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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流亡返台首次演講:放棄教條、放棄口號、放棄虛構、放棄神話

* 本文摘錄自《寫給台灣的備忘錄:彭明敏教授文集》(允晨,2017),經允晨出版授權轉載。

編按:半世紀前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在威權時代的台灣政壇擲下震撼彈,從此開始遭到監禁、後展開流亡生涯的彭明敏,在4月8日清晨辭世,享耆壽98歲,葬於高雄鹽埕教會的鹽光墓園。

彭明敏一生顛沛,經歷過戰爭、白色恐怖、監禁與流亡,是台灣民主進程的重要開拓者。他是第一屆台大法學院畢業生,法國巴黎大學博士,曾任最年輕的台大政治系主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1964年,因年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彭明敏被判刑8年;特赦出獄後,流亡瑞典20餘年,直至1992年返台。

本文即為彭明敏流亡返台後,首次公開演講的內容紀要。

回到台灣之後,彭明敏仍舊積極參與政治社會事務,並在1996年參與競選第一屆民選總統。2017年,94歲的彭明敏在接受專訪時,曾談及這段經歷:「流亡23年,一生要完整,就要出來選總統,宣揚自己的理論。我明知選不上,但是彼時台灣郎對政治代誌的看法一面倒,我愛乎台灣郎知影,有另外一種觀點看台灣。」關於理想社會、時代精神的構想,彭明敏的觀點至今仍具啟發意義。

彭明敏教授返台首次演講
時間:199211
地點:台大法學院

謝謝李鴻禧教授、謝謝林敏生律師:

今天我站在這裡,這個禮堂二十幾年來完全沒有變。

各位教授、各位同學,在這裡見面,想想我們台灣目前所面對的問題,我心裡的感觸是無限的複雜。我是第二次大戰以後,第一屆台大法學院的畢業生,恐怕大部分的同學當時還沒有出生。以後我在台大當助教,研究、著作、開會、關心台灣,可以說我的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活,大部分都是在這個法學院渡過的。所以這個學校和學院對我個人的歷史上和對我個人的心靈上,佔有非常特別的地位。

二十二年又四個月前,我在最大的屈辱下不得不離開台灣,現在我可以回來,各方面要我去演講,我立刻表示:「我願意演講,可是,希望第一次的演講是在台大法學院。」這個願望得到台大法學院基金會林敏生律師跟其他董事的同意,能夠安排這個會,我是昨天才到,今天可說是第一次的公開演講,非常感謝、非常感動。

二十八年前,一九六四年,我跟我的兩個學生,也是你們的前輩──謝聰敏、魏廷朝想對當時台灣的情形,台灣應該走的路,提出一些意見出來。可是這些意見不為當時當局所容許,結果,我們受到處罰,我個人在台灣也沒有辦法住,不得不離開台灣,在海外流亡。

我記得我在台大教課的時候,(我想李教授、林律師也記得),每一學期要開始新課程的時候,我都說:「什麼使一個人成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之所以「知識分子」是在哪裡?」在幾十年的教書當中,每一年我都提出三點出來:

第一點,自由的探求。任何宇宙的現象、人物或者事物,沒有一個不能成為自由研究的對象,沒有什麼禁忌,沒有什麼不可以碰的東西,這一點知識分子必須要堅持。沒有一個神聖不可侵,不可以拿來在研究室研究、分析、解剖,這是所謂「free research」。

第二個就是,客觀的觀察。第一要知道自己的偏見是什麼?同時要知道別人的偏見是什麼?每一個人難免有自己的觀點,這個偏見自己要知道,同時要瞭解別人的偏見,在各種偏見之中,我們可以找出比較客觀的觀察,這是需要不斷努力的。

第三點就是獨立的思考。

這三點都有關連,就是說不要盲從別人的話,必須要堅持自己思考的權利,這也是知識份子的一個特點,我常常引用兩個例子:大家都知道的,在中世紀天主教的教義是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不動的;其他的星球、太陽是在繞著地球動,這是當時天主教的教育。可是我們知道哥白尼對這個說法提出挑戰,說:「不是,是地球在動」。這是他自由的探究、客觀的觀察、獨立的思考所得到的結論。可是他受了審判,判死刑的時候,他還是說:「判我死刑,可是,地球還是動的」,用這句話來結束他的審判。

