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之後寫的一首回憶的詩篇中，杜甫提到他與高、李二人的友誼開始於一家酒肆，這兩位文學大師很高興和他結交，當三人酩酊大醉之後，他們一起登上吹臺古蹟，眺望遠景，陷入對歷史的沉思。
本文摘選自洪業：《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聯經，2021）第二章〈快意八九年〉。
杜甫在洛陽的逗留或短期做事，毫無疑問因為繼祖母在七四四年仲夏於陳留去世而中斷；仲秋時節，繼祖母被安葬於偃師的家族墓地。葬禮結束之後，我們的詩人返回陳留，賣掉一些財產。很可能就在這時他首次遇見了兩位傑出詩人，無拘無束、已經是著名詩人的李白，還有野心勃勃、後來也聲名顯赫的高適[1]。
李白比杜甫大十一歲。他在蜀地長大，漫遊了整個帝國，手刃仇人，揮霍萬金，娶妻納妾，縱情聲色；顯示了守護忠誠友誼的膽略才能，沉溺於對道教煉金方術的興趣，以其醉酒狂傲引起他人的嫉妒和憎恨；也因其縱橫俊逸的詩文激起大家的廣泛欽佩。大約在兩年之前，這位被認為是不朽天才的謫仙人的名聲傳到了明皇的耳邊。於是他被召到長安，授予了翰林院的職位，這是一種皇帝的私人祕書性質的工作[2]。有一種說法指出，李白的文采招致了皇帝的駙馬張垍的嫉妒。另一則傳說認為李白在一次大醉狂興之後，伸腿讓宦官總管高力士為他脫靴。受到侮辱的高力士懷恨在心，攛掇皇帝的愛妾說，李白寫給她的〈清平樂〉詩中隱含了一個侮辱性的歷史典故。受到駙馬或愛妾的唆使，明皇給了李白一大筆錢，將他遣返。我們不知道此事發生在什麼時候，但是七四四年初春李白仍在長安。從李白的一首詩可以看出，他在被遣返之後離開長安東行，仲夏時節已經身在陳留了。高適比杜甫大六歲。七三五年，高適二十九歲，他應邀到長安，但在仕途上一無所獲。回到洛陽，高適把家搬到宋州的虞城，聲稱要躬耕於此地。事實上，他四處漫遊，與官員、學者交往。各種史料的記載都說高適直到五十歲之後才開始寫詩。實際上，我們可以在他的詩集中找到一些佳什，它們肯定作於五十歲之前很多年。我們確切地知道高適在七四四年正在陳留和睢陽（七四二年前稱為宋州），在秋天之前他正沿著帝國的東海岸向南旅行。
比較三位大詩人的時間表，很明顯他們在七四四年晚秋時節相遇於陳留。在多年之後寫的一首回憶的詩篇中，杜甫提到他與高、李二人的友誼開始於一家酒肆，這兩位文學大師很高興和他結交，當三人酩酊大醉之後，他們一起登上吹臺古蹟，眺望遠景，陷入對歷史的沉思。他們可能從陳留啟程，向東南進發，一起旅行了一百多英里，來到虞城。在另一首詩中，杜甫追憶他們一同登上為紀念一位良吏所建的單父臺。到了初冬，高適可能離開了兩位朋友。那麼李白和杜甫有沒有繼續旅行、尋訪其他地方呢？我們沒有關於這些旅行的紀錄，實際上我們並不知道三位詩人所寫的除了這兩座著名高臺之外的其他詩篇。
杜甫的〈贈李白〉 可能作於陳留，此時他剛認識這位年長於自己的詩人。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膻腥，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從睢陽出發往東北方向，大約一百三十三英里就到達魯郡，也就是從前的兗州。在七四五年的初春，我們的詩人再次來到自己父親曾經擔任司馬的州郡。我們不知道這次他住在哪裡。可能杜甫租借了城市東郊石門的一所房屋。十八世紀早期，在這附近的一位學者（《居易錄》說是孔尚任）說石門的來由是因為此地小山上有兩塊岩壁像門一樣相向而對。杜甫可能住在山腳下的一個村莊，他曾上山去尋訪一位張隱士。關於此事他寫了兩首詩，我們這裡只選譯第一首。
題張氏隱居二首（其一）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
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
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七四五年夏天，杜甫在離魯郡很近的臨淄。這裡他遇到了兒時的朋友李之芳，他此前在長安官署任職（駕部員外郎），最近來到臨淄作（齊州）司馬。杜甫還再次遇到李邕，此時任北海（在東邊約一百英里）太守，恰好來臨淄拜訪。自然，友人之間的宴飲唱和是少不了的。杜甫又去到臨淄下轄的臨邑（往北二十英里左右），這次行程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看望弟弟杜穎，他現在可能已經擔任當地的簿曹。秋天，杜甫又再次回到石門。從這裡出發，他和朋友們尋訪了不少地方。在石門，杜甫邀請朋友們一起聚餐。而有的訪客又召開宴會，大家在一起舉辦了不少歡樂的聚會。
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蕭然靜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去相尋。
能吏逢聊璧，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
李白可能也是拜訪杜甫的朋友們中的一位。兩位詩人自然會一起外出去拜會朋友。當然，杜甫會把這些事情寫進詩裡。下面兩首詩的第一首常常被誤讀和誤譯。漢語中的詩歌語言總是很簡潔，人稱代詞一般都被省略。這裡，不能夠加上第二人稱，否則看上去好像年長的詩人被當作一個頑劣孩子一樣被斥責[3]。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
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
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某些批評家試圖將「陰鏗」的比喻視為杜甫對李白詩歌的隱晦批評。他們說，六世紀的詩人陰鏗遠沒達到李白的詩藝高度。他們忘了杜甫可是陰鏗的熱切崇拜者，因此這句對年長詩人的讚揚完全是真摯的。對我們來說，完全沒有必要跟著那些批評家人云亦云，他們總是揣度兩位大詩人之間存在嫉妒。他們總是把〈飄蓬〉一詩讀解為杜甫對李白的嚴厲斥責。他們甚至還引用〈戲贈杜甫〉，把它當作李白的作品：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
