取徑）。

王教授指出，1950年代臺灣的史學界尚缺乏思想史研究，主流的研究大抵聚焦於制度史的討論，以及考據和義理等議題。直至1962年，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正式出版，替史學界帶來改變的契機。

，研究者選擇的討論議題，大多和現實社會正在發生的問題有關，如難民和離散、移民與多元文化、global south等。現今的研究題目越來越趨近現代，專史的分野漸漸弱化，研究取徑也更以「問題導向」而非「專史導向」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