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風：失敗者的勝利

文／姚風

（*本文轉載自《今天》總第133期）

北島自二〇一〇年開始創作長詩〈歧路行〉，期間因病患而停頓，病癒後又以頑強的毅力續寫，數易其稿，終於在二〇二一年底得以完成，在晚年以詩歌的形式對自己的人生經歷進行了一次回溯、概括和總結。關於寫作此詩的緣由，北島曾說：「歧路行，我永遠在迷路。我個人的命運和當代史，有一種類似對話的關係。我經歷過這些年，見過的詩人們，朋友們，還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覺得對於這麼一段歷史，我一定要有個交代。」這是一個必須的「交代」，如果沒有這個「交代」，那麼對北島，對我們，對中國當代詩歌來說都會是巨大的損失。

先於詩人，北島首先是一個大寫的人，他身上有一個高貴脫俗的氣質，這種氣質無疑來自於他的人格魅力：曠達大度，堅毅勇敢，永遠保持著反思和批判精神，同時深懷一顆悲憫之心。這樣的精神與風骨決定了詩人作為人的高度，也決定了詩人寫作的高度。北島的寫作是不妥協的寫作，他有意讓自己的寫作充滿「古老的敵意」，他曾解釋說，「『古老的敵意』包括三組緊張關係：』一個作家和他所處時代的緊張關係』、『一個作家和他母語的緊張關係』、『一個作家和他本人寫作的緊張關係』」。用他通俗的概括來說，就是作家不僅要和世界過不去，還要和自己的母語過不去，跟自己過不去。正是在這樣的寫作原則的指引下，他哪怕在最艱難的時刻，也沒有放棄，他與世界、母語和自己較勁，終於寫出了〈歧路行〉。因此，閱讀這首長詩時，感覺北島還是那個北島，那個依舊秉持自己堅守的信念，以巨大的誠實和超凡的詩藝書寫生命之詩的詩人。

北島曾說：「歧路行，我永遠在迷路。我個人的命運和當代史，有一種類似對話的關係。我經歷過這些年，見過的詩人們，朋友們，還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覺得對於這麼一段歷史，我一定要有個交代。」

作為文革後中國詩歌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北島曾經面對那個個人尊嚴被肆意踐踏的瘋狂年代勇敢地發出「我不相信」的吶喊，可以說，北島在那個時期寫下的一系列詩作，都充分證明他沒有辜負那個苦難的時代交付給詩歌的使命，那些鏗鏘有力、富於哲思和批判、充滿受難與英雄氣息的詩篇，直到今天依舊迴盪在我們耳畔，具有現實意義，因為我們依舊沒擺脫恐懼，依舊不能勇敢地喊出「我不相信」，巴金「講真話」的遺言依舊是人人心照不宣的禁忌。有人質疑北島對現實的批判，認為「當歷史行進至九十年代時，啓蒙的部分目標已經實現，民主自由理念也已為民眾普遍接受。啓蒙開始由精神世界走向世俗生活，從理論倡導轉向社會實踐，而實踐的主體也變為了已獲得自我啓蒙能力的市民階層。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還試圖將啓蒙限定在精神層面，並完全由知識分子掌控，本身就是對『啓蒙』的反動」。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派胡言，啓蒙並沒有真正的開始，許多人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匍匐於野蠻愚昧的黑暗中而不自知，既看不清楚歷史也看不清楚自己，因此我們會看到，面對重大的國際事件和社會事件，總會出現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所描述的「烏合之眾」的表態和叫囂，他們盲從、狂熱、輕信，不會獨立思想，甚至沒有判斷是非的基本能力。就此而言，過去的北島依舊是「現在時」，並沒有過去，他的詩歌仍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他始終和我們走在一起，因為我們和他一樣，其實也走在漫漫的歧路上。詩人在這首長詩的〈序曲〉中提出一系列「為什麼」的發問：「為什麼此刻到遠古／歷史逆向而行／為什麼萬物循環／背離時間進程，」這些擲地有聲的發問正說明許多問題仍舊沒有答案，泱泱大國，歷史久遠，文化燦爛，但歷史的冊頁也寫滿了屈辱和苦難，先祖們沿著一條崎嶇之路一路走來（莫非他們走的也是一條歧路？為何如此多災多難？），走到今天與我們相遇，他們對那些問題並沒有給出答案，我們的尋找也充滿了茫然：「革命，哪兒是革命／用風暴彈奏地平線／哪兒是真理／在詞語中尋找火山。」〈序曲〉