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事實是這首詩並未出現在李白的詩集中，它來自一部彙集詩人逸聞軼事的書（《本事詩》），此書編纂於李、杜時代過去一個世紀之後。竹笠代表這是夏天；我們僅僅知道兩位詩人有過兩次聚會，都在秋天。而此詩的文字拙劣，不值得李白親自動筆，更不用說它的思想根本配不上李白與杜甫之間的友誼了。因此，我們一定得接受對這些詩人最有研究的優秀學者的判斷，即此詩是偽作。
確實有兩首李白寫給杜甫的詩，都作於七四五年秋天。其中一首是〈⋯⋯石門送杜二甫〉。李白遺憾飛蓬各自被風帶走，建議一飲而盡手中的酒盞，因為在石門的這種令人愉快的結伴生活不會重現了。我們不清楚杜甫這次要去哪裡？但在同一個秋天的晚些時候，杜甫可能沿著汶水向南進發，回到長安和咸陽，李白又寄給他一首詩，雖然我們不能確知李白此時身在何處，但毫無疑問他在魯郡附近的某個地方。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一詩中，年長的詩人說，酒喝起來味道不那麼醇正了，歌聲聽上去也不能令人振作，當聽見沙丘城邊古樹的秋聲，他的情感遂跟隨汶水向南奔湧，去追尋他的朋友杜甫。這是對年輕詩人示以尊重的優美表達。
但是什麼原因讓杜甫不得不西歸呢？當然，他並不知道，等待在他面前的將是十年蹉跎歲月。在東部，杜甫的思緒關注於修煉來世的隱者、煉丹求長生的術士。為何他要返回京城這個政治陰謀和競爭的漩渦中心？難道他的旅費花光了？或者西歸有一些新的發展機會？我們實在沒法知道。然而，在杜甫詩集中，有一篇名為〈雜述〉的短文。此文一定作於魯郡附近的某個地方，時間可能就在七四五年秋天。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進賢賢乎？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已，令聞不已，任重致遠，速於風飆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飽飯吃，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又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嗟乎叔卿！遣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為聞人而已，以我為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彌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載飲我濁酒，載呼我為兄？
除了張叔卿，這裡提到的其他人將在後面的章節出現。薛據在七三一年通過了科舉考試，岑參則是在七四四年。他們在當時已經是文學名家，並且毫無疑問擔任了官職。我們的詩人是否已經深切意識到，除非一個人在京城取得有效的成功，否則很難依靠地方權貴的關照來維持生計？這可能是杜甫回到京兆的真正原因。
[1] 杜甫是在何時、何地遇到李白？自從錢謙益論證了兩位詩人初次相遇於七四四年，時間的問題可以說就解決了，大多數人也接受了這一看法。但當他們接受錢謙益的看法時，也往往把錢氏的另一個疏忽的意見也照單全收，即李、杜二人首次相遇於洛陽。然而，〈贈李白〉一詩的第十一行很清楚地表明，兩位詩人首次相遇於梁宋地區。古梁地在七四四年名為陳留（今開封）。《九家注杜詩》219/147認為杜甫與李白、高適的友誼開始於陳留的酒肆。
[2] 譯者按：當代學術研究已經指出李白擔任的翰林供奉與翰林學士有很大區別，不宜混同。
[3] 譯者按：為了更明確地顯示洪業先生對這首詩的獨特讀解，我把他的英文譯文附在這裡：「Autumn again, we are still like thistledown in the wind. Unlike Ko Hung, we have not found the elixir of life. I drink, I sing and I waste days in wain, Proud and unruly I am, but on whose account?」大意是：「又到秋天，我們依舊像蓬草般飄蕩在風中。我們未能如葛洪一樣，找到長生的丹藥。我痛飲，我狂歌，我白白浪費了每一天。我如此桀驁而不守規矩，這又是為了誰呢？」
1893-1980，號煨蓮（William）。福建侯官人。現代著名史學家、教育家，1893年生於福州。先後就讀於衛斯理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協和神學院，獲得文學學士、文學碩士、神學學士等學位。1923年回國，被聘為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任大學文理科科長，先後兼任歷史系主任、大學圖書館館長、研究院文科主任及導師等。創辦《燕京學報》，並以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主任總纂哈佛燕京學社《引得》64種。1946年春赴美講學，1948至1968年兼任哈佛大學東亞系研究員。1980年逝於美國。
其學術名篇有〈考利瑪竇之世界地圖〉、〈禮記引得序〉、〈春秋經傳引得序〉、〈杜詩引得序〉、〈蒙古祕史源流考〉、〈破斧〉等。所撰〈禮記引得序〉於1937年獲法國巴黎茹理安（儒蓮）獎金。主要著述見《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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