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密西根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現任臺大外文系特聘教授。曾任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女性學學會創會理事長,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客座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英國薩克斯大學訪問學者,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胡適紀念講座、科技部特約研究計畫等,學術研究領域為女性主義理論與文學、臺灣文化與影像研究、東亞現代性研究。
文/張小虹(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 本文原本題為〈歷史的左手〉,原刊於「聯合新聞網‧琅琅悅讀」,經授權轉載。)
如果右手寫論文,左手就寫散文;如果右手寫亮處,左手就寫隙影;如果右手寫經世治國,左手就寫茶餘飯後吧。右手左手從來不是二元對立,亦無高下判別,或許只是右手寫累了,就換左手來練筆,右手沒寫到或不能寫的,就讓左手來抒發。但真正厲害的寫作者,則是在左右交互、虛實相生之中,還能更進一步提出對歷史文化思考的挑戰:什麼可以是左手的左手?而什麼又可以是左手中的右手呢?
書中所有的寫情、寫景、寫人、寫物,都深藏著隱微的政治憂思與深切的文化關懷。
楊儒賓的《多少蓬萊舊事》寫大人物由小處覓,筆下的章太炎、梁啟超、林獻堂、蔣渭水、毛澤東、孫立人,個個栩栩如生,沒有過多的品評褒貶,只有信手拈來的掌故如燦燦然滿天星斗,從衣著談吐、生活細節到兒女情長,那在大時代、大人物、大論述之下悄然密密牽連交織的人情與事故,躍然紙上。《多少蓬萊舊事》也寫師友的往事前塵,不論是從「酒旗風暖少年狂」到「坐對斜陽看浮雲」的臺靜農、俠骨柔情的殷海光、台大老校長陸志鴻,耿直清流李鎮源,左派儒家溝口雄三,或是那太古洪荒之氣的畫家于彭、花蓮海邊的孟東籬,篇篇洞如觀火,卻又字字情深意重。
然若只是將《多少蓬萊舊事》當成一本流光溢彩、追憶似水年華的人物誌來閱讀,怕是可惜了,書中所有的寫情、寫景、寫人、寫物,都深藏著隱微的政治憂思與深切的文化關懷。這是一本近現代台灣史的左手寫作,既左於當前主流的台灣史研究,左於其意識形態掛帥下的遮蔽、偏執、跋扈與不容異己,更左於當前「去中國化」勢不可擋的政治態勢。楊儒賓甘冒大不韙,勇敢點明台灣與近現代中國文化的情感基盤,雖千萬人吾往矣,如其所言「我以我的方式忠於我的理念,關愛我的島嶼」。
書中他踽踽獨行在兩條歷史脈絡的交織:一是「南明」,一是「左翼」。在他筆下,右手的「南明」可以是陽明學與舜水學在台灣學術界的蓬勃發展,左手的「南明」則又可以是台灣民間齋堂法會祭拜的「崇禎皇帝」化身「太陽星君」,也可以是「開山王廟」、「延平郡王祠」的香火鼎盛。右手是殿堂高典,左手是民間日常,但盡皆是台灣「南明情結」、「文化中國」的展現。他更從台灣二〇、三〇年代的紅潮(農工運動、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談起,一一細數台灣左翼思想者蔣渭水、楊逵、鍾浩東,如何被當前的主流論述收編為台灣獨立運動的大將。楊儒賓在書中也追憶起自己在台中一中圖書館最早接觸到的左翼書籍,直至解嚴前後親身參與的各種社會抗爭運動,心之所繫,當是左中之左:在追憶人物、茶餘飯後的散文書寫中,暗藏深刻的左翼反思。而這兩條歷史脈絡的交織,無疑是這位文質彬彬學者性命之學的真正牽繫所在。
若他寫的《1949禮讚》是右手,那這本《多少蓬萊舊事》就是左手;若前者是文化理念與思想史料,那後者就是迷人故事與血肉之軀。
《多少蓬萊舊事》語重心長癡癡提醒我們,唯有在連結而非斷裂、纏繞而非對抗的關係之中,才有可能從文化、歷史與情感的角度,重新看到所謂「台灣內在的兩岸性」。我們目前對「兩岸性」的理解,不論是統、是獨、是一個中國還是一邊一國,總已是兩個獨立分離「政體」之間的關係對峙。楊儒賓要將「兩岸性」當成台灣的內部因素來思考,凸顯的乃是文化主體性「去主體」的動態建構,無本質,無事先給予的穩固條件,只有千絲萬縷的纏繞與創生,見日本殖民則興漢民族文化自覺,見資本主義壓迫,則奔左翼的革命解放,竟是與由量子力學發展出的當代理論概念「內動流變」(intra-active becoming)有異曲同工之妙。換言之,任何將台灣文化圈限在特定的單一穩固認同,或扁平化為眾聲喧譁的混成交融,恐都是去歷史、去政治、去情感的錯失。
但言者諄諄多聽者藐藐,楊儒賓左右開弓的史筆之所以如此厲害神準,正在於將所有的微言大義,盡皆化為浪淘盡的風流人物,讓軼聞瑣事裡湧動的盡是台灣命運的波濤。於是我們看到一襲長衫、醇酒美人的蔣渭水,看到1911年農曆2月28日應林獻堂之邀來台、下榻霧峰林家萊園五桂樓、與櫟社詩人們相談甚歡的梁啟超。同時我們也看到在台北金華街骨董店因蒐集到一批櫟社詩人資料而興奮莫名的楊儒賓,如何細細串連起「櫟社—梁啟超—林獻堂—臺灣文化協會─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作為日本殖民時代的反抗運動。眾人談政治228,楊儒賓談文化228。若他寫的《1949禮讚》是右手,那這本《多少蓬萊舊事》就是左手;若前者是文化理念與思想史料,那後者就是迷人故事與血肉之軀。儒學大家的楊儒賓,搏文史如蛟龍,散文大家的楊儒賓,馭文字如騰雲,左右開弓、至理至情處,無人能及。
情深者不忍袖手,栖栖者多大志難伸。楊儒賓早已是台灣學界文化思想史的巨擘,卻也縱情文物,在歷史的物質碎片中孤詣求索,每每有文哲領域關鍵性的突破。而歡天喜地尋來的文物字畫珍寶,也能權當過眼過手,說捐就捐。沒有這樣大破大立、有捨有得的真性情,哪得《多少蓬萊舊事》如此飽滿豐厚的生命世界與文字妙境。捧讀之餘,只見所有舉重若輕處,大時代的千帆已過,歷史的波濤依舊暗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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