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崑陽：我，因詩而存在！聯經思想空間 Linking Vision

文 / 顏崑陽（輔仁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東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編按：愛好中國文學的你，是否也發現了這樣一種現象——不少研究者引借西方純文學、純粹審美的理論，以詮釋、批判中國古代萬紫千紅的詩文，中國古代文學廣闊的疆域卻為之萎縮。現任輔仁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東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顏崑陽，最近就以《中國詩用學》一書，針對這一迷蔽提出精當的反思批判，有效論證中國古代沒有純文學、純粹審美的產品；所有文學書寫都是士人階層「社會互動」的言語，「文學性」與「社會性」相即為一體。同時投入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的顏崑陽，其學思歷程如何？又與詩歌有著怎樣密不可分的生命連繫呢？（*本文摘自《中國詩用學：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行為詩學》自序。）

這是一本很學術的書，博通而專精；但是，這篇序文，我不想讓它也很學術；學術的大議題，就已寫在這本書中了。序文，就只是談談選擇當一個人文學者的歷程、感受與想法吧！

人生，總是活在一連串的選擇之中。就連早餐要吃漢堡、咖啡，還是燒餅、豆漿，也是選擇。在這資本主義的時代，聰明人都選擇去當官或做生意發大財；選擇電子業、服務業或演藝業，也有錢有趣，有聲有色。大概只有傻瓜才選擇當個學者，尤其人文學者，肯定傻到可比獻曝的野人，不知天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而只知在冬天溫暖的陽光下，快樂的工作。不過，當今之世，野人再傻，也不會傻到向總統去獻曝。

聰明人與傻瓜究竟要怎麼分辨？未必有標準答案；但是，粗衣疏食而在冬天溫暖的陽光下，快樂的工作，還天真的想要「以獻吾君」，這種傻事，聰明人絕對做不出來。

選擇，不僅是我需要什麼，也是我想要什麼；卻還有一個必要條件，我能做得好什麼；甚至更要有一個充分條件，那就是我樂於做什麼。

選擇做一個人文學者，不是我的需要。人文學術不能拿來滿足耳目口腹之需；但它卻真的是我想要、能做得好、樂於做的事。因此，我選擇了它，已做了幾十年。如今，早已年逾古稀，還繼續在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高中、大學、研究所，一直到現在，詩性心靈始終常存不滅，仍然繼續發表作品，出版詩集。詩已在我的生命園圃中，花開萬紫千紅。

童少年時期，我並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能做得好什麼。然而，算術總是笨到火車過山洞、雞兔同籠的問題，始終算不出來。初高中時期，代數解方程式、三角函數，那些抽象的阿拉伯數字，或者x+y、sin、cos、tan等抽象符號；甚至物理、化學，只要是用到數字或抽象符號的知識，總是搞不清楚、記不起來。每學期都要補考，才能勉強過關，其中或許有老師的同情分數吧。幾何，因為有圖形，就還搞得懂。同時，我的美術繪畫也有精彩的表現，比賽常拿第一名。後來，才聽說這是個活在形象經驗世界中，視覺型的孩子。天性如此，如何能去違拗呢！

相較的，小學國語課本，不少協韻如詩的課文，春天到了，桃花開，桃花開，朵朵紅，好像姊姊的臉兒那樣紅……。天這麼黑，風那麼大，爸爸捕魚去，為什麼還不回家……。滑翔機，真神奇，飛到天空去遊戲……。莫嘆苦、莫愁貧。有志竟成語非假，鐵杵磨成繡花針。古今多少奇男子，誰似山東堂邑姓武人……。這些詩也似的語文，都能吸引我愉悅的放聲朗誦，很自然的嵌進記憶體中，刪也刪不掉；到現在幾十年了，還能背誦如流。八歲讀到「月落烏啼霜滿天」等十幾首唐宋詩，朗聲諷誦，高低輕重的音韻，一知半解的朦朧意象，竟然讓我感到莫名的愉悅。初中，午休時間，同學們在睡覺或打鬧，我獨自跑到圖書館，找出各種詩刊，抄錄所登載的古典詩，回到貧窮的家中，讀詩如享美食。後來，在舊書攤偶獲《唐詩三百首》、《千家詩》，欣喜若狂，每天背誦。那時，我已感覺得到自己樂於做什麼，不斷狂熱的熟讀很多詩詞；於是就像一隻吃飽桑葉的蠶，蛻變的時間到了，非得吐絲不可。初中畢業，高中聯考後那個暑假，無師自通，經日連夜的作起詩來。高中、大學、研究所，一直到現在，詩性心靈始終常存不滅，仍然繼續發表作品，出版詩集。詩已在我的生命園圃中，花開萬紫千紅。

