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儒賓
編按：依據本書作者楊儒賓教授認知，「中華民國」的理念具有重要的價值，在沒有更好的取代方案出現之前，任何政治方案如果喪失了這種理念的價值，應該不會是好的方案。很不幸地，或許還會有災難性的後果。由於「中華民國在臺灣」已是現實，本書無法迴避「中華民國」與「臺灣」的連結的問題。
「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在歷史中朗現的理念，它的另一個特殊的顯現是1949年之後，這個國家與臺灣的關係。由於這個在「中國」格局下成立的國體與現實主權所及的地區有嚴重的差距，不論人口或土地面積來看，現行的中華民國顯然無法執行「中國」一詞該有的政治責任。一個以「主權在民」自許的國家如果沒有辦法得到它的法理上的公民的支持，是不合理的。就現實政治考量，大陸中國擠在島嶼臺灣，目前的局勢就是不合理，如何解釋它的意義，不能不是項艱難的工作。
中華民國目前處於名實不符的狀況，直接的因素當然是內戰造成的，1949的共產主義革命無法渡越臺灣海峽，而原有的中華民國政府無法光復輿圖，回到革命前的原狀，長期演變，兩岸的分裂不能不成為現實。一種經驗現實常會有各種不同的政治解釋，因而也會有不同的政治方案。也正因為不同的政治解釋與政治方案背後常有不同的政治期待，這些期待往往牽涉到一些難以說清楚的情感因素，甚或政治認同因素，因而，相同的經驗世界的現實也常就不再有「相同」可言。
「中華民國」的歷史積澱是債務或是資產？
「中華民國」帶著濃厚的歷史積澱由1911走向1949走向21世紀，由中國大陸走向臺灣，它的歷史積澱是債務或是資產？「中華民國」是歷史遺留下來的麻煩問題？還是承繼歷史而持續精進的政治實體？本書對於現實的「中華民國」所衍生的政治問題無法陳述，更無法提出具體的政治方案，此事宜由政治學者去澄清，由政治人物去推動，再由全體公民去承擔。但因為依據本書作者認知，「中華民國」的理念具有重要的價值，在沒有更好的取代方案出現之前，任何政治方案如果喪失了這種理念的價值，應該不會是好的方案。很不幸地，或許還有災難性的後果。由於「中華民國在臺灣」已是現實，本書無法迴避「中華民國」與「臺灣」的連結的問題。
本書認為臺灣由於它的地理位置、歷史境遇、人口結構、文明型態、經濟模式、語言文化等等綜合起來的因素，使得它很難脫離中國。作為主權在民的國家，中華民國的人民有自決的權力，這是政治自由的體現，也是憲法賦予人民的保障。但這樣的自由是法則的權力，它不是政治意義上實質的決斷依據，實質的決斷依據需考慮到構成自由可以運作的具體條件，只有將具體條件的限制納入考量，比如前文所說的歷史境遇、人口組成、經濟模式、語言文化等納入考量，其完整思考後所下的判斷才是可靠的。就此而言，情境主體的概念還是有用的，同樣條件的華人社群安居於香港、新加坡、檳榔嶼，情境不一樣，「主權在民」所落實下來的政治選擇也不會一樣。本書認為同樣思考「主權在民」的時代需求，坐落於大陸邊緣的島嶼臺灣不能不思考它出現於歷史之後所具有的特定的性格，抽離了這個具體情境的性格就不是臺灣，因為上天將它擺放在特定的時空框架，臺灣不是香港、新加坡、檳榔嶼。
臺灣的歷史就像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區的歷史一樣，追溯其源頭，總有若隱若現的源頭，性格不甚清楚。臺灣真正有明確的文獻記載的歷史性格可說自17世紀開始，此時既是歐洲文明乘海運東來的時期，也是中國史進入所謂「近代思維」的晚明時期。四百年島嶼的歷史特性在晚近有各種說法，其中一種極有挑戰性的說法是脫離中國的「脫中」的歷史，這種脫中的史觀有各種的表述，一種表述預設了「中國」、「臺灣」之間可以本體論地分隔，臺灣擁有不言自喻地主權的性格。其說法不知不覺中常以海峽作為兩岸的分界點，臺灣的性質即在臺灣內部界定，而民主自決是此說的法源基礎，而脫中的臺灣史觀更顯示了臺灣歷史應該或已經發展的方向。本書承認「脫中」是個有現實感的史觀，就自作主宰的啟蒙精神而言，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民主自決」是「民主」這個概念的分析命題，民主如不自決，難道由「民」以外的黨國決定？就原理而言，它是有普世的價值的。但「民主自決」落實下來如何認定「民」的資格？如何認定自決可以施用的範圍？主權的擁有者如有爭議，如何解決？這中間總有許多困難的工作，有待澄清。
