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鈴：寒冬柏林，藏在一碗越南河粉中的疑問——誰是外來者？聯經思想空間 Linking Vision

文／黃文鈴（寫作者、記者）

2022年8月，聯經出版推出《誰是外來者》一書，寫書契機是一碗寒冬裡的越南河粉。

越南河粉在台灣並不稀奇，巷口花個七、八十塊就能點到一碗熱騰騰現煮的河粉。但本書作者黃文鈴吃到這碗河粉的現場，是德國首都柏林。

當時她正即將結束兩個月的北歐之旅，旅程將盡之時，她從瑞典北部轉機斯德哥爾摩，不到兩小時即抵達已是黑夜的柏林。

那晚下著大雪，旅館四周的店家幾乎都關了，這時她看見一家裡頭還冒著熱煙，門口寫著越南菜的餐館，店家是對中年夫婦，不怎麼搭理人，但捧上的大碗河粉，熱騰騰的，道地又有誠意。

也是從這趟旅程，才發現柏林不愧是國際大都市，各國料理在這裡大概都找得到，但唯獨亞洲菜，幾乎都是越南餐館的天下。從規模有模有樣，門口掛著長長竹燈籠的精緻餐廳，到店門以簡單字體寫著「Imbiss」的越南小吃店，應有盡有。

《誰是外來者》這本書拋的第一個問題，為什麼德國的越南人這麼多？他們從何時在這裡定居？從哪裡來？為何而來？

二零一七年九月，她隻身搬來柏林，再仔細觀察這個城市，幾乎每個地鐵站轉角都有一間花店，連德國固定休息日禮拜日，也照常開門迎客。老闆或老闆娘清一色幾乎都是越南人；時間久了，問身邊的德國人，他們談到路邊偶見的衣服修改店，也理所當然地說：「這些店都是越南人開的啊。」

更不用說在台灣也很常見的越南美甲店，柏林的街巷也一家接一家，普遍的程度大概跟這裡的土耳其理髮店一樣，隨處可見。

所以回到《誰是外來者》這本書拋的第一個問題，為什麼德國的越南人這麼多？他們從何時在這裡定居？從哪裡來？為何而來？

這個問題要從1978年說起，當時正值越戰結束三年餘，統一後的越南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濟破敗，政府又針對南越華人實施多項制裁措施，加上當時開放讓華人大規模離境，因此引起一波令國際譁然的難民潮，一艘艘擠滿船民的船隻，在大海裡載浮載沉，成了歐美國家多年來對於越南船民的印象。

其中有一艘因超載千餘人而故障的大型退役貨船「海鴻號」，被迫停錨在馬來西亞海域，但由於這艘船是越南政府名正言順公開收錢，讓船民花數十兩黃金「買船票」登船逃難，馬來西亞政府極度不滿這等不法情事，拒絕讓船民們上岸，任由他們在烈陽下曝曬，數天沒洗澡、船上衛生條件低落，隨著一天天過去，許多船民們不僅又飢又渴，身上更爬滿了皮膚病。

這一切直到某次國際媒體記者登上船隻，曝光了船上難民的飢病慘狀，透過電視播放，震驚包括西德在內的民主國家。西德政壇與民間因此紛紛動員，呼籲應出手拯救這些逃離共產體制、投奔自由的越南船民。

當時仍是分裂的德國，民主西德在聯合國的軟硬兼施下，大幅開放收容越棉寮難民的名額；一名德國廣播記者諾伊德克（Rupert Neudeck），更跳出來呼籲德國民眾有錢捐錢，在龐大民意的支持下，諾伊德克募得巨額資金，買下一艘大型船隻，取名為「阿納穆爾角號（Cap Anamur）」，從越南附近海域，直接救起逃出來的難民船，將人帶到附近的第一收容國難民營，等待第三國的收容。

《誰是外來者》這本書的核心即是透過作者親自採訪，當初被「阿納穆爾角號」救起的船民們，來到德國之後的經歷，探究他們如何因為西德政府的社會融合政策措施，如今成為被譽為德國史上融合最成功的移民。

本書的核心問題是，當外來移民來到一個新的國家，收容國政府與當地居民以及移難民本身，應朝哪些方向努力，讓移民們能更融入當地社會？

人們因未知而感到恐懼，這是天性使然。正因為如此要讓雙方有更多接觸、更多了解。園區刻意打造在地綿密網絡⋯⋯

該書借鏡一個位於德國北部、發展旅遊業的小鎮諾登（Norden）為例，該鎮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迎來首批越南船民，他們正是「海鴻號」的難民們，尚未撫平險遭海難的創傷、不諳當地語言，離家數千里外。所幸位於諾登的難民收容園區「拿撒勒之家」，創辦人席維特（Roman Siewert）一步一步讓來到這裡的越南船民，在包容思維下，找到第二個家。

雖是首度收容難民，「拿撒勒之家」實施了許多開創性的做法，像是不將難民們隔絕於外界，園區四周沒有圍牆，讓難民們和來到當地渡假、住在園區小木屋的遊客們，同處在同一空間。

席維特認為，人們因未知而感到恐懼，這是天性使然。正因為如此要讓雙方有更多接觸、更多了解。園區刻意打造在地綿密網絡，舉凡修繕園區、採買蔬果肉類日用品，都從在地商店採買、雇用當地人，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也讓當地人更熟悉這群外來者，更認同「拿撒勒之家」的工作，拉近居民與難民間的距離。

當時西德政府為了讓船民們更融入當地社會，投注大筆資金，讓難民上六個月的免費德語課程。達到一定德語水準後，安排職業培訓，協助難民找工作，或繼續於高等教育進修，讓這群外來移民成為社會可用之才。

