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文學是你自己能夠掌握的自由
文學具有潛在的淨化功能、範導功能,但它不擔負改造世界、改造社會的外在使命。寫作應當面對人生的困境,真實的人性,不需要擔負其他的外在使命,無論是階級的使命,民族的使命,還是革命的使命等。
文學具有潛在的淨化功能、範導功能,但它不擔負改造世界、改造社會的外在使命。寫作應當面對人生的困境,真實的人性,不需要擔負其他的外在使命,無論是階級的使命,民族的使命,還是革命的使命等。
不媚,才有文學的尊嚴與自由;不媚,才有作家的主權與獨立;不媚,才有作品的格調與境界。我早已提出,好作家一定要有一種獨立不移的立身態度,既不媚俗,也不媚雅。順從大眾的胃口固然不對,順從小眾的胃口也不對;刻意取悅「下里巴人」不對,刻意取悅「陽春白雪」也不對。
到了大學,就進入了「春夏之交」,我的心靈開始出現了分裂,那是文學與政治的分裂。開始是小分裂,後來是中分裂,到了「文化大革命」,則是大分裂。外面是兩個「司令部」,我心裡面也是兩個「司令部」。社會太政治化,兩條路線,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幸而有文學的積澱。文學救了我。有文學中的人性墊底,我就排除了許多「政治病毒」。
一九八九年初夏的北京風起雲湧,一夕數驚。在極端倉皇的情形下,劉再復離開北京、取道廣州轉赴香港。在此之前,劉再復身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是中國學界和文藝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性格組合論》、《論文學的主體性》、等論述廣受歡迎,儼然是八〇年代文化熱的精神指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