近世的臺灣住民如果沒有經歷日本的殖民統治、國府1949以後的戒嚴統治以及中共的武統威脅，臺灣意識也不會日益高漲。
臺灣意識的出現是晚近臺灣社會一個突顯的現象，它可以說是伴隨著臺灣近現代百年史的發展而日益明顯的，臺灣從一個非政治性的地理島嶼變成一個具有濃厚自主性格的政治島嶼，其過程可以說是從in—itself到for—itself的過程，沒有對照、對抗、對象化的過程即沒有返身自證的結果。臺灣意識的出現當然要預設「臺灣」這個共同體符號的生成的前提，如果沒有全島的交通網、全島流通的傳播媒介或相當普及的識字率，「臺灣」的共同體性格不易形成，這些造成想像的共同體的特性自然也見於臺灣。近世的臺灣住民如果沒有經歷日本的殖民統治、國府1949以後的戒嚴統治以及中共的武統威脅，臺灣意識也不會日益高漲，for—itself的結構也許就會停留於濃厚的in—itself的性格。主體總是在對照中產生，對抗的主體則是在對抗的結構中產生。
主體因相互對象化而顯，主體因反抗意識而更加確立，臺灣意識的興起有臺灣史內在的脈絡，不是憑空生起的。就人而言，作為個體性終極原理的人性總有我性（mineness、ichheit），「我性」構成了人格的統一性，但在現實的呈現中，「我」卻是關係的總和。同樣地，「關係」也可以運用到共同體的性質上去。共同體都有由地理空間走向政治空間的過程，在轉變的過程中，幾乎可以確定，共同體的住民都有經由彼此相對化或抗爭化所形成的我族或我群意識。在當代世界，我族意識和「自決」、「自治」、「自由」這些以「自」開頭的主體意識之權力分不開，民主自決的概念當然也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力，人民是國家的主體。但「自」的框架如何確立，因彼此相對化而起的「彼我」是去關係的對抗性關係？或是相互內在化的彼我關係？自決的內容及參與自決權的承擔者之認定，在現實政治上，常有極大的爭議，因為任何區域與周遭世界常有層層疊疊的交叉，禍福共同分享，歷史經驗共同分享，任何一方的獨斷自決未必是走向幸福的第一步。
原住民、漢族、荷蘭人、滿人、日本人、新住民等都在島嶼上留下業績。
本書認為從17世紀以下的臺灣的性格之展現，它始終是在關係中呈現的。它誠然是在全球化的脈絡下以世界島的面目出現於世，不同的族群與文明在這個島嶼都留下作用，原住民、漢族、荷蘭人、滿人、日本人、新住民等都在島嶼上留下業績，累積臺灣的文化資本，這種流行的敘述有其合理性。但我們還是當注意島嶼構造中的各種關係，臺灣的本質在島內與島外的連結的關係中呈現。關係有主從輕重之別，關係中則以兩岸性的關係更為根本，我們有理由將「兩岸性」視為臺灣意識重要的屬性。明鄭與滿清的鬥爭事涉兩岸性，施琅入臺是兩岸性事件，乙未割臺抗日事件是同時牽涉兩岸根本利益的國際事件，1945年的臺灣光復改變了兩岸的關係，1949年國府渡臺更是目前仍抗爭中的兩岸性事件。
所謂兩岸性事件，即是事件的承受者乃是兩岸雙方。即使放在現代的國際法的觀點考察，甲午戰敗，清廷割讓臺灣，此事牽涉到日本的因素，而且正是要造成臺海兩岸的分離。但遭受衝擊的客體主要還是包含臺海兩岸人民在內的整體大清帝國，它仍是兩岸人民精神共受創傷的兩岸性事件。綜覽臺灣史，有幾件重要的臺灣史事件不是在兩岸的架構中呈現，而同時影響到雙方的歷史行程？當臺灣意識在對抗性的結構中升起，我們不會忘了同樣一場對抗性的事件也在彼岸中國引發另一種新的中國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意識）的強化，甲午戰爭與冷戰結構對兩岸的政治意識的衝擊同樣明顯，即是明證。
兩岸的歷史鉤連甚密，文化屬性甚近，地理空間緊鄰，經濟交涉極深，這些因素不以人的意志而改變
