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具有潛在的淨化功能、範導功能，但它不擔負改造世界、改造社會的外在使命。寫作應當面對人生的困境，真實的人性，不需要擔負其他的外在使命，無論是階級的使命，民族的使命，還是革命的使命等。

不媚，才有文學的尊嚴與自由；不媚，才有作家的主權與獨立；不媚，才有作品的格調與境界。我早已提出，好作家一定要有一種獨立不移的立身態度，既不媚俗，也不媚雅。順從大眾的胃口固然不對，順從小眾的胃口也不對；刻意取悅「下里巴人」不對，刻意取悅「陽春白雪」也不對。

到了大學，就進入了「春夏之交」，我的心靈開始出現了分裂，那是文學與政治的分裂。開始是小分裂，後來是中分裂，到了「文化大革命」，則是大分裂。外面是兩個「司令部」，我心裡面也是兩個「司令部」。社會太政治化，兩條路線，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幸而有文學的積澱。文學救了我。有文學中的人性墊底，我就排除了許多「政治病毒」。

一九八九年初夏的北京風起雲湧，一夕數驚。在極端倉皇的情形下，劉再復離開北京、取道廣州轉赴香港。在此之前，劉再復身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是中國學界和文藝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性格組合論》、《論文學的主體性》、等論述廣受歡迎，儼然是八〇年代文化熱的精神指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