《寫給台灣的備忘錄:彭明敏教授文集》(允晨,2017)
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玉山社,2017)

還有一個就是現代思想的開山始祖,法國人迪卡爾特,他說:「我思考,故我在」,我存在是因為我能夠思考。這也是我開課的時候向同學提出來,所以二十八年以後的今天,我在這裡又回到當時開課的那幾句,奉獻給各位同學。

我在海外二十二年四個月,跟海外許多同鄉一樣,非常關心台灣的各方面的情況,因為我是唸政治的,唸公法的,所以我對這一方面的發展不斷地在注意。在海外觀察台灣的情形有一個好處,因為我們跟台灣之間有一段距離,沒有被捲入台灣各種複雜的糾紛、派系等等,所以,雖然對許多細節不一定能夠瞭解,可是我們比較能夠客觀的、冷靜的看事情,大局是向哪一方面在動,這是在海外關心台灣或者觀察台灣各種現象時的一種好處。

我常常說:從政治上的觀點來說,一九四九年到五年前(一九八八年)戒嚴結束,那一段時期,四十年,雖然經濟改善發展,在戒嚴之下,政治上是一片死水,完全沒有動,好像時間就停在那裡,整個政治社會死在那裡。可是,這個情況從五年前開始變化了,死的水開始動了,愈動愈厲害,水開始流動,變成激流,變成漩渦,而且沸騰起來了。因此,四十年當中,在死水下面累積起來的那些垃圾、污染、烏煙瘴氣通通冒出來了,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現象。

我們可以說,在四百年的台灣歷史上,沒有一個時期像現在這樣,大家都在激烈的討論台灣的將來,將來應該怎麼樣做?怎麼樣走?這是台灣歷史上沒有過的,這是一個健全的發展。今天在這個有限的時間當中,我想提出幾點,跟大家來思考一下。

1960年9月5日彭明敏致胡適函。相片來源:轉自鯨魚網站(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不論怎麼樣漂亮的制度,最後還是要靠個人來運用,假如一個個人沒有民主的素養,沒有民主的瞭解的話,怎麼樣美麗的制度也沒有用……

第一是民主化的問題。現在不論在朝或在野的人,都在講民主。沒有錯的,台灣民主化這個路已經是走定了,沒有辦法再回頭。台灣社會的安定不能夠靠鎮暴部隊、不能夠靠憲兵、不能夠靠軍隊來維持,一個民主環境造成出來的社會才真正能夠保持安定。同樣的,在國際上來說,台灣的安全,也許不能夠完全靠F16,靠飛彈、靠戰車、靠大砲。目前的情形之下,在台灣國際上最有效的保障是,要向全世界證明這個政府是代表民意的,這個議會是代表多數人的利益,這個形象是在目前的國際關係之下最好的保障之一。換句話說,必須要建立一個人民能夠認同為自己的政府,不是說他們跟我們沒有關係,必須要人民能認同的,同時政府也應該認同人民,使人民感覺到我們在這個政府之下生活,這個政府是值得防衛,這個觀念假使沒有辦法建立起來的話,政府的存在沒有意義。

我們談民主化,說來好像很簡單,可是擺在我們前面的困難,可能比大家想的更嚴重。

第一、制度和法規的問題。過去四十年,在戒嚴文化戒嚴政策之下,留下來的那些違反民主、扼殺自由、凌辱人權的辦法,那些法規必須要修改。過去的根基,戒嚴時代的那個觀念、不民主的制度,必須要廢止。可是這還不算是最困難的問題,因為無論法規也好,制度也好,我們可以很明確的看得出來,白紙黑字寫出來,所以,過去我看到台灣有「廢除刑法一百條」等各種運動,這個目標非常清楚,可以努力,可是這還不算是最困難的一點。

可能更困難的,是人和心態的問題。不論怎麼樣漂亮的制度,最後還是要靠個人來運用,假如一個個人沒有民主的素養,沒有民主的瞭解的話,怎麼樣美麗的制度也沒有用,換句話說,現在台灣民主化的推行當中,最大的阻礙之一就是政府的領導人缺乏公信力。我們常常聽到政府機關說,公權力沒有得到尊重,可是公權力怎麼能夠得到尊重呢?公權力的尊重又不是能夠靠鎮暴部隊、靠警察,公權力必須要爭取公信力。