誠然，「兩岸性」是歷史傳承下來的性格，不能束縛自由意志。它在歷史中形成，在另外的時空條件下，未必不會在歷史中隱沒。如果鄭成功驅逐荷蘭勢力失敗，或者如果明鄭與滿清談判，得以比照朝鮮保境自立；如果臺民乙未抗日成功，安穩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如果臺灣人民在1945年日本戰敗時有自覺的臺灣獨立意識，而不是舉臺同歡地慶祝臺灣光復；如果國府在1949年敗退入臺時，聯合國託管臺灣的設想成真；如果在聯合國席次保衛戰期間，國民黨政府能成功地以另類的國名棄中保臺；如果如果，這些如果都有可能發生，也都可能改變臺灣史的方向。但事實沒發生，有沒有條件發生？如何改變？這些也無從猜測。但我們知道兩岸的歷史鉤連甚密，文化屬性甚近，地理空間緊鄰，經濟交涉極深，這些因素不以人的意志而改變，兩岸性有相當明顯的結構性的因素，它同樣連帶到另一岸文化的深層構造。如果影響兩方關係的政治形勢不能只從一方的視角進入，站在結構性的基礎上思考問題，或許我們可以有另外的視野。
海德格論人的本質有「被拋性」（throwness、Geworfenheit）的提法，「被拋性」一詞在中、英文大概都不是令人怡悅的語詞，它似乎意指人被上天拋棄於空間格局之中，帶有抒情文學韻緻的語義。但此詞語只是指人的存在從來不是在一無所有的基礎上發生的，人的情境性的存在感是在每個人的境遇的前提下展現的，人在時空中的境遇是存在也是本質。我們如果將他說的被拋性之Dasein改成我們所屬的生活世界的臺灣也適用，臺灣的意義也是臺灣「被拋」於特定的時空脈絡中形成的，臺灣人的生命結構與這塊島嶼的被拋性架構密切相涉。海德格的被拋性可譯成古典中文的「命」字，「命」是限制原理，也是具體的框架原理。孟子說：「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孟子‧盡心上》）。實踐都是實踐於「命」提供的先行基礎上，認識之，消化之，並合理地回應之。穩健的判斷建立在對「命」的消化上，這才是「義」。「納命於義」並不是宿命之舉，而是思考時擴大了更寬廣的基盤，本書稱呼認識命的限制作用與落實作用而下的穩健判斷為正命原則。命是被拋性，不能選擇，人的存在即是被存在。被拋性或被存在不表示人在政治上不能選擇，而是選擇要立在無從選擇的基礎上所作的意義之創造，政治上的選擇要有文化風土的基礎。選擇是從立足點的基礎上瞻視前景，環視全景，正命是對被拋性的合理回應。
新儒家學者的政治視野對了解中華民國的內涵有重要的意義。
依據歷史處境的正命原則，本書的後半部處理了「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處境問題，其中論兩岸儒者的互動有兩章。本書的重要論點受海外新儒家學者的啟發甚深，新儒家學者的政治視野對本書了解中華民國的內涵有重要的意義，徐復觀先生在這點上提供了理論的架構，他自己本人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落實的案例。所謂落實，意指身為儒家價值的承擔者，他如何將作為中華文明的社會實體的儒家價值體系與現代的民主政治融合，並具體化於臺灣的土地上。徐復觀先生可能是1949渡海一代的知識人當中與臺籍的仕紳互動最密切的一位，而且徐復觀是有意行之，他嚶鳴求友於鯤島仕紳。徐復觀與臺灣仕紳的互動之親以及支持反對運動之切，此事固然為有識之士所共知，而以林獻堂為中心的臺籍文化菁英有濃厚的儒家文化情感也是普遍的共識，海峽兩岸的儒者之互動如鹽入水，其相合本不足為異。但我們如果放在現代化轉型的角度看待他們的交往，不難具體地看出一種活潑的儒家方案在兩岸的歷史都有脈絡可尋，案例可能通向普遍的現象，「徐復觀與臺中學人」的案例應當另有深層的意義可談。
徐復觀與臺籍仕紳交往的時間在50、60年代，臺灣文化協會青壯輩學者是他主要的對話伙伴。時間再往上挪，同樣的從「情境心」的「兩岸性」觀點出發，我們對於1895年到1945年之間的臺灣知識人的心態同樣可以有更親切的了解。本書另立一章，即以臺灣文化協會創始那一代臺灣士人的意識狀態作為線索。臺灣文化協會成立於1921年，屬於所謂的大正民主的年代，臺灣文化協會的菁英追求臺灣現代化的目標是非常明確的，而他們所理解的現代化的內容與當時的世界接軌，與日本境內的大正民主及對岸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頗有桴鼓相應之處，這個歷史背景也是清楚的。然而，論及那輩臺籍風雲人物的意識構造，本書認為更好的連結可能不是與五四後的自由主義或左派知識人，而是與戊戌、辛亥那輩的儒紳的相應，跨代連結可能更為恰當。林獻堂之於梁啟超，蔣渭水之於孫中山，就是突顯的線索。雖然文化協會領袖人物不像梁啟超、孫中山般可以理論地連結儒家傳統與歐美現代思潮，文化協會人物不以理論建構見長。但論者如果只是從明亮意識的政治議題著眼，也就是只從歐洲原理界定島嶼的性質，我們對文化協會人的理解恐怕就會不足。