我，因詩而存在！

中小學十二年，讀到詩詞或感人的文章，不用老師規定，自己就背誦起來，幾乎過目不忘，語文科的成績經常是全班第一。在數理挫敗的爛泥巴中，總算還能掏到幾顆晶亮的珍珠，活得有些自尊。然而，那個年代，到處聽說，讀數理、商管、醫學的科系，將來才有出路。讀文學、藝術，就準備餓肚子吧！聰明的孩子都讀數理、商管、醫學去了；只有傻孩子才會去讀文學、藝術。大多數的父母也都拿這條「聰明與傻瓜定律」，在支配孩子的未來，卻從不曾真正了解、肯定自己的孩子是塊什麼材料，能做得好什麼。

人生會有關鍵時刻，高中時期，雖然渾沌的感覺到自己樂於讀詩，也會作詩。其實，對於長遠的未來，仍然還不明確的肯定自己想要什麼、能做得好什麼。高二那一年，導師賀聖誡先生，他本業是律師，卻教英文，擅作古典詩，見聞非常廣博，抽雪茄，老光棍；學生們看他是個奇人。有一天，發回批改過的週記，他叫我到面前，指著抄在「自由記載」欄中的古典詩，問：「我讀過很多詩，卻沒見過這幾首，誰作的？」那個穿著卡其制服，理著三分平頭，有些土氣的高中生，靦腆的回答：「我作的。」賀老師有些訝異：「誰教你的？」那個高中生掩不住得意：「自己學會的。」賀老師瞪大眼睛，看了半晌：「放學後，到宿舍找我。」這就是我人生的關鍵時刻，賀老師一席話，篤定的說：「你很有文學天分，將來一定要讀中文系，拿博士，一輩子就給文學吧！不用怕沒飯吃，肯定會很有成就。」

我走出賀老師飄著雪茄氣味的宿舍，暮色蒼茫中，我的眼前出現一條燦亮的大路，通往文學的世界，不再有何疑惑、徬徨。大學聯考志願，只填了六個學校的中文系，被同學譏笑：「這個傻瓜還真不怕餓死！」那時候，我也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傻瓜還是聰明人，卻可以肯定自已未來的人生想要什麼，能做得好什麼。讀了中文系之後，更深切的感覺到自己彷彿魚游江湖、鳥鳴樹林，樂在其中矣。讀哪個科系，將來才能吃得山珍海味，住得豪宅大院？我從來不曾想過這個問題。到現在幾十年，我不知道那些譏笑我的同學，是否吃得腦滿腸肥！卻可以證實，我沒有餓死；有口飯吃，有幢房子住，養活父母妻兒，安康的過日子。

假如上天對我還算公平，就是把我生成這塊文學的材料；卻也給了我素樸如白絹的父母，在嘉南大平原靠海的農漁村，除了認識魚蝦、番薯、甘蔗，辛苦工作以餵飽五張小兒黃口之外；大學科系以及就業市場是他們完全陌生的世界。「我要讀中文系」，他們聽了我的志願告白，只有一句話：「傻孩子，能考上大學，讀什麼都好。」我的確是他們的傻孩子，果然讀了中文系。他們也不知道，這個傻孩子讀了中文系，聽說會餓肚子；就讓我彷彿蒼崖上的一棵小松，枝葉不剪，自在的生長。

一個人文學者，我的生活，在那些熱熱鬧鬧的人們看來，與僧侶、修士無異，枯燥乏味；然而，我卻自己覺得單純安詳，樂在其中。

我一生終究給了文學，除古典詩、現代散文及小說創作之外，用心最深、致力最勤的就是人文學術，尤其是中國古典詩學。假如因為我踏上這一條路，而能為近現代「山繁水複疑無路」的中國古典詩學，尋訪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視野及風景，究竟是什麼緣由？如今回想起來，這樣的人生真的隱藏著無可預知，緣與命的奧秘；卻也有著自己隨緣、適才、順命的選擇；既是才命所定，也是父母的無為，又是老師的啟發，終而是自己做了決定。因為賀老師，我也才明白，真正的人師不僅是能給孩子一堆專業知識，而是能開啟孩子了解自我、肯定自我、創造自我的心智；所以我選擇了將來也要做個這樣的人師。我不知道在當前的教育體制內，多少稟受某種特殊天分的孩子，卻因為遇不到無為的父母與能夠啟發孩子心智的人師，最終被埋沒了。

