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波（資深媒體人、評論人）
近年來，尤其是在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前後，中國網絡上的一個顯著現象便是所謂「白左」被污名化並承受攻擊，與之相關的還有對「聖母」、「小清新」、「政治正確」的攻擊。值得注意的是，這股攻擊「白左」的浪潮跨越了中國網絡輿論的「左」、「右」兩派，其背後的政治與社會原因，有必要深入剖析。
所謂「白左」，從字面意義上看，就是作為左派的白人。然而，左右之分本就源於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歐洲，故而200多年來白人左派一直存在，既包括社會民主主義者，也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既然白人左派一直存在，那麼值得一問的是：何以在網絡輿論中，白人左派成為了一個問題？
把西方的本質視為「右」而把「左」視為對西方正統的背叛，這是一種武斷的強行定義，更容易導致混淆不同性質的「左」，導致打擊面過寬的錯誤，不利於自由主義陣營的團結。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最初攻擊「白左」的是一些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這與改革開放之後知識界的認識與思路有巨大的關係。
對知識界而言，改革開放相當於打開之前封閉的教條主義鐵籠，重新開眼看世界，而這裡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比中國發達、被視為中國榜樣的西方。改革開放之前，由於政治和思想控制，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主要思想資源。改革開放之後，不少知識份子在擺脱馬克思主義的牢籠、接觸其他思想後日漸認為，中國在20世紀走了一條彎路，誤以作為西方左派思想的馬克思主義作為國家建設的指導，尤其是引入了更嚴苛和教條的列寧主義，為禍甚深。
這一認識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但問題在於，部分知識份子由此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必須從這條馬克思主義的彎路上退回去，重新「西化」。這裡的西方就被等同於右派，即認為只有右派才是正宗的西方思想，需要用右派思想來重新改造中國，徹底肅清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例如不少知識份子大力譯介和推崇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就是為了以哈耶克來破馬克思，為中國重新尋找一條出路。
在這種語境下，在西方作為哈耶克的爭論對手的左派，如美國的自由派（liberal）、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就被歸為「白左」，潛意思是他們作為白人卻成為左派，是對正宗的西方的背叛。此外還有部分知識份子更進一步，基於「西方是好的，需要以西方來改造中國」的認識，對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基督教極右主義產生了強烈認同，甚至認為中國必須重新成為殖民地並基督教化，才能得到「救贖」。因此，那些批判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的美國自由派，也被視為背叛正宗西方、不利於中國西方化改造的「白左」。
這一認識犯了把歷史視為線性路徑的錯誤。事實上20世紀中國的共產主義化並不是單純的思想變化，不是民眾自發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而是共產主義政黨通過戰爭奪取政權之後，進行系統的教育和社會改造的結果。因此，除非以同樣的模式奪取政權，否則不大可能通過思想上的「啟蒙」和勸說，以西方右派思想來重新全面改造中國；在信息發達、價值觀多元化的今天，更是不可能的。我們亦可看到，這些知識份子，與20世紀上半葉欲以布爾什維克主義改造中國的知識份子，儘管位於意識形態光譜的兩極，但其思維方式有異曲同工之處，如果將其邏輯推到極致，則必然得出要以強力推行某種思想的結論，從而導致對自由主義的背叛。
把西方的本質視為「右」而把「左」視為對西方正統的背叛，這是一種武斷的強行定義，更容易導致混淆不同性質的「左」，導致打擊面過寬的錯誤，不利於自由主義陣營的團結。事實上，自由派雖然在美國的語境中被視為左派，但其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仍有不小的距離，即使其中平權呼聲最高的羅爾斯主義，在基本理論框架和所推崇的改造世界方式等方面，都與馬克思主義截然不同，二者之間甚至存在根本性的矛盾。美國自由派雖然主張政府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但並不否定市場、自由企業制度和民主制度，他們與中國自由主義者所追求的目標高度一致，與馬克思主義反而距離較遠，因而在污名化的意義上將其稱為「白左」是完全錯誤的。
以哈耶克或美國保守主義來改造中國的思路是行不通的，何況此種思路即使在思想界和學術界，也必須面臨嚴格的檢視和考驗……