北島的人生經歷跌宕起伏，繁複豐盈，即經歷了抗爭、漂泊、孤獨，也收穫了掌聲和榮譽，因此他擁有別人難以擁有的人生經驗，這是巨大的財富，本身也是一首長詩和大詩。〈歧路行〉書寫的不僅僅他個人的生活經驗，也詮釋著他不同時期的心靈密碼，記錄了文革和文革以後改變中國社會的重要的歷史事件。他以驚人的記憶力回溯往事，以敏銳的洞察力言說當下，並用歲月沉澱的睿智和思考以及躍動的意象捕捉詩意。這首長詩依舊與他慣有的寫作風格血脈相通，特別是在詞語的選擇和意象的營造上承繼了一貫的風格，但又凸顯出變化，自傳性和敘事性的言說打開了更為遼闊、開放和真實的空間與時間，同時對反思、質詢和拷問精神的堅守讓詩歌獲得了深度和厚度。

作為文革後中國詩歌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北島曾經面對那個個人尊嚴被肆意踐踏的瘋狂年代勇敢地發出「我不相信」的吶喊

〈歧路行〉作為自傳體的長詩，北島把其曲折的生命軌跡作為主線，但並沒有完全遵循線性的敘事方式，而是通過平行、跳躍、交錯、剪接等方式呈現烙刻在他生命中最為深刻的經驗、事件、人物和場景，既有對事件真實的記錄，對人物的白描式的摹寫，也有內心的獨白，對歷史的反思，與古今中外智者和詩人的對話，甚至不乏對當今現實的省察和思考。詩人就像一個紀錄片的導演，引導讀者跟隨著充滿詩意的蒙太奇鏡頭，沿著詩人遍及世界各地的足跡走進他的內心世界，去體察詩人對其波瀾起伏的人生歷程的生動敘事，從而感受詩人在思想的燭照下自我生命的抗爭、疼痛，哀嘆和思索。

作為重要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或目擊者，北島記錄並呈現了這些事件的片段或場景，但這不是簡單的檔案記錄，而是將強烈的情感和反思精神滲透於沉鬱深邃的詩性語言之中，從而把一個個片段和場景與詩人個體的命運串聯起來，彰顯出詩人當時的態度和立場：「這是童謠的北京／不設防的古城／惟有反抗的命運—／讓心握成拳頭／向失敗者們致敬。」（第三章）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是改變北島生命歷程最重要的節點，他在長詩中多處寫到這個事件，時間才過去三十多年，它似乎已經在集體記憶裡消失了，但這是一個不該忘記的事件，詩人絕不會忘記，他要向那些「失敗者」表示敬意。

〈歧路行〉還記錄了北島與詩人、作家、漢學家、歷史學家、藝術家等人交往的往事，其中既有他在國內結識的朋友，如顧彬、多多、嚴力、顧城、芒克、趙一凡、高行健、蔡其矯、牛漢、老木、李陀等，也有漂泊海外時結交的世界文壇重量級的人物，如蘇珊·桑塔格、金斯堡、施耐德、薩拉馬戈、帕斯、特朗斯特羅默、阿多尼斯等，與這些人的交往和交流無疑拓展了北島人生經驗的深度和廣度，特別是他在海外流亡期間，與這些重要詩人和作家的交流不僅緩解了他生活的孤寂，也為他的思想認知和寫作理念帶來了很大的變化。他的詩歌不再像地火運行的火山一樣，時刻尋找著突破口噴發，他從為之代言的「我們」之中深入地走進了自我，以更為沉鬱內在的張力去界定自我與他者。當然，這種變化也得益於他通過深入閱讀各國詩人的作品而汲取的養分，北島在詩中提及了一系列他引為精神知己的詩人和作家，如茨維塔耶娃、策蘭、布萊克、洛爾迦、阿波利奈爾、加繆、卡夫卡、聶魯達等。在第九章，詩人自比他崇敬並翻譯過的詩人策蘭，而且還引用了策蘭的〈卡羅那〉其中的詩句「是石頭開花的時候了」：

