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23年的今天，身在臺灣的我們，為什麼仍要重新思考中華民國？有沒有一種嶄新目光，來重探中華民國與臺灣歷史之間的關係？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楊儒賓近月出版了新書《思考中華民國》，本書從現代化轉型的角度出發，試圖撥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既定想像，在歷史洪流中重新辨認出中華民國的樣貌。7月16日，楊儒賓蒞臨聯經書房，以「當『中華』遇上『民國』：談民國理念在歷史上的獨特意義」為題，開展了一場非常深入的新書發表會。
撰文 / ksiem
楊儒賓以陳寅恪的詩句「不生不死最堪傷」作為開場，提出對於一種典型現象的觀察：「我一直覺得，現在所處的臺灣也有這樣的一種情況，就是大家只能說『不』——『不統不獨不武』。這些都是負面表述，也顯示了臺灣的無奈。」對於這樣的現狀，他也提出反思：「確實，我們的處境很特殊，但是我也不免好奇：難道我們這個國家，在這個很獨特的歷史機遇下，沒有一些正面的表述嗎？」
八年前出版《1949禮讚》一書時，楊儒賓在活動中曾受到友人指正，方意識到臺灣從來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後來我想一想他說的是對的。」他補充道，「無論是鄭成功時代、日據時期、或者是清朝，臺灣從來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直到1949以後，這座島嶼上第一次有國家身分。而且這個國家身分並不是虛的，中央政府、重要學術機構、大量人才都到臺灣來，構成了國家的實質因素；而且有憲法、有國家、還曾得到國際承認。」
那麼，像這樣一個獨特的國家身分，到底有著哪些深層意義？
我認為國民政府來臺的這段歷史，不管從中國史、還是從臺灣史的角度來看，其意義都非常的豐富。
1949年12月7日，世界洪流中的臺灣
這是人們既熟悉也陌生的一段歷史：1949年12月7日，國民政府棄守大陸、渡海來臺。若從純粹本土視角回看這段歷史，往往會聯想到外來政權、白色恐怖等負面事件，對於生於臺灣的楊儒賓而言，這也曾是他的親身體驗。
楊儒賓的反思正部分建基於此類論述：「經過這幾十年，我愈來愈懷疑這樣一種論述。我認為國民政府來臺的這段歷史，不管從中國史、還是從臺灣史的角度來看，其意義都非常的豐富。」從更宏觀的角度，楊儒賓捕捉到了另一種面向：「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個世界史的事件，是整個大的歷史洪流，剛好就聚集在這樣的時刻，降到臺灣的身上來。」
對此，楊儒賓也曾提出過一種「雙源流」的觀點，他展開說道：「臺灣本身的歷史處境、地理處境、內部如何演變，對於此地而言，固然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1949年對於臺灣而言，一樣是內在因素，即使（政權）是外來的，也是內在的外來、是內在他者，並不能隨意將之排斥出去。」因此，楊儒賓提出「兩岸關係事實上就是臺灣的本質。」在他看來，臺灣與美、日的關係固然重要，兩岸關係更是不容忽視的：「我們的人口結構、歷史結構決定了這樣的因素，儘管很多人可能會不贊成。」
「事實上，國府渡臺這件事讓中華民國存活了下來；中華民國存活下去，到底有什麼意義？」楊儒賓強調出此段歷史的重要性，這也牽涉到他對於1911年辛亥革命的看法：「我認為辛亥革命與國府遷臺之間，有一種本質上的連結。從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再到後來幾年的發展，有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當時支持中華民國的最大力量並不見得是革命派，而是立憲派，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梁啟超。」這樣的觀察，多少與讀者們既往所學的歷史常識不同。為何楊儒賓會這樣說？
混合的現代化
說到立憲派與革命派，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兩者之間的差異與論爭。然而重新回想，在這組競爭關係之中，仍然有一些因素是共通的。「孫中山一直說他理想的中華民國設計，不是純粹的外來移植，而是中國內部脈絡與歷史從西歐匯流而來的產物。」在翻閱歷史材料時，楊儒賓留意到一段胡適與傅斯年的對答，其中提到孫中山雖思想腐朽、但他的生命力卻非常現代，為何會這樣呢？「孫中山自始至終認為，當代中國民族政治的建制，假如沒有來自傳統的資源，那會很辛苦，因此他從來沒有背叛掉中國的現代化。」