臺灣文化協會那一代的臺灣仕紳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突顯了臺灣的主體性，這點是非常確定的，政治主體性的突顯常和受壓迫的現實一起出現，有壓迫即有反抗即有反抗意識的「我」之自覺。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同時興起，這樣的共生過程有相當普遍性的基礎。日本帝國統治臺灣是殖民統治，殖民統治帶來了現代化的機制，其行政事務的治績不差，這些或許都可以成說。但殖民統治有民族的不平等，民族的矛盾很難克服，這種集體心靈的不平等感普遍見於當時臺灣仕紳的著作中也是事實。對抗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臺灣意識之興起毋寧是殖民體制下必然的產物。
「中華民國」怎麼變成思考的對象？
如何思考它？
它為什麼要被思考？
當「中華」遇上「民國」：談民國理念在歷史上的獨特意義
──《思考中華民國》新書分享會
▍活動資訊
時間︱7月16日（週日）14:00pm~16:00pm
地點︱聯經書房（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94號）
主講︱楊儒賓（本書作者、清大哲學研究所教授）
主持︱涂豐恩（聯經出版總編輯、哈佛東亞系博士）
※免費講座．自由入場，現場座位有限
※如活動因氣候或其他因素暫停或變動，請依現場公告為準。
※活動頁面：https://fb.me/e/7C1Wb6EzN
▍講者簡介
楊儒賓，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著有《儒家身體觀》、《五行原論》、《儒門內的莊子》、《原儒》、《1949禮讚》、《多少蓬萊舊事》等書，並翻譯及編撰學術論文集多種，也編輯出版了多冊與東亞儒家及近現代思潮為主軸的展覽圖錄。目前從事的文化工作以整編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的書畫墨蹟為主，學術工作則嘗試建構理學第三系的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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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虹：歷史的左手——讀楊儒賓《多少蓬萊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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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出版《儒家身體觀》、《儒門內的莊子》、《原儒》、《1949禮讚》等書，並有譯著及編著學術論文集多種，也編輯出版了多冊與東亞儒家及近現代思潮為主軸的展覽圖錄。目前從事的文化工作以整編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的書畫墨蹟為主，學術工作則嘗試建構理學第三系的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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