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論著】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

一　引言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一向瀰漫著一層反智的氣氛；我們如果用「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這句成語來形容它，真是再恰當不過了。但是首先我們要說明什麼叫做「反智」。

「反智論」是譯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譯做「反智識主義」。「反智論」並非一種學說、一套理論，而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跡可尋，並不限於政治的領域。中國雖然沒有「反智論」這個名詞，但「反智」的現象則一直是存在的。因為這個現象可以說普遍地存在於一切文化之中，中國自然不是例外。研究這一現象的學者都感到不易給「反智論」下一個清晰的定義，不過一般地說，「反智論」可以分為兩個互相關係的部份：一是對於「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懷疑，認為「智性」及由「智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皆有害而無益。抱著這種態度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論者」（anti-intellectualist）。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論者」和「反理性論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頗相牽纏，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別。神學史和哲學史上頗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謂徒恃理性不足以認識「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謂恃分別智不能證真如。所以一般地說，反理性論者只是對「理性」的使用際限有所保留，並非完全拋棄「理性」。「智性」在通常的用法中則涵義較「理性」為廣，並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論者之不必然是反智性論者，其道理是顯而易見的。至於這兩者之間容易牽混不分，則是因為反智論者往往喜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學說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 James）諸人的反理性論，便常成為政治和社會上反智運動的思想武器。

反智論的另一方面則是對代表「智性」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表現一種輕鄙以致敵視。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我們稱他們作「反知識分子」（anti-intellectuals）。必須指出，「反知識分子」和「反智性論者」之間的區別主要祇存在於概念上，而在實踐中這兩者則有時難以分辨。我們之所以提出這一區別，是因為社會上一般「反知識分子」常常以知識分子為攻擊的對象，而不必然要直接觸及「智性」的本身，雖則對知識分子的攻擊多少也含蘊著對「智性」的否定。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將儘量用「反智論者」一詞來兼指「反智性論者」和「反知識分子」兩者，非十分必要時不再進一步加以區別，以免引起了解上的混亂。

中國政治上的反智傳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歷史現象，我在本篇中祇能從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詳論且俟將來。首先必須說明，本文雖以討論反智論為主旨，但我並不認為中國的政治傳統是以反智為其最主要的特色。相反地，至少從表面上看，中國的傳統政治，在和其他文化相形之下，還可以說是比較尊重智性的。自漢武帝以來，尤其是隋、唐科舉制度建立之後，政治上用人遵守一定的知識標準。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最受現代人攻擊。然而撇開考試的內容不談，根據學者統計，明初百餘年間進士之來自平民家庭（即三代無功名）者高達百分之六十。這樣一種長時期吸收知識分子的政治傳統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但是判斷一個政治傳統和智性的關係，不能僅從形式方面著眼，也不能單純地以統計數字為根據。最重要的還得看智性對於政治權力是否發生影響？以及如果發生影響的話，又是什麼樣的影響？賈誼雖曾受到漢文帝的特別賞識，但是如果真如李義山所說的，「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則這種賞識並不足以說明漢文帝的政治具有智性的成份。所以我不想根據歷史上知識分子有考試入仕這一途徑，而對中國政治傳統中的智性成份加以渲染。

政治上的反智傳統不能孤立地去了解，一般地說，它是由整個文化系統中各方面的反智因素凝聚而成的。本篇之所以選擇政治思想為討論的基點，並不表示我認為思想是中國反智政治的最後來源，而是因為政治思想一方面反映當時的政治現實，而另一方面又影響後來實際政治的發展。中國先秦時代的政治思想雖然多采多姿，但主要流派祇有儒、墨、道、法四家。而四家之中，墨學在秦以後幾乎毫無影響，可以不論。因此本文的分析將限於儒、道、法三家對智性及知識分子的政治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