如今，我即使明白，選擇做個人文學者，在這科技、經濟掛帥的資本主義時代，真的會被看作傻瓜；卻依然堅定著不可動搖的自信心，滿懷對中文學術的責任感，自我承擔改變近現代中文學術史的使命，而不斷尋求創造的可能，試圖從「五四知識型」的圍城中，突圍而出。到四十不惑之年，我就為自己建立了人生三寶：自信心、責任感、創造力。就這樣傻得像一座朝向日出東方的不銹鋼塑像，管他風雨陰晴，絕不生銹，始終堅固的度過幾十年，從來沒有動搖或轉向。如今，我已將這三寶當作「顏氏家訓」，傳給踏著我的後塵，步上文學這條路的子女顏訥、顏樞，他們也讀中文系，直到博士，用心創作，並做個人文學者。他們跟著父親，同樣當了傻瓜，到現在還賺不到半桶金，只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能做好什麼，樂於做什麼。

一個人文學者，我的生活，在那些熱熱鬧鬧的人們看來，與僧侶、修士無異，枯燥乏味；然而，我卻自己覺得單純安詳，樂在其中。政治權力的爭來奪去，股票、房地產、金價、投資基金的起落消長，經濟景氣的紅綠變換，多少群眾為之擾擾攘攘、哭哭笑笑；卻都在我的文學世界之外，冷眼旁觀，了然於胸而不擾其心。有飯可以飽食，有屋可以避風雨，自由的做著想做、能做得好、樂於做的事，而實現文學理想，就滿心歡喜了。身外的風風雨雨，都讓那些自認能呼風喚雨的聰明人去承受吧！喜怒哀樂、恩怨是非都是他們的事。傻瓜與聰明人，誰比較幸福快樂？恐怕說不準吧！

我的生活單純到只有三房一廳一室二場：書房、廚房、臥房；客廳、教室；桌球場、市場。在書房的時間最多，一天經常超過八小時；火車、捷運，也是我的「移動書房」。古今中外，傳統經史子集，現代文學、哲學、美學、史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化研究以及科普、醫療、園藝、烹調、星象等各種雜學，無書不讀；只要一書在手，就可以療飢忘憂，遊心於時間之外。有一回從台北車站搭捷運到淡江大學去上課，坐下來幾分鐘，就進入沙特《存在與虛無》的世界中，也不知過了多久，播報「雙連站到了」。我大吃一驚，從書中回神，才發現車到淡水終站，我還正與沙特對話，竟然沒有察覺必須下車，又原車坐回到雙連，已近台北車站了。這樣的經驗，不只一次。

我不知道別的人文學者怎麼讀書；而我確實是這樣在閱讀，博觀群籍，融通於心；進而提出獨發的問題與創解。人文學問以博通為上，不能只是一業之專、一技之長。然而，二十世紀開始，專業分工卻已成難返的趨勢；連事涉人們總體存在情境經驗及其意義的人文學問，也如同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卻被切分成一堆互不關聯的屍塊，一塊一塊孤立研究。於是文、史、哲分開了；辭章、義理、考據分開了；辭章中，古文、詩、賦、詞、曲、小說分開了；文學理論、美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等，各種專業學科，全都分開了。每個學者，各守著自己專業領域的象牙塔，老死不相聞問。於是到處都是專家，爭相量產管窺蠡測、淺碟小碗的論文；卻難得一見通人。通人不是雜識拼湊各種專業知識，而是博觀群籍，融通各種知識；又將知識回歸到宇宙人生，包含自己在內的存在經驗情境中，提出原發獨見的問題，並且在前行世代可傳的知識基礎上，進而自主思辨，給予解答，再創造聞不出醬缸朽味的新知。