中國的確在20世紀走過一定的彎路，但到21世紀的今天，形勢已發生根本性變化，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越來越多，中產階級規模擴大，資訊發達並基本上與全球同步，西方的各種流派和思潮都可能在中國找到一定的受眾。而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積貧積弱，基本教育未普及，民眾在面對西方列強時有深刻的自卑感，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那樣的環境裡找到了號召力，為知識份子和革命家利用，掀起了紅色浪潮。
那種單一思想一呼百應的場景，在當今的中國已難以發生。同時，知識份子在社會中的角色和地位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日益被視為掌握某一方面技能的職業人士，而非能全盤改革社會的「啟蒙者」。因此，以哈耶克或美國保守主義來改造中國的思路是行不通的，何況此種思路即使在思想界和學術界，也必須面臨嚴格的檢視和考驗；將其視為正統而將「白左」視為西方的異端，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在現實中也是行不通的。
陳智豪：〈膠與白左為什麼走不通？〉值得一提的是，反「白左」的思想在中國部分知識份子中大行其道，與美國的意識形態語境有關。眾所周知，部分由於美國社會的極化趨勢，美國存在極為激烈的意識形態爭論，保守派和自由派相互攻伐，論辯不休。而一些保守派系統性攻擊自由派的話語，很容易被引介到中國，成為部分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資源，這些話語又會被整合成一套系統性貶低、攻擊「白左」的理論，把「白左」說成是世界的問題之源。
由於美國的「燈塔」效應，美國對中國知識份子影響巨大；因語言方面的原因，與歐洲大陸相比，美英的信息會更快地傳遞到中國，中國人對美英更熟悉。但這很容易導致用美國的意識形態框架來認識世界。事實上，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的爭論有其具體語境，背後更涉及複雜的經濟利益之爭，不能隨意將其搬用於其他語境。英美保守主義對中國的價值固然不能否認，但若因認可英美保守主義便將美國自由派視為敵人，那將大錯特錯。
形形色色的其他群體為了自身利益也開始利用反「白左」話語，從而形成一種反「白左」者魚龍混雜、超越左右的態勢，甚至導致自由主義右派的反「白左」者被淹沒……
事實上近年來，美國自由派思想中女權、少數群體保護等方面的思想，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是因為其契合中國部分社會成員的迫切需求，令這些社會成員產生了心有慼慼之感。這股浪潮總體上是無法阻擋的，試圖將其污名化為「白左」而加以拒斥，是很難得到中國年輕人贊同的。同時即使在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之間也不存在絕對的鴻溝，存在大量灰色群體，同時有的自由派會在某些議題上持保守派觀點，反之亦然。因此試圖將其描述為水火不容的兩個陣營，並主張中國只能擇一而從，將另一方視為敵人或有負面影響的障礙，是很不客觀的。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對「白左」的污名化始於部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但這一過程開始之後，就在網絡上失控了，形形色色的其他群體為了自身利益也開始利用反「白左」話語，從而形成一種反「白左」者魚龍混雜、超越左右的態勢，甚至導致自由主義右派的反「白左」者被淹沒，極端民族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成為反「白左」主力的態勢。這尤其反映在「政治正確」、女權、難民、穆斯林、社會福利制度等問題上。
這股浪潮背後的根本原因是，反「白左」話語迎合這些群體的利益，即他們想維護既有的歧視性的社會觀念和習慣，不願看到人的語言和行為變得文明和尊重他人，不願社會確立這些文明規則；同時，把尊重少數群體的話語稱為「白左」話語，暗含有此類話語來自西方的意思，從而迎合中國社會中的反西方排外思潮，藉以達成攻擊和排斥此類話語的目的。於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始自部分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反「白左」，與中國本土的反西方民族主義形成合流，「白左」被描述為一種本質上是西方的、外來的、與中國國情不符的東西，形成了中國部分「右派」和部分「左派」聯合攻擊「白左」的奇特景觀。
中國是需要倡導平等、相互尊重和對弱勢群體的保護的，但反「白左」話語的一個惡劣影響是，將所有這些既具備温情又具備合理性的主張稱為「白左」、「聖母」主張，加以污名化。
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前後，中國網絡輿論中嘲笑和攻擊「政治正確」一度達到高峰。
其實在西方的語境中，「政治正確」只是指在語言和行為表達上要尊重少數族裔，並不直接涉及制度變更。特朗普的反對「政治正確」，也只在公開場合表現為他要說「極端伊斯蘭」等短語，而不是要徹底顛覆美國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的憲法制度。但這種反「政治正確」的話語到了中國輿論場後，被曲解為所謂特朗普上台之後要對穆斯林動手，對穆斯林進行系統性監控等。
