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我研究魯迅的緣起

口述／林毓生
記錄、整理／嚴搏非

編按：林毓生是研究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著名學者，其英文論著《中國意識的危機》在1980 年代出版中、日、韓譯本，對於東亞地區、台灣和大陸的學界與文化界都有極大的影響。林先生對中國現代精神的危機探討甚為深刻，其中也包括對魯迅等作家的思想研究。魯迅逝世80年之際，林毓生先生曾口述記錄下他的魯迅研究緣起，以及其與「巨大的歷史性困惑」、中國現代思想中最深刻的危機的密切關聯。（本文摘錄於《現代知識貴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選》，經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今年（注：2016年）是魯迅逝世80週年，吳琦幸兄徵得林毓生先生的同意，欲將林先生著述中關於魯迅的章節和另兩篇有關魯迅的專論合成一冊，以《林毓生論魯迅》單獨出版。

林先生在討論中國現代思想的危機時，魯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代表了中國思想在現代環境中最深刻矛盾的人物，但由於在林先生的研究中魯迅的思想是被納入到中國思想的整體危機之中去的，因而其中的魯迅研究本身，反倒沒有得到充分的注意，而這一部份本來是完全可以獨立出來、成為與一般文學研究領域迥然不同的當代最重要也最深刻的魯迅研究的，故而琦幸兄的提議我自然十分贊成。

然而，還缺一個序。我希望林先生能講講他是如何遭遇魯迅的，並以口述的方式完成這個序。這樣，我們或許僅需幾天的時間。否則，以林先生一向的「比慢」精神，這冊書能否在今年出版就完全不知道了。我沒有料到，林先生會講了這麼一個單純卻又不失曲折的故事，而這個故事的結局所指向的不僅是後面的三篇魯迅研究，還包含著林先生對魯迅最重要的認識。林先生說：魯迅精神上的極度矛盾，反映的正是現代中國精神中最深刻的危機。

下面，就是林先生的兩次、每次兩個小時的口述，由我本人整理。

嚴搏非
2016年6月12日

我和中國文化的最初接觸，是我的母親。

我出身在一個相當富裕的家庭，但我母親卻經歷過非常艱困貧寒的生活。我的外祖父闖關東，得了癆病（肺病），不到五十歲就去世了。外祖母一個人帶著五個女兒和一個弱智的男孩在山東黃縣農村生活，非常艱苦，每年一家人只有兩斤油，幾個女孩很小就要勞作，織髮網換錢。所以雖然我在富裕家庭中長大，但我從小的教育卻更多地來自母親那些貧苦生活的經驗，以及對貧窮的深切的同情。

我家有一個帶我的保姆張媽，張媽原來是滿洲貴族，乾淨、守禮，有人格上自然的尊嚴，我和張媽之間，有一種承認差異下的相互尊重，雖然我還只是個小孩子，但這種尊重卻都發自內心，成為心靈秩序的一部份。張媽稱呼我「二少爺」，身份差別的禮節很分明，而我上學出門時，除了給我母親行禮，還會給張媽行禮。我對張媽，有出自內心的尊敬。

所以對我來說，人和人之間的平等，對窮苦人的同情，從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母親常說，我們是草木人家，不是書香門第，但我們家裡處處表現出的中國文化中的人情和善意卻是根本的、在本體意義上的。記得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張媽非常著急，她的兒子來了。張媽不讓他進來，叫他在大門外的樹下等著。原來張媽家裡需要一大筆錢，不然仇家就要尋仇。張媽去告訴了我母親，我母親很急，立刻就打電話通過我父親在天津的工廠駐北京辦事處籌錢。但那天已經晚了，要第二天才能籌出那麼多錢。結果，我母親急得腮頰腫了起來。第二天辦事處送錢來了，我母親和張媽一起送錢去了在雍和宮附近貧民區張媽家，事情就解決了。這件事給了我很大影響。中國人的道德情操中的最高境界裡，有一種設身處地的同情心，它會產生不同身份下的同一之感，這種平等比由上而下同情式的平等要高得多。

