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 / 王顥中
編按：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超過兩年，口罩、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已然成為社會生活的「新日常」。 2022年6月，陽明交通大學醫療人文跨領域研究中心、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中央大學英文系、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等團體連續舉辦了兩場「親密敵人：愛與戰『疫』中的家園與世界」座談，從情感政治的角度切入思考並評估人類集體因應疫情的舉措，所可能攪擾或牽動引出的各種可預期或非預期效應。「親密敵人」系列講座紀要共兩篇，本文為第一篇。（* 本場講座紀要已獲講者授權撰寫、刊發）
| 講者簡介 |
蕭怡婷，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主任
林建廷，中央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何春蕤，中央性／別研究室成員
讓有萬華活動史的人變成全民公敵，操作將疫情下的集體恐懼情緒，集中指向特定人群，彷彿在向人民宣戰，告訴大家「這些人就是敵人」。
蕭怡婷：國家機器讓弱勢者成防疫失守替罪羊
去年（2021）萬華茶室確診足跡一度引發多個縣市接連爆發疫情，在那之後萬華茶室與性工作者被抨擊為「防疫破口」成為眾矢之的。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主任蕭怡婷指出，在過程中《三立新聞》率先下了「萬華病毒」標題，指揮中心也直接說萬華就是破口，導致更多人用負面眼光看待萬華，最終導致這個弱勢地區中的攤商、遊民、流鶯全都遭殃。
蕭怡婷認為，萬華長年承擔性產業和遊民的雙重污名，疫情期間國家機器也成功操作分化人民，讓弱勢者成為政府防疫失守的替罪羔羊。除了萬華茶室和流鶯數度成箭靶外，在去年的清零政策下，也有民眾路過艋岬公園就拿起手機對著口罩沒戴好的遊民拍照上傳網路公審，責怪都是這些人導致疫情擴散。蕭怡婷指出，民眾的這種心態恰好就是統治者所希望的，因為只要成功製造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與矛盾，政府就可以順利卸責。
蕭怡婷指出，疫情暴露出性交易非法化的問題，很多酒店茶室至今只能「掛羊頭賣狗肉」，因為國家不願意面對真實存在的性交易。《社維法》91-1條已通過 11 年，卻沒有一個地方政府願意設置性專區，讓性產業始終無法化暗為明、去除污名，疫情期間才因此導致疫調追蹤的困難性。蕭怡婷批評，政府長年在性產業議題上擺爛，面對疫情爆發卻讓非法的性工作者來背鍋，嘴上雖然說不要污名化，卻仍定性萬華是破口，讓有萬華活動史的人變成全民公敵，操作將疫情下的集體恐懼情緒，集中指向特定人群，彷彿在向人民宣戰，告訴大家「這些人就是敵人」。
有鑒於目前已有性專區法源卻無地方政府願意成立專區，蕭怡婷說，日日春目前將工作重心轉向社區培力，嘗試讓居民和性工作者得以共存，團體過去也曾二度在富民里——萬華流鶯主要工作區域——推出參與過里長選舉。蕭怡婷說，隨著防疫政策從「清零」轉向「共存」，人們對病毒的觀感也在變化。「本來大家覺得只有那些『特別骯髒』的人才會染疫，但今年變成人人都可能染疫後，病毒忽然又不髒了，因為沒人會覺得自己髒。」蕭怡婷說，這正顯示敵我關係界線，可以隨時隨著執政者的利益而挪動。
這些醫療崩解背後的核心問題，在疫情期間都被一種個人化的「愛」話語和行動所遮掩。
林建廷：當白衣天使遇上墮落天使
中央大學英文系副教授林建廷指出，台灣去年在疫情升溫時立刻凸顯出醫護量能問題，背後主因就是公共醫療的私有化與商品化。國家一方面對醫療產業實行去管制化，以市場競爭邏輯取代公平分配，導致醫療機構人力的兩極化發展：管理階層擴充、基層勞動人力卻大量縮減，造成基層醫護人力的緊縮甚至外包化，並大幅限縮了醫療機構的基礎建設；另一方面則是醫療發展的去公共化，發展重心朝向菁英主義與高端生物科技的利益取向，而非對人民福祉和公共衛生的關注。
林建廷認為，這些醫療崩解背後的核心問題，在疫情期間都被一種個人化的「愛」話語和行動所遮掩。例如在媒體上經常可以看到有人自發透過送珍奶、送便當、換臉書大頭照等方式來表達「愛醫護」，但這類「愛醫護」的溫情表達，卻難以觸及醫護人員真實面臨的勞動困境，也很難說是真正在運動上和醫護站一起。