學齡階段的難民兒童，則安排直接就讀當地學校，除了課堂能學德語，地方政府並安排當地居民，協助擔任類似「教父」、「教母」的角色，讓孩子們更了解德國社會運作過程與民間文化。圖為住在拿撒勒之家的孩子們，正在上德文課。

許多接受採訪的越南船民都談到，當初來到西德，對於迥異於家鄉的寒冷天氣，印象深刻，許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雪。甚至有人以為路邊的積雪，是白花花的鹽。圖為住在拿撒勒之家的船民們玩雪。

全德國目前至少有十五座由越南船民出資建造的佛寺，佛教信仰成為船民們傳承文化、語言，以及與故鄉的聯繫，更藉由信仰撫平離鄉背井的傷痛，成為在德國扎根的力量。圖為位於漢諾威的圓覺寺。

本書採訪多位透過海軍軍艦與仁德專機來台落腳的越南華僑，談當初逃離越共的過去，與定居臺灣數十年的經歷，以及與臺灣社會的情感。

《誰是外來者》書中除了採訪來到德國的越南難民，第二條主軸線是在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九年來到東德打工的越南契約工（Contract Workers）。

這些原本持五年合約來東德的工人，大多來自北越，根據東德與越南政府簽訂的協議，被禁止與當地人有所接觸，行動自由更遭到雙方政府人員監控控制，名義上僅能過著只有工廠與宿舍的生活。

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後，雙方政府所簽訂的契約工協議如同失效，契約工面臨回國或留下的抉擇。該年據統計，越南契約工達到六萬多人，是全數契約工裡最多。

《誰是外來者》作者採訪多名當時選擇留下的契約工，當時如何克服沒有合法身份、語言不通、失去宿舍作為便宜住所的種種困境，探討這個群體如今與德國社會的關係，以及與同樣來自越南的難民同胞的衝突與比較。

透過採訪發現，越南佛寺在當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由於越南船民大多來自南越，與越南契約工數十年來隔閡極深。即使在歷史上再度交會於德國，仍呈現勢不兩立的對峙。但近年來，越南佛寺也接納來自北越的越南移民，參加佛寺的活動與運作，讓雙方透過佛寺仍有所交流。

此外，越南佛寺旗下多數擁有青年佛教協會，培養在德國出生的越南後裔，成為協會成員，甚至幹部。而許多第二代更是透過佛寺活動，認識來自另一方的群體，他們沒有上一代的政治情仇包袱，反倒牽起這兩個群體，孕生出彼此更理解的可能性。

《誰是外來者》一書的第三條主軸，著重在越南華僑。這條軸線的敘事是一段中華民國歷史上遺忘的過去。

中華民國政府過去與南越吳廷琰政府始終保持友好關係，越南華僑在中文學校使用的課本，皆由中華民國政府提供，採用來自正中書局的海外版，教室裡掛著國父孫中山的遺照、學校升旗時同時升起越南與中華民國國旗，這些都是後來來到臺灣定居的越南華僑，過去的生活回憶。

一九七五年四月，越共拿下南越首都西貢，一統越南。就在南越淪陷前，中華民國政府派遣軍艦前往搭救僑胞；一九七六年開始，中華民國政府更不定時派出專機將僑民接來臺灣，後來成立「仁德專案」，每年派遣數架專機，接送難橋來臺，並先安置於當時剛落成不久的木柵安康平宅（圖五）。

本書採訪多位透過海軍軍艦與仁德專機來台落腳的越南華僑，談當初逃離越共的過去，與定居臺灣數十年的經歷，以及與臺灣社會的情感。

書中多位受訪者也曾住過安康平宅，但因家庭人口成長、經濟情況改善，已遷至他處。

近年來由於安康平宅建築物老舊，政府已拆除大半危險建物（圖六），並在附近落成興隆公營住宅（圖七），高聳的大樓在四周低矮公寓裡，顯得鶴立雞群。

關於社會融合，始終都是雙向道，不應只單單要求移民拋下原生國家的文化，而是在地居民也應多了解認識同住於一個社會的新成員。

最後，作者在德國取材期間，曾拜訪位在法蘭克福的天后宮，與樹人中文學校。這兩處與臺灣淵源極深，由住在當地的越棉寮僑胞出資成立建造，前者供奉的主神黑面媽祖與數尊大型神像，更是遠從臺灣恭請運送到德國。

當地僑胞成立的「德國法蘭克福印支華裔聯誼會」更是不時於天后宮舉辦活動，聯繫彼此情感。二〇一九年本書撰寫期間，該會舉辦的越南河粉教學，由聯誼會會長王錩文講述河粉料理方法。由於天后宮也是聯誼會會址，圖中可見牆上掛著的是國父遺像，並列陳掛德國與中華民國國旗。

圖十為華裔聯誼會主要成員，多為第一代越南船民，在德國落腳逾四十年。圖中央端坐微笑的老奶奶，是樹人中文學校首任校長林克儒。該校聘請多位台灣老師，數十年來於當地教授中文課程，過去學生多為越棉寮移民的後代。

上述這段歷史最後因篇幅關係，並未收錄於本書，特別藉這篇文章點出海外華僑與祖國的緊密連結，並不因距離遙遠而改變。

如同本書其他所有的受訪者，帶著自身的故事，或因自願、或因被迫，來到新的國度。關於社會融合，始終都是雙向道，不應只單單要求移民拋下原生國家的文化，而是在地居民也應多了解認識同住於一個社會的新成員。外來移民要如何做到融入當地社會，當地社會要如何接納這群外來移民，讓他們不再一輩子都是外來者？希冀讀者能透過這本書獲得最可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