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余英時的學術著作與歷史研究

2021年8月1日，余英時先生與世長辭，享壽91歲。生前，余先生出版過大量的專著與文章，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在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在紐約時報的訃聞中，他晚年的同事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教授提到，當年普林斯頓大學準備聘用余英時教授時，校內的中國史學者注意到，「余英時在我們的每個專業領域都至少有一篇重要的論文。」

余先生1930年生於天津，籍貫安徽潛山，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師從錢穆先生、楊聯陞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並任康乃爾大學胡適講座訪問教授和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2001年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曾獲國際多所大學的榮譽和名譽博士學位。2006年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終身成就獎」(the 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2014年榮獲「唐獎漢學獎」。

他的研究範圍雖廣，卻並非漫無邊際。在一次訪談中，他介紹了自己的關懷。

「我研究中國文化、社會、思想史，一向比較重視那些突破性轉變的階段，所以上下兩千年都得一一涉及，但重點還是在觀其變。比如春秋戰國之際，魏晉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下面到清末民初之際，都做比較深入的研究。而至於一個時代定型之後沒有什麼太大波動的，往往置之不論，所以在學術思想史方面，我並沒有從事前人所謂『述學』或『學案』式的工作。近人多喜歡寫一個時代，或通貫性的哲學史、學術史、思想史，我避免這種方式。因為我更有興趣的是尋找兩千年中的種種變動，主要是想破除中國二千年未變的偏見，比如說兩千年都是封建社會。中國的歷史自有它變化的步調，乍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劇烈的突破或者說斷裂，但你要是拉開時間來看，在幾十年或者一百年內，就會發現變動很大，有的時候恍若隔世。」（《我走過的路》，31-32）

在這段文字中，他清楚點明了自己特別著力的五個時代：春秋戰國之際、魏晉之際、唐宋之際、明清之際與清末民初之際。

他對這些時代的關懷，分散在不同的著作中。1976年余先生在臺灣刊行的第一部論文集《歷史與思想》，由聯經出版，其中收錄多篇最具代表性的早年論著，比如轟動一時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該文完稿後，時任聯經發行人的劉國瑞先生率先送交聯合報副刊刊布，引起眾多的反響。余先生在《歷史與思想》的新版序中提到：

「最初我寫此文，完全針對著大陸的『文革』而發。我想揭示的事：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形態和組織方法上取法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正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面⋯⋯在撰寫過程中，我完全沒有聯想到台灣的政治狀態。也許是因為當時台灣的思想與言論自也受到了嚴重的限制，這才引起不少讀者對於這篇文字的共鳴。」

除了〈反智論〉一文外，《歷史與思想》也收錄〈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與〈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兩篇影響深遠的論著。在文章中，余先生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解釋從宋明儒學到清代考證學的變遷，一改當時流行從外緣角度解釋思想史演變的傾向，企圖賦予思想史本身的生命。余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也是在同樣的思路下誕生的。透過細讀這兩人的著作，余先生指出：「儘管清儒自覺地排斥宋人的『義理』，然而他們之所以從事與經典考證，以及他們之所以排斥宋儒的『義理』，卻在不知不覺中收到儒學內部一種新的義理要求的支配。」

而後，余先生的每部著作在在引發廣泛討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剖析曹雪芹筆下「烏托邦」與「現實」兩個世界的對比與照映，打開紅學研究的新境界。《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是余先生申論自先秦以迄魏晉，中國知識階層的發展和演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回應韋伯的命題，探索中唐以降禪宗、道教、儒家的交涉，特別是明清時期思想與商業發展的互動；《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則對中國思想多項核心論題進行通貫性與斷代性的觀察。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收入余先生多年來英文代表論著之中譯，勾畫中國傳統人文精神自先秦至當代的發展；《漢代貿易與擴張》考察漢代中國人與其他民族之間的關係，並審視漢朝所面臨的經濟和軍事問題；《東漢生死觀》探索東漢民間生死信仰的考察，亦論證佛教以前中國的靈魂觀與來世觀；《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則為余先生1978年作為美國漢代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執筆的總結報告及每日活動，為當代中國史學情況留下第一手紀錄。

余先生創作力旺盛，往往下筆不能自已，有多次「以序為書」之例。《重尋胡適歷程》與《未盡的才情》，就是余先生應邀為《胡適日記全集》與《顧頡剛日記》撰寫序言而誕生的作品，從生活與生命史的角度，深入兩位重要民國學人的思想與內心世界。此外，《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也是他為《朱熹全集》撰寫前言而衍生之產物，共計七十餘字，也是頗具代表的專著，而後更續寫了《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一書，闡釋他對宋代理學思想發展與政治社會環境互動之見解。

《論天人之際》則為余先生晚年代表作，利用「軸心突破」的分析概念，探討中國古代系統思想史的起源，並以比較文化史的脈絡，重建出條理井然的歷史敘事。本書脫胎自早年文章〈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而進一步闡釋了一個核心觀點，即「三代的禮樂傳統（也可簡稱「禮」）為中國軸心突破提供了直接的歷史文化背景。」他寫道：

三代以來不斷「損益」的禮樂傳統為軸心突破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歷史場所；儒、墨、道三家的創始人都自禮樂傳統中來，而對當時「禮壞樂崩」的狀態則同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感。因此他們不但各自提出如何更新這一傳統的構想，並且以此為始點而發展出互不相同的系統學說。這是中國軸心突破的展現，也是中國哲學性思維的全面而有系統的發端。

往後余先生雖無其他專著問世，但他筆耕不輟，每年仍然定期發表相當文字，無論是應邀為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百年紀念說撰寫的反思、透過訪談時對自身學術之路的梳理，抑或是針對時事所發表的針貶文字，在在都反映他深厚的學養，與對世界最真切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