林建廷也將疫情期間社會上對於性工作者和醫護人員的想像並置對照，當萬華茶室爆發群聚感染時，陳時中一句「人與人的連結」引發大眾對於「性」的想像與對「病毒」的恐慌。性的緊密連結想像，與疫情時間推崇的社交距離要求形成巨大道德反差，讓萬華、性工作與（性）連結，全都成為主流情感想像中的「防疫破口」，而和性工作者保持距離，於是也被想像成是一種「愛醫護」的方式。在這樣的對立論述下，醫護人員是「白衣天使」，而性工作者則是「墮落天使」，兩者就彷彿位於防疫天秤的兩個端點而形成對立。
林建廷指出，有資源的中產階級所維繫社交距離的「愛」，背後其實是許多「隱形勞動」（essential labor）在支撐。例如性工作者平時提供的情感支持與性服務，就承接了中產家庭內的無償親密關係與勞動；而疫情期間暴露出來的照護危機，也凸顯中產階級家庭的家務勞動往往都是由移民女性填補，面對疫情下的社會難題，應建立跨越國／族界線的連結，避免複製勞動階序下的互相對立與仇視。
「誰叫你有慢性病？誰叫你不打滿三劑疫苗？誰叫你活到這麼老？」而這種傲慢的安全感背後，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何春蕤：地緣衝突下全球合作防疫更為艱鉅
中央性／別研究室成員何春蕤表示，台灣今年在面對 Omicron 疫情時政策急轉彎從「清零」改為「共存」，但各國研究都顯示，染疫後可能出現多項後遺症，例如有 20-30% 患者長期出現疲倦、無力、腦霧、胸悶、肌肉或骨骼疼痛、嗅覺味覺障礙、注意力不集中、心率不整、血壓不穩等問題，甚至可能造成記憶和認知能力衰退、失眠及其他精神問題，恐怕人們未來都要與病毒的後遺症共存。
何春蕤指出，如今群體免疫的神話已經破滅，英美等西方國家都出現大量曾染疫後又再次感染的案例，新冠病毒已經演化到可以逃避部分免疫，超強傳染力未來將以低調存在、反覆流行的方式持續肆虐人群。雖然反覆感染後的症狀可能較輕，但每天擔心自己染疫、擔心轉為中重症的不確定性和焦慮感，也可能籠罩未來人們與病毒共存的生活。
何春蕤認為，許多國家的防疫主事者，已經對政策選擇下導致的生命消逝感到麻木。新冠肺炎在全球已奪走了 600 多萬條人命，光在台灣死亡人數也突破 6,000 人。台灣指揮中心每天在公佈死亡名單時，總是會列出三大項死亡因素：重大或慢性病史、疫苗接種狀況，以及年齡超過 80 歲，何春蕤說，在這三項因素的折射下，這些人的死亡看起來很「自然」，甚至容易被當成是自找的——「誰叫你有慢性病？誰叫你不打滿三劑疫苗？誰叫你活到這麼老？」而這種傲慢的安全感背後，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何春蕤引述今年 4 月《自然》（Nature）期刊上的研究指出，全球暖化導致的全球物種遷徙，未來將引發大量動物接觸陌生物種，物種間的細菌、病毒、寄生蟲將形成廣泛的交換、傳播、演化、變種，甚至擴散傳播給人類，唯有加強人類的醫療保健能力，並密切監測野生動物的疾病，才能應對未來可能的病毒大爆發。
何春蕤指出，由於當代世界的高度對立分歧，導致各國難以合作聯手抗疫，由於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的衝突，西方各國一開始就不肯認真面對中國大陸自首發疫情以來，在封控與診斷上所累積的諸多經驗與智慧，反而發動認知戰、媒體戰、話語戰，把抗疫當成制度之爭、文明之爭、道路之爭，把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輸出捐贈疫苗，當成地緣政治的策略，扭曲相關資訊與解決方案，製造出許多荒腔走板的說法和做法，也使全球防疫工作一片混亂。此外，由於各國經濟實力與防疫本錢落差巨大，如果富國不願相助窮國，窮國註定成為病毒變異的溫床，再回頭反噬富國。即便是在同一個國家內，位處生產和消費鏈上不同位置人們，也具有不同的生活境遇和經驗，這些差異都使染疫的風險和代價，不均等的落在不同的人群身上，也增加形成共識的困難。
何春蕤認為，常態性的快篩或核酸檢測必須成為重要的措施，而一旦疫情大量爆發，從局部到全面的封控或分流收治，也已經證明是防止規模性感染的有效路徑。無論西方國家和我們自己怎麼高唱絕對的自由、隱私、人權，未來的日常都必須包含積極監測病毒蹤跡，這也就意味著針對個人所設置的防疫措施、管理限制都必須到位，個人也必須內化新的風險防護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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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怡婷x林建廷x何春蕤：親密敵人——病毒的污名與污名的病毒
八零後的狗派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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