談到這個問題,目前的政府所面對的問題是非常大的。現在在朝的人都講民主自由。問題是在過去四十年,在戒嚴之下,扼止自由、糟蹋民主、凌辱人權的那些政策,是哪些人制定的?是哪些人執行的,就是現在大談民主的人,是那些違反民主的立法者、執行者。我常常聽到一些政治受難者、政治犯的家屬說:「你們說現在民主了,那麼幾十年前、二十年前,四、五年前,我的爸爸、我的兄弟、我的兒子被迫害,被關、被殺、被刑的時候你在哪裡呢?」我相信台灣人民是非常寬容的,沒有意思再去追究、去算舊帳,可是,那些領導者必須要努力建立公信力,對過去的行為,必須要表示負責,要謙虛一點,不能夠過去四十年那樣的行為,那樣的制度,那樣的迫害人民的政策,制定執行以後,現在搖身一變成了民主鬥士。這是大家要反省的。

還有心態的問題,到底有多少在政府擔任要職的人瞭解民主的精義,我在海外常常看台灣的報紙,有時候感覺到一些領導人的言論太離譜了,是真正的不懂民主,還是裝做不懂民主,我們不知道。這些人和心態,這個無形的阻礙,對民主的發展可能構成非常長期的問題。所以我們民主的前途不是那麼容易的,路途非常遠的。

談到人,我們人民也要反省,大部分的市民已經習慣了那種戒嚴之下的生活,很少人感覺到要遵行民主的倫理,我要說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選舉時候的賄選、買票、賣票。我注意到去年國大代表選舉的時候,賄選、買票、賣票變成普遍的現象,可是我在報紙上小心地看,沒有一個候選人說:「你們選民拿錢來投票是可恥的,是非法的,這是對民主最大的傷害」;我想大部分的候選人可能是對選民說:「人家給你錢,你收起來沒有關係,投我的票就好了。」這是非常嚴重的。一般的觀念上認為,買票已經不是什麼可恥的行為,是一件普遍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了。這樣民主有前途嗎?還有候選人把競選的龐大費用,看成一種投資,商業投資,是要加利贖回的。看到這個普遍的現象時,一般選民是什麼樣的反應呢?我想很少人說:「這是對民主最大的犯罪」,沒有人這樣說,我想一般人說:「人家花了幾千萬才當選,當然要贖回。」這個問題怎麼改,是我們現在台灣社會、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人所面對的最大挑戰。我剛才說,任何美麗的制度,包括投票選舉制度,怎麼樣寫得漂亮,運用靠人,假如人腐敗的話,怎麼樣美麗的制度,也沒有用。有人說:「腐敗的社會來實現民主,可能比獨裁還要糟糕。」

大家都知道,民主最起碼制度是代議制度,每一個人希望自己的意見能夠反應在政府的政策裡面,希望能夠監督政府不會濫權,可是因為個人沒有辦法這樣做,所以選出一些人,代為反應自己的意見、反應自己的利益,代為監督這個政府,這就是代議制度,就是議會制度。一旦選舉候選人用錢來買票,而且當選以後要用各種方法收回他們的投資的時候,整個制度就沒有意義了。

假如我們再幾十年繼續跟過去舊的神話一樣、舊的虛構一樣,繼續這個新的神話,新的虛構的話,台灣的前途相當悲觀。我希望大家想一想。

第二點我想提出來跟各位想一想,到底一個政府的基本政策,是不是要建立在一個合理的、理性的、無私的基礎上,或者是要建立在一個神話、虛幻或者假話或者虛構的上面?這是特別對台灣來說,非常迫切的問題。一九四九年到五年前,我們都知道這個政府是建立在一個沒有人相信的一個神話,完全沒有人相信的一個虛構上面,什麼神話呢?你們太年輕不知道知不知道,「反攻大陸」啦!虛構是什麼呢?就是說「這個政府是唯一的、合法的、全中國的政府」。

