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寫一部馬華儒家思想史，我們該怎麽寫？有沒有內在理路的痕跡可尋？曾慶豹在90年代處理過不少儒家與現代化的問題，但這幾年在這課題上的研究似乎沒有多少的連續，最近時而聽見對儒家強烈的呼喚，好像又露出了一些曙光，但在研究層次上我們能有多少的提昇，如何接續以往的問題與討論，那就考驗我們在長時段中投注的工夫了。

「軸心突破」指世界古代文明在發展過程中的精神大躍動，最後導至系統性的哲學史或思想史的正式發端。他對中國之「士」、印度之「苦行者」、希臘之「哲學家」和以色列之「先知」一視同仁，肯定他們都達到了同等的精神高度，因此在各自的文明中完成了內涵互異的「軸心突破」。

《朱熹的歷史世界》視野非常遼闊，它一方面解決了許多大問題，一方面為思想史及政治史留下許多值得後人繼續探討的線索：如「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如國是…

余先生是一位「休休有容」、「含弘光大」的學者，始終相信人性中較為美好的一面，並以身教向我們展示這一點。至於他的學問、天資、創造力、努力與成就，就更不在話下了。

「反智論」並非一種學說、一套理論，而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跡可尋，並不限於政治的領域。中國雖然沒有「反智論」這個名詞，但「反智」的現象則一直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