我是一九四七年的策蘭從布加勒斯特到維也納

穿越邊境蛇頭帶著臭鼬的味道從童年辨認的

北極星領路除了詩稿沒有一紙身份在廢棄的

火車站過夜星光下彎著腰的影子潛行德語才

是母語的敵人是石頭開花的時候了

（第九章）

他的詩歌不再像地火運行的火山一樣，時刻尋找著突破口噴發，他從為之代言的「我們」之中深入地走進了自我，以更為沉鬱內在的張力去界定自我與他者。

一九四七年策蘭從布加勒斯特到逃到維也納，身上沒有任何證件，只有一份詩稿，這樣的逃亡經歷讓曾經漂泊流亡的北島感同身受，他想到自己也成為了策蘭，想到深懷心靈創傷的策蘭以德語寫作時所感受到的「敵意」，就像北島在遠離祖國的環境裡只有母語這「唯一的行李」，他用母語寫作時也應該同樣感受到了「敵意」，但它對一個詩人的寫作來說是多麼重要，或者說，寫詩也是讓「石頭開花」的過程，在石頭堅硬的否定中肯定新生，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北島在長詩中記錄許多他所交往的人，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其中有上述那些作家、詩人和他的朋友，也有素昧平生的普通人。北島的散文寫作已是大家風範，寫人狀物都有自己獨具風格的筆法，平實中見奇崛，特有的調侃、反諷和幽默讓行文變得趣味橫生，給人以強烈的閱讀快感。限於詩歌的形式，詩人在長詩中只能用雕刻刀般的凝練語言去刻畫人物，但在他的勾勒下卻也鮮活生動，令人感受到這些個體生命存在的歷史感和人性的多樣性，比如第二十二章寫到了北京機場負責邊檢的張少校：「張少校生鏽的笑容／齒輪咬緊／為攀登他的一生／而嘴角露出人性的瞬間。」在壁壘森嚴的體制之內，作為一個小小齒輪他只能咬緊龐大的國家機器，但冰冷的制服並沒有扼殺他內心殘存的人性的微光。

北島在歧路上並非獨自行走，他穿越古今，與今人交流，同時不忘追隨古人的足跡，與李白、杜甫、孔子等人對話。孔子生前被輕辱怠慢，死後被尊為聖人，歷代統治者都喜歡他，而他的《論語》也成為歷朝統治者用來教化萬民的寶典，這是奠定中國人價值觀的根本，如果沒有孔子和《論語》的教化和塑造，今天的我們就不會有這樣的民族性格，但原初的孔子在哪裡？他真正的思想是否曾經被遮蔽，被誤讀，被篡改？當晚年的北島與年近六十的孔子相遇，他看見了孔子與弟子失散的落魄情景，他看見的孔子是一個失敗者的形象：

你年近六十

夕陽下，白發如筆鋒

歪斜的影子如敗筆

直指東方的故鄉

那些逆光奔跑的孩子

變成象形文字

並逐一練習發聲

（第八章）

「那些逆光奔跑的孩子」，那些「變成象形文字」的孩子在「禮義仁智信忠孝恕悌」的千年訓誡下練習發聲，但如何真正發出自己的聲音？五千年漫長的歷史中，苦難複製著苦難，但苦難又催生了多少根本的改變？縱觀歷史，詩人回憶起曾經追隨杜甫身影的情景，回憶如何「傾聽他詩的心跳」（第十五章），這心跳來自杜甫，來自北島，也來自一個民族的苦恨之心。

二〇〇七年，北島結束漂泊生活，定居香港，生活變得穩定，但步入晚年的他並沒有頤養天年的打算。他籌集基金，讓《今天》雜誌繼續在香港編輯出版；他創辦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已成功舉辦了六屆，影響巨大，現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詩歌節之一。更重要的是，他觀照現實的方式雖然變得更為曠達，但並沒有握手言和，他依舊保持著自身的獨立、清醒、孤勇和誠實，面對現實中的悖論和荒謬不是抽離，而是關注和切入，比如，詩人用兩章的篇幅（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涉及新冠疫情，對這個影響人類命運的災難表達了自己的思考和立場，其中一節這樣寫道：

我是零號病人

李文亮醫生發現了我

在計算機屏幕互相辨認

生與死晝與夜漩渦

從水下吐出一串串泡沫

李醫生戴氧氣罩—

真相比平反更重要

沿走廊盡頭我貼近你

在黎明前吹滅油燈

（第二十一章）

「零號病人」始終伴隨著人類的晝與夜，從來沒有消失，現在又一次以「皇冠」的形式為人類「加冕」，對人類進化至今的文明成果構成新的考驗，而在中國，李文亮醫生僅僅為說出真相就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以自己的死亡告訴我們，我們是病人，我們仍然是不敢說出真實病情的病人。

北島在長詩的結尾這樣寫道：「我是你歧路的陌生人／等待收割光芒的季節／送信明天卻沒有地址。」詩人勇敢地確認自己走在歧路上，他依舊在辨認自己，依舊在等待收割光芒，但前路茫茫，前方依舊是一條歧路嗎？作為一個悲觀的理想主義者，詩人並沒有給我們確定「明天」的方位和地址。對北島來說，「歧路」是一個重要的關鍵詞，否則他不會用這個詞來命名這首長詩，這個詞不僅僅是北島人生歷程的概括，更是對歷史與現實一種警醒的認知。北島自喻為「失敗者」，所以寫下一部《失敗之書》來總結他天涯孤旅、四海漂泊的人生，但更大的失敗或許是他並未徹底實現為之奮鬥的理想，世界依舊蒼茫，沒有根本的改變。然而，作為一個富有時代擔當精神和苦心錘鍊詩藝的詩人，他又是一個勝利者，而〈歧路行〉是他寫作生涯的又一次勝利。拉康說「現實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詞語的」，這部長詩通過真誠的詞語抵達並呈現了真實的現實，同時讓我們看到詩人如何以更為遼闊深邃的詩歌之路抵達精神價值的皈依，從而啓發我們對寰宇世相的獨立思索和對自我生命的修持。

2022.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