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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儒賓:為何我們仍須思考中華民國?

編按:2023年的今天,身在臺灣的我們,為什麼仍要重新思考中華民國?有沒有一種嶄新目光,來重探中華民國與臺灣歷史之間的關係?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楊儒賓近月出版了新書《思考中華民國》,本書從現代化轉型的角度出發,試圖撥開「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既定想像,在歷史洪流中重新辨認出中華民國的樣貌。7月16日,楊儒賓蒞臨聯經書房,以「當『中華』遇上『民國』:談民國理念在歷史上的獨特意義」為題,開展了一場非常深入的新書發表會。

撰文 / ksiem

楊儒賓以陳寅恪的詩句「不生不死最堪傷」作為開場,提出對於一種典型現象的觀察:「我一直覺得,現在所處的臺灣也有這樣的一種情況,就是大家只能說『不』——『不統不獨不武』。這些都是負面表述,也顯示了臺灣的無奈。」對於這樣的現狀,他也提出反思:「確實,我們的處境很特殊,但是我也不免好奇:難道我們這個國家,在這個很獨特的歷史機遇下,沒有一些正面的表述嗎?」

八年前出版《1949禮讚》一書時,楊儒賓在活動中曾受到友人指正,方意識到臺灣從來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後來我想一想他說的是對的。」他補充道,「無論是鄭成功時代、日據時期、或者是清朝,臺灣從來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直到1949以後,這座島嶼上第一次有國家身分。而且這個國家身分並不是虛的,中央政府、重要學術機構、大量人才都到臺灣來,構成了國家的實質因素;而且有憲法、有國家、還曾得到國際承認。」

那麼,像這樣一個獨特的國家身分,到底有著哪些深層意義?

我認為國民政府來臺的這段歷史,不管從中國史、還是從臺灣史的角度來看,其意義都非常的豐富。

1949年12月7日,世界洪流中的臺灣

這是人們既熟悉也陌生的一段歷史:1949年12月7日,國民政府棄守大陸、渡海來臺。若從純粹本土視角回看這段歷史,往往會聯想到外來政權、白色恐怖等負面事件,對於生於臺灣的楊儒賓而言,這也曾是他的親身體驗。

楊儒賓的反思正部分建基於此類論述:「經過這幾十年,我愈來愈懷疑這樣一種論述。我認為國民政府來臺的這段歷史,不管從中國史、還是從臺灣史的角度來看,其意義都非常的豐富。」從更宏觀的角度,楊儒賓捕捉到了另一種面向:「1949年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一個世界史的事件,是整個大的歷史洪流,剛好就聚集在這樣的時刻,降到臺灣的身上來。」

對此,楊儒賓也曾提出過一種「雙源流」的觀點,他展開說道:「臺灣本身的歷史處境、地理處境、內部如何演變,對於此地而言,固然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1949年對於臺灣而言,一樣是內在因素,即使(政權)是外來的,也是內在的外來、是內在他者,並不能隨意將之排斥出去。」因此,楊儒賓提出「兩岸關係事實上就是臺灣的本質。」在他看來,臺灣與美、日的關係固然重要,兩岸關係更是不容忽視的:「我們的人口結構、歷史結構決定了這樣的因素,儘管很多人可能會不贊成。」

「事實上,國府渡臺這件事讓中華民國存活了下來;中華民國存活下去,到底有什麼意義?」楊儒賓強調出此段歷史的重要性,這也牽涉到他對於1911年辛亥革命的看法:「我認為辛亥革命與國府遷臺之間,有一種本質上的連結。從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再到後來幾年的發展,有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當時支持中華民國的最大力量並不見得是革命派,而是立憲派,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梁啟超。」這樣的觀察,多少與讀者們既往所學的歷史常識不同。為何楊儒賓會這樣說?