經過博觀群籍的漫長過程，我發現每種專業領域都可能是對著總體而變化不定的世界，提出「瞎子摸象式」的觀「點」；真的所觀只有「一點」而已，連「面」都搆不上，更別說是「體」了。因而我也才領悟到，宇宙萬有，包括自然與文化的一切產物，都在總體情境、動態歷程中，經由各種因素條件交互作用而生產出來；也都存在於複雜的關係網絡，才能因其特質與功能而涵具意義及價值。因此，沒有任何一種事物能從生產它的總體情境、動態歷程中，從各種因素條件交互作用的關係網絡被切離出來，只是孤立的從它的自身去理解、詮釋其意義，評斷其價值。然而，近現代專業分工的知識，卻只觀其「一點」，簡化到果然是豹身的「一斑」。真正現代化的人文學問，必須是宏觀總體而動態變化的社會文化情境，以提出創發性的「問題」；又能微觀精密的做出文本分析詮釋，並邏輯推演論證而給予「答案」。宏觀必須以博通的學養為明鏡，否則會流於粗淺；微觀必須以專精的思辨為解剖刀，否則會流於雜碎。博通而專精始能做為現代人文學術的典範。

文學如此，文學中的「詩」當然如此。「詩」不可能從沒有人之生命存在情境經驗的虛空中，沒有自身之外的各種因素條件而莫知所以然的迸出來。詩，是詩人創造的產物，而所有詩人都活在他的民族文化傳統與社會情境中，文化與社會的各種因素條件，都不是與作品內容無關的純粹客觀背景，而必然會經由「文心」操作語言表現形式而融進作品中，構成內容。

什麼是「文心」？詩人所身處的各種文化傳統與社會情境的因素條件，必然隨著詩人的感知、選擇、融攝而內化形成創作的「文心」；而「文心」並非空無一物的感性直覺，而是一個複雜的「意識結叢」，包含著作家所接受的文化傳統、所身處的社會階層、所理解的文學歷史意識及文學史觀、所認同的文學本質觀、所持有的文體知識，以及時代、區域的生活經驗。因此，詩人創作所身處的「世界」，就不是一個沒有民族文化性、當代社會性，憑虛凌空想像的審美心理世界。那種無關文化與社會經驗而純粹審美的所謂「純詩」，只是沒有創作經驗的理論家，飄浮在太空中的夢囈。而將中國古代詩人腳踏社會文化實地，在日常彼此互動關係情境中，所生產的詩歌，都放在「純粹審美」的視域下，找尋它的意義及價值，這也是沒有創作經驗的批評者，不切實際的空言。想要當個古典詩歌的批評者，不妨自己嘗試作幾首詩，體驗真的會有那種不涵民族文化性、社會性，完全不食人間煙火而只是感性直覺，純粹審美的「純詩」嗎？人文學術從來都不是沒有文化社會實踐經驗內容的抽象概念「空言」。

人文的學問也不是只要埋首書本，藏身文獻堆中，就能做得出新鮮的成果。一個靈活的人文學者有些時候必須從書本、文獻抬起頭來，走出書房，敏銳的感知當代社會現象，真切的體會自身的生活經驗。立法院打打鬧鬧有人文學問、疫情亂象有人文學問、街頭巷尾有人文學問、廚房有人文學問、球場有人文學問、市場有人文學問、捷運公車火車上有人文學問、田園山水間有人文學問、與親友交往有人文學問……。只要有人有物有事，有人性表露的地方就有人文學問，關鍵只在於能悟或不能悟。伊尹從鼎鼐間，悟得治國之理。晏子也從食材五味悟得「和」與「同」之辨。能悟者，處處都是人文學問；不能悟者，現成的人文學問擺在面前，還是懵然不知。沒有時代與切身的存在感，只靠成堆的死文獻，做不出有生命的人文學問；就以詩學來說吧，詮釋一首詩，不能從詩人歷史語境所隱涵的存在感，與讀者自身體驗的存在感，彼此同情對話；而只拘執於文獻表面的語言，以文字解文字，必然死在文字之下，一首詩的生命感沒有因為靈心慧性的詮釋而活起來。

我作古典詩，常與好些真誠相交的詩友往來，例如張夢機、羅尚、陳文華、龔鵬程、張大春等，彼此贈答，都是既有「實用性」又有「文學性」的好詩。因此我才體驗、領悟到中國古代士人之間，以「詩」諷化、通感與交接，就是他們社會互動的普遍行為方式，「詩用」是古代士人階層由實踐而產生的文化現象。中國古代，詩盈天地間，無所不在。士人大多因詩而存在，我們可以想像著，陶淵明說：「我，因詩而存在！」謝靈運說：「我，因詩而存在！」李白說：「我，因詩而存在！」杜甫說：「我，因詩而存在！」蘇東坡說：「我，因詩而存在！」黃山谷說：「我，因詩而存在！」從他們身上，把詩抽掉，他們還存在嗎？