我少年時代讀魯迅，一是非常不安，裡面那些淒慘的故事像祥林嫂、人血饅頭，就像我見到路邊凍死的人，使我心裡感到非常不安。

我在北師附小（北京[當時稱作北平]市立師範學校附屬小學）讀了六年書，又考上了師大附中（國立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了一年半，到了1948年底，跟家裡人一起去了台灣。我上小學的時候，時時感受到那些老師們對小孩子的愛護（那些老師可能多半是左傾的），非常純正，是赤誠地關懷下一代，這讓我很喜歡學校生活。當時我有一個怪想法（現在已經忘了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的），就是要成為每天第一個上學的人，在校門還沒開的時候去敲門，等工友來開門。於是，我就每天很早出門了。有一天，天濛濛亮，我像往常一樣走過家門前大拐棒胡同尚未轉入小拐棒胡同之前，看到一具屍體；一個人凍死在那裡！這給我的震撼太大了！這是一個太強烈的對比。我剛從溫暖的家中出來，跟張媽說完再見，就看到了路邊被凍死的人。我覺得太不合理了，這是一個什麼國家啊？怎麼會有這樣淒慘的事情發生？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心中逐漸浮現出來一個自我要求：就是要弄清楚為什麼這個國家會有這麼不公平的事情發生。那是我在小學六年級的事情。國家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第一次以這樣強烈的方式進入我的內心。（當時心中對於「國家」與「社會」並未加以區分。）上了師大附中以後，我的思想開始很快開竅。當時的國文老師非常優秀，他是師大的一個副教授，擔任見習班國文課的指導老師。他告訴我們：同學們在中午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不要光打球，可以到琉璃廠去看看書，那裡有商務印書館、開明書店、中華書局。琉璃廠離師大附中很近，只有幾分鐘的路，我就去了。看到有朱光潛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有魯迅的作品，也有胡適文存。我就買了一些。胡適的作品我一下子就看懂了，不困難，但是魯迅就不同了，有些我看不懂，像〈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還有一些，我看了覺得心裡非常不安，尤其是〈祥林嫂〉那篇，給我很大的刺激，覺得太慘了。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我的不安。這個時候，胡適之先生給了我一條路：他在〈易卜生主義〉中說，如你想要為國家做些事情，就需先將自己「鑄造成器」。這讓我明白如要讓中國變得較為合理，首先需要充實自己，不要隨著口號起舞。（後來隨著我的學識的增長，我發現胡先生的思想有許多不足與失誤之處，例如，他提倡科學卻把科學講成科學主義─這是後話，參見拙作〈心平氣和論胡適〉。）

我少年時代讀魯迅，一是非常不安，裡面那些淒慘的故事像祥林嫂、人血饅頭，就像我見到路邊凍死的人，使我心裡感到非常不安。但也有非常光明的，比如《故鄉》中寫的〈少年閏土〉和他的玩伴作者自己，就有非常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是一種充滿了「節制與溫情」（restraint and tenderness）的關係，有特別的力量。在《故鄉》的末尾，魯迅寫道：「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許多人常常注意的是最後一句，但我常常記起的是「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非常的美，象徵著少年的作者與閏土之間圓滿無礙的純正友情。

魯迅的〈在酒樓上〉寫船家女兒阿順，「瓜子臉」、「像晴天一樣的眼睛」（林先生此時找出《彷徨》中的這一篇，開始唸，一度似乎哽咽起來）：「我生平沒有吃過蕎麥粉，這回一嘗，實在不可口，卻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吃了幾口，就想不吃了，然而無意中，忽然間看見阿順遠遠的站在屋角裡，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氣。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約怕自己調的不好，願我們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來，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於是同時決心，放開喉嚨灌下去了，幾乎吃得和長富一樣快。」這裡描寫的中國文化中的人情關係，作者和阿順並不為階級的差異所隔閡，有一種真正的設身處地的同情和平等，而這種同一之感，正是中國文化道德情操的最高境界之一。

所有這些困惑，是我研究魯迅最初的原因。及至後來，我終於慢慢發現，在這些困惑的後面，蘊含著的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

我早年讀魯迅，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魯迅一方面決絕地要掃除所有的傳統文化，他說，《阿Q正傳》「不是嘲弄與憐憫」，[1]而是描繪「中國國民的靈魂」和「中國的人生」[2]——那樣的「靈魂」、那樣的「人生」根本不值得活下去！但，另一方面，他筆下又有閏土、阿順與作者本人這樣美好的人間關係─這些關係跨越了階級的隔閡，有差序格局下的相互尊重，有設身處地的同情和平等。這種不同身份下的同一之感，在魯迅那裡表現得很自然，這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內在於這個文化由這個文化孕育出來的。這又是怎麼回事？一個中國文化的兒子，能寫出這麼深刻的人間感情，另一方面，又那麼凶悍、毫無傷感地寫這個文化吃人，要拋棄所有的中國文化，他還沒有發瘋？

所有這些困惑，是我研究魯迅最初的原因。及至後來，我終於慢慢發現，在這些困惑的後面，蘊含著的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而這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正表現為中國現代思想中最深刻的危機。就如魯迅寫阿Q那樣中國國民的靈魂，得到的是完全絕望的結果。阿Q不能面對現實，有一套精神勝利法。阿Q還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觀，有完整的對待世界的辦法。不光如此，他還很快樂！他到臨死那一瞬間才知道要死了，但他還是不明白為什麼要死。如果中國是這樣的，那就只能等待毀滅，然而問題卻在於，阿Q是並不知道這個結果的。這是一個死結。這樣的一個邏輯結果，魯迅根本承擔不了。他必須為這個死結找到一條出路。但魯迅是失敗的，他陷入了新的死結之中。終其一生，他也沒能回答這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這本書中的幾篇論文，就是為了回答我從少年時起心中所產生的對於魯迅先生的困惑和他身上所反映的現代中國深刻的精神危機，以及，來嘗試回答這個「巨大的歷史性困惑」。

2016年6月5日下午第一次口述

2016年6月7日下午第二次口述

[1]許廣平編：《魯迅書簡》（上海，1946），頁246。
[2]《集外集》俄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序傳略〉。

延伸閱讀：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榮譽教授。著有《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思想與人物》、《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理念與實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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