混合的現代化

說到立憲派與革命派,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兩者之間的差異與論爭。然而重新回想,在這組競爭關係之中,仍然有一些因素是共通的。「孫中山一直說他理想的中華民國設計,不是純粹的外來移植,而是中國內部脈絡與歷史從西歐匯流而來的產物。」在翻閱歷史材料時,楊儒賓留意到一段胡適與傅斯年的對答,其中提到孫中山雖思想腐朽、但他的生命力卻非常現代,為何會這樣呢?「孫中山自始至終認為,當代中國民族政治的建制,假如沒有來自傳統的資源,那會很辛苦,因此他從來沒有背叛掉中國的現代化。」

梁啟超的情形也非常類似。他一直致力於將當代西方政治民主機制轉化到中國脈絡之下,讓中國讀者也可以理解其中奧義。在楊儒賓看來,梁啟超一生的政治活動,其主軸也是一種混合現代性。例如梁啟超在著作裡談到的「孟」,既可能是孟子,也可能是孟德斯鳩;又或是「到底黃梨洲是東方的盧梭、還是盧梭是西方的黃梨洲」,在梁的論述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話語。

因此,「綜觀1911年的革命,就是一種混合現代性的立場。」楊儒賓繼而將目光轉向臺灣:「混合現代性立場有什麼好處?身處某個階段的臺灣,我們時常看到『民族自決』等論述,(這些論述)大概不太會考慮背後的文化系統,更像是從形式條件出發。但我覺得,我們還是要考慮到『中華』與『民國』的關係。」

在楊儒賓看來,「中華」是一個古老博大的傳統:「如果說這片古老大地所承載的種種,跟政治之間沒有什麼關係,我覺得這一點是不合理的。」近年來多有「文化自信」的說法,楊儒賓也留意到了這一點:「文化傳統會提供給你一種不自覺的自信,那種自信與政治組織結構之間應該會有所連結。」曾經的共產主義中國對於自身文化並不重視,反而是臺灣繼承了許多精深傳統;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後,情況卻有所扭轉,中共反而開始需要傳統文化的因素。然而兩者之間能否 / 如何連結,楊儒賓對此卻仍然存疑。「所以相較之下,我認為中華民國體制有一種底氣。將『中華』與『民國』連結在一起來思考,應該是會有幫助的。」

一旦兩岸都已經站在轉化過的、現代化的基礎上持續民族建國的工程,我認為民族建國的工程還是整個現代化最核心的因素。

身在臺灣的地緣政治學

在寫《思考中華民國》一書時,楊儒賓也自覺到,這本書對於眼下臺灣而言其實頗具挑釁意味。而他選擇迎向這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既然這個問題無法迴避,那就嚴肅地來思考。只有當我們迴避中華民國背後的歷史、以及它豐富的意義,才會連最後一點臺灣主體性都沒有。如果在臺灣思考兩岸問題與在華盛頓思考的結果是一樣的,這才是極奇怪的事情,顯然是沒有立足點的思考才會這樣。」

在演講中,楊儒賓再三強調著1949年12月7日這一時間點;在他看來,臺灣自此之後的表現,就與日治時期有很大不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臺灣(中華民國)被視為中國發言,在國際上是得到承認的,這當然是國際政治現實。我不會否認這之間有白色恐怖,但是我認為,1949年12月7日的意義遠遠超過國民黨,而國民黨(的意義)又遠超過兩蔣。」

演講尾聲,楊儒賓引用了馬克思來作對話——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不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接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從臺灣視角出發,楊儒賓認為我們不可忽視兩岸之間的複雜關係,包括情感、血緣、商業、地理距離等連繫:「在臺灣的地緣政治學,就不可能是華盛頓的地緣政治學。」

「我們沒有能力去憑空創造一個新的現實。」楊儒賓再三提醒到:「臺灣從來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大多數政治事件都牽涉到兩岸。如果你要拋棄掉這樣的結構,一切重新再開始,我當然認為那很偉大,但是有多少成功的機會?這樣的奮鬥是要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反過來講,假如我們接受1949年12月7日,一個特定的歷史就這樣發生在臺灣,現在看起來好像也不是那麼壞。」

那麼對於現今生活在臺灣的人們,應該如何重思歷史、直面現實呢?楊儒賓在《思考中華民國》的結論中提出方案:「一旦兩岸都已經站在轉化過的、現代化的基礎上持續民族建國的工程,我認為民族建國的工程還是整個現代化最核心的因素,因此兩岸沒有能力可以共同創造一個更具人文精神的中華世界,既成就臺灣也成就整體中國。」

在寫完這段話的一年後,楊儒賓又為本書加上後記;儘管有時間落差,但他的想法卻依然不變:「本書當然認為中華民國的餅還要做大,有文明的高度才有尊嚴,超越了沒有生產性的統獨範疇後,回到兩岸共生共利的原始依據,愈中華民國就有機會愈臺灣、愈中國。」簡言之,如何在目前兩岸既矛盾、又分不開的結構之下,創造出一個更好的機會,這就是楊儒賓始終帶在心裡的一種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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