中國古代詩歌也有它的美學，必須從中國式的「人格美」與「倫理秩序美」去找尋依據；西方形式主義與實驗心理學派的美學不能直接套用。

三十幾年前，有一天我在家裡接了某一個現代詩人的電話，邀稿，談到中文學界，他很不客氣的說：「中文系學者寫的詩詞論文，一點兒社會性都沒有，說的都是語言表層的意思。」這句話很刺心，讓我當下若有所悟。那位現代詩人已去世多年，其言卻猶縈繞耳際。很多年後，我重返淡江大學中文系任教，膽力十足的接下一門中文系沒有人敢開講的課程——文化與社會。於是一個暑假大量閱讀社會學，尤其詮釋社會學、批判社會學與文學社會學，以及文化學、文化人類學、文化研究的書籍，果真讓我從文學本位狹窄的窗口移開目光，打開另一扇寬廣的窗口，從詮釋社會學的視域真切的看見古代士人們的「詩式社會文化行為」，因而為中國古代詩歌的意義詮釋與價值評斷，別闢一條前人從來都不曾看到的蹊徑，「中國詩用學」於焉逐漸形成。我可以肯定的說，中國古代的詩歌，都是因「用」以成「體」，相對因「體」而致「用」；沒有無體之用也沒有無用之體而不具民族文化性、社會性的「純詩」。中國古代詩歌也有它的美學，必須從中國式的「人格美」與「倫理秩序美」去找尋依據；西方形式主義與實驗心理學派的美學不能直接套用。

西方理論並非不能用，而要用得適當。近些年來，眼看不少學者生吞雜食的套用西方理論，以求「外造建構」現代化的中國人文學術，卻得當者少，失當者多。我因而提出「內造建構」的方法論，以解開盲目消費西方理論的迷蔽。什麼是「內造建構」？「建構」指的是建造構成某一非現成的事物，就像蓋房子那樣，乃是人類生產意義或知識特有的行為方式。只是蓋一幢有形的房子，我們睜眼就看得到；蓋一幢無形的知識堂殿，心眼不夠靈光的人卻一無所見。文學理論不是純粹抽象概念的空言，而是經由人們對某些歷史時期及社會區域已發生的文學經驗現象，做出確當的意義詮釋及價值評斷，而揭示其隱涵的相對普遍本質、結構、規律，並加以思維及表述形式的概化所完成的知識建構。它雖然經過形式的概化，卻是有其實在經驗的特殊內容，因而人文學術的理論都有歷史時期與社會區域的差異性，沒有絕對普遍的真理，很難全世界一體適用。那些隱涵而用以建構理論的相對普遍本質、結構、規律，假如出於一個民族文學內在之所具而散置於各篇文本中，我們將它揭而明之，並賦予現代化的系統性理論意義，就稱它為「內造建構」。「內造建構」的理論並不時髦，卻能精切的賦古典以新義。「中國詩用學」就是我所做「內造建構」的理論，具有中國民族文化的特質，相對適用於詮釋、評價中國古代的「詩文化」現象，以做為理論基礎。這是中國古代詩學研究，由以往消費西方理論，而走向未來生產自家理論的起站，需要有明識的後繼者接力走下去。

「中國詩用學」是針對「五四知識型」的圍城，進行「突圍」的成果之一，我預期它將能轉變「五四」以降，中國古代詩學的詮釋視域。然而，我也明白要爆破人們腦袋中已定型固化的學術堂殿，比爆破一棟鋼筋水泥的大廈，困難得多。一種改變舊思維的創新理論，影響力往往滯後，或許三十年，或許五十年，甚至百年以上吧，才能看到它的影響效用。那時，我的墓木已拱；但是，我有自信將來一定會有不少心眼明徹的學者研究我所建構的理論，補其缺漏，修其瑕疵，精密其系統，並應用到中國古代詩歌的研究。這不是無知的狂言，而是我必須要有這種自信與理想，才能真切的寫出改變學術史的論著。

《中國詩用學》又稱為《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行為詩學》。我已創造了它；中國古代，詩無所不在，陶謝李杜蘇黃都異口同聲，自信的說：「我，因詩而存在。」我，顏崑陽，站在二十一世紀，選擇做為一個有創造力的人文學者，洞觀仰視這個詩的傳統，也同樣自信的說：「我，因詩而存在」。這是才命所定，也是自主的選擇；因才因命因自主選擇而實現的人文學術理想。

二○二二年六月

顏崑陽序於花蓮壽豐涵清莊藏微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