梁啟超的情形也非常類似。他一直致力於將當代西方政治民主機制轉化到中國脈絡之下，讓中國讀者也可以理解其中奧義。在楊儒賓看來，梁啟超一生的政治活動，其主軸也是一種混合現代性。例如梁啟超在著作裡談到的「孟」，既可能是孟子，也可能是孟德斯鳩；又或是「到底黃梨洲是東方的盧梭、還是盧梭是西方的黃梨洲」，在梁的論述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話語。
因此，「綜觀1911年的革命，就是一種混合現代性的立場。」楊儒賓繼而將目光轉向臺灣：「混合現代性立場有什麼好處？身處某個階段的臺灣，我們時常看到『民族自決』等論述，（這些論述）大概不太會考慮背後的文化系統，更像是從形式條件出發。但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考慮到『中華』與『民國』的關係。」
在楊儒賓看來，「中華」是一個古老博大的傳統：「如果說這片古老大地所承載的種種，跟政治之間沒有什麼關係，我覺得這一點是不合理的。」近年來多有「文化自信」的說法，楊儒賓也留意到了這一點：「文化傳統會提供給你一種不自覺的自信，那種自信與政治組織結構之間應該會有所連結。」曾經的共產主義中國對於自身文化並不重視，反而是臺灣繼承了許多精深傳統；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後，情況卻有所扭轉，中共反而開始需要傳統文化的因素。然而兩者之間能否 / 如何連結，楊儒賓對此卻仍然存疑。「所以相較之下，我認為中華民國體制有一種底氣。將『中華』與『民國』連結在一起來思考，應該是會有幫助的。」
一旦兩岸都已經站在轉化過的、現代化的基礎上持續民族建國的工程，我認為民族建國的工程還是整個現代化最核心的因素。
身在臺灣的地緣政治學
在寫《思考中華民國》一書時，楊儒賓也自覺到，這本書對於眼下臺灣而言其實頗具挑釁意味。而他選擇迎向這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既然這個問題無法迴避，那就嚴肅地來思考。只有當我們迴避中華民國背後的歷史、以及它豐富的意義，才會連最後一點臺灣主體性都沒有。如果在臺灣思考兩岸問題與在華盛頓思考的結果是一樣的，這才是極奇怪的事情，顯然是沒有立足點的思考才會這樣。」
在演講中，楊儒賓再三強調著1949年12月7日這一時間點；在他看來，臺灣自此之後的表現，就與日治時期有很大不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臺灣（中華民國）被視為中國發言，在國際上是得到承認的，這當然是國際政治現實。我不會否認這之間有白色恐怖，但是我認為，1949年12月7日的意義遠遠超過國民黨，而國民黨（的意義）又遠超過兩蔣。」
演講尾聲，楊儒賓引用了馬克思來作對話——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不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接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從臺灣視角出發，楊儒賓認為我們不可忽視兩岸之間的複雜關係，包括情感、血緣、商業、地理距離等連繫：「在臺灣的地緣政治學，就不可能是華盛頓的地緣政治學。」
「我們沒有能力去憑空創造一個新的現實。」楊儒賓再三提醒到：「臺灣從來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大多數政治事件都牽涉到兩岸。如果你要拋棄掉這樣的結構，一切重新再開始，我當然認為那很偉大，但是有多少成功的機會？這樣的奮鬥是要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反過來講，假如我們接受1949年12月7日，一個特定的歷史就這樣發生在臺灣，現在看起來好像也不是那麼壞。」
那麼對於現今生活在臺灣的人們，應該如何重思歷史、直面現實呢？楊儒賓在《思考中華民國》的結論中提出方案：「一旦兩岸都已經站在轉化過的、現代化的基礎上持續民族建國的工程，我認為民族建國的工程還是整個現代化最核心的因素，因此兩岸沒有能力可以共同創造一個更具人文精神的中華世界，既成就臺灣也成就整體中國。」
在寫完這段話的一年後，楊儒賓又為本書加上後記；儘管有時間落差，但他的想法卻依然不變：「本書當然認為中華民國的餅還要做大，有文明的高度才有尊嚴，超越了沒有生產性的統獨範疇後，回到兩岸共生共利的原始依據，愈中華民國就有機會愈臺灣、愈中國。」簡言之，如何在目前兩岸既矛盾、又分不開的結構之下，創造出一個更好的機會，這就是楊儒賓始終帶在心裡的一種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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