一些反對「政治正確」的人也為歐洲極右翼政黨的崛起歡呼，鼓吹歐洲採取措施以避免被「伊斯蘭化」。這些人借用歐洲極右派的說法，說任內接收大量難民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毀滅了整個歐洲」。這些都是誇大其詞之言。其實在世界範圍內，穆斯林並不構成鐵板一塊的整體，一些進入歐美的穆斯林也接受了歐美的價值觀，如人權、民主、女權等。穆斯林並沒有任何特徵決定其要受到特殊對待和監控，他們也不構成對西方社會的系統性威脅。而且歐美國家在穆斯林事務方面有長久經驗，並非在面對完全陌生的群體。
而這些反「政治正確」、反「白左」話語不顧基本事實，同時利用在社交媒體上氾濫的假新聞，在國內渲染伊斯蘭恐懼症，鼓吹對穆斯林等群體加強控制和採取同化措施。這都反映出中國國內的「極左」民族主義、威權主義與西方的「極右」種族主義相互激盪、彼此強化的特徵。二者在反對「白左」方面找到了共同點，西方極右話語為中國極左勢力提供了炮彈和邏輯。
與反穆相關的更大的問題是，污名化「白左」的話語與中國本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合流。中國社會歷來具有官本位特徵，政府官員是社會資源的主要調度者。除傳統社會中的基層鄉村體系外，普通民眾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通常需要依附權力才能確保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這就造成了中國媚強、媚官的社會文化，人們會不擇手段追求權力和財富，以尋求安全感，在此過程中就需要擠掉競爭對手，同時也要鼓吹弱肉強食的「狼性」文化，為自身的行為提供合理性。
在改革開放之前，雖然中國的官方宣傳是人人平等，但事實上人對權力及其帶來的資源仍趨之若鶩。改革開放之後，伴隨着市場經濟起步所帶來的巨大尋租機會，權力的含金量變得更高，這種不惜一切代價追求權力的風潮愈演愈烈。同時因戶籍等原因，中國存在着普遍的社會資源和福利獲取機會的不平等。在這種環境下，中國是需要倡導平等、相互尊重和對弱勢群體的保護的，但反「白左」話語的一個惡劣影響是，將所有這些既具備温情又具備合理性的主張稱為「白左」、「聖母」主張，加以污名化。這不僅不利於改革，反而會固化已有的權力關係和不平等的社會格局，絕並不會讓社會變得更符合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理想，反而會使之遠離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的理想。
中國要進一步改革和走向現代化，既需要肅清傳統的極左思想，也需要清算一些源自西方的以極右面目出現、但可能在中國強化極左保守勢力的思想。
部分知識份子的反「白左」主張是由於一個巨大的理論錯誤，即認為平等與自由是矛盾的，追求更大程度的平等必然導致不自由。的確，在20世紀一些右派知識份子提出「通往奴役之路」，倡導對「大政府」和社會規劃的警惕，的確有其意義，但這也要放在當時蘇聯模式在全世界有擴張風險的背景之下看待，而不能將其奉為普適性的通用理論，認為在任何時候都要反對積極主動的社會改革。當今的世界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貧富差距和社會鴻溝問題日漸引起關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緩解不平等不僅有利於美國民主制度的健康和自由主義的維繫，而且是當前的急迫任務。從理論上而言，在現代民主制度的建立過程中，平等與自由向來是一體的、相輔相成的。某些時候過度追求平等的確會損失一定的效率甚至傷害自由，但在一定的限度之內，追求平等和追求自由絕無矛盾。中國要進一步改革和走向現代化，既需要肅清傳統的極左思想，也需要清算一些源自西方的以極右面目出現、但可能在中國強化極左保守勢力的思想。
總之，「白左」是一個拙劣的綽號，以這個不成熟、不嚴謹的概念為基礎，中國種種反對「白左」的聲音和力量事實上形成了劣質的大雜燴，在受到管制同時網民平均教育水平不高的中國網絡上，更是不斷扭曲和變形，幻化成千奇百怪的樣貌，演變成一場鬧劇，這也是一場國際和中國國內輿論場相互震盪而產生的「魔幻現實主義」鬧劇。現在是結束這場荒誕劇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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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波，中山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學碩士，資深媒體人、評論人，現任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言論及公共政策主編，評論作品見於《金融時報》中文網、《紐約時報》中文網、經濟觀察報等。知名譯者，代表譯作有瑞 · 達利歐《原則》、保羅 · 克魯格曼《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丹尼 · 羅德里克《經濟學規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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