這個虛構神話幾十年來對我們台灣的基本國家政策,對我們台灣的社會風氣,對我們台灣的國民心理,對我們台灣健全的政治生活,有多大的致命打擊。一九六四年我們要提出來的意見就是說,這樣下去的話,台灣就完了,沒有辦法維持下去。不過我們受到處罰,當時對這一種神話,對這一種虛構,提出挑戰的人,不同意的人都被處罰。有的人被關被殺,運氣好的跑到國外去流浪,到現在政府本身也承認這個神話、這個虛構,不能夠維持了。可是,我們好不容易把這個舊的神話、舊的虛構打破了,擺脫出來了,現在我們看到最大的危險是新的神話、新的虛構出來了。這個新的神話新的虛構,對我們台灣人民和我們子孫,可能引起的損害恐怕比舊的更嚴重,可能把這兩千萬人及他們子孫的命運斷送掉,這個新的神話是什麼呢?「統一中國」。這個新的虛構是什麼呢?「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就是對我們的民主、台灣的將來非常大的挑戰。假如我們再幾十年繼續跟過去舊的神話一樣、舊的虛構一樣,繼續這個新的神話,新的虛構的話,台灣的前途相當悲觀。我希望大家想一想。

1960年9月5日彭明敏致胡適函。相片來源:轉自鯨魚網站(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四百年了,我們已經夠了!為別人的存在而存在,從來沒有一個台灣本身的百年大計,沒有這種政策,過去台灣不是為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為了其他的存在而存在。

第三點,到底台灣和台灣的住民是不是永久要做別人的工具、手段?我這樣說的意思是,大家想一想台灣四百年的歷史,什麼時候台灣人民和台灣為著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沒有過的!都是為別人的存在而存在。

清朝時期,台灣是哪一種地方呢?是一個所謂「鳥不語、花不開」的,根本不入流的、野蠻的、落後的、危險的,清朝甚至禁止漢人移民到台灣,清朝公開說:「台灣是一個毒瘤。」跟日本打仗打敗以後,清朝很高興,把台灣割給日本。他們說:「這樣很好,我們把這個毒瘤割掉了。」這是我們那時候的命運。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台灣人又是名副其實的二等國民、台灣是二等領土,是日本殖民地,台灣是為日本的存在而存在,是日本剝削的對象,當然台灣不是為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戰後一九四五年到現在,台灣是什麼呢?台灣是反攻大陸的基地,就是達到台灣以外的目的一個工具。

政府從來沒有說:「台灣是為了台灣而存在」;沒有人說:「台灣是為了台灣的兩千多萬住民和他們的後代而存在的」,這是我們要思考的。所以我常想說,現在這個危險的時期,台灣住民必須要建立並且堅持,台灣住民是為了他們的後代而存在,不是為了台灣以外的團體國家政府存在的;也可以說,台灣住民和他們後代的權益高於一切,其他的考慮都是次要的。

法統沒有什麼了不起,沒有什麼不可侵犯的地方,國號沒有什麼了不起,沒有什麼不可侵犯的地方,一個中國沒有什麼了不起,沒有什麼不可侵犯的地方,假如這些口號、這些教條、這個假話,跟台灣全體住民的利益,跟他們後代的福利衝突的話,那些東西通通要丟掉。

四百年了,我們已經夠了!為別人的存在而存在,從來沒有一個台灣本身的百年大計,沒有這種政策,過去台灣不是為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為了其他的存在而存在。所以你們知道幾十年來,台灣一切的政策都是過渡的,都是臨時的,都是暫時的,就是要達到其他目的一個暫時的措施,台灣本身並不存在,這是我們要認識,我們應該大聲說:「我們台灣人已經受夠了,我們必須要堅持台灣是為了我們和我們的後代而存在的。」

共同命運的意思,作為現代國家基礎是怎麼樣形成的,這是要經過長久的歷史經驗,這些人在這個歷史的過程當中,同甘共苦,share(分享)這個經驗,在這個長期的歷史經驗中慢慢去產生的……

第四點我要提到的,這是我過去在海外常常說的,而最近李登輝先生也提到的,李先生說:「生命共同體」,我的解釋是過去我們在海外所說的「命運共同體」一樣的意思;換句話說就是「國民意識」的問題;再換一句話說,就是要問到底為什麼一些人能夠構成現代國民呢?現代國民成立的基礎是在哪裡呢?為什麼這些人能夠構成國民,那些人沒有辦法構成國民,現代國民成立的基礎在哪裡呢?是不是祖先相同、是不是文化相同、是不是語言相同、是不是習慣相同,就能夠構成一個國民嗎?不見得。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現代國家,許多祖先相同、文化相同、語言相同、習慣相同的人,不一定能夠構成一個國民;相反的,有一群人雖然祖先不一樣,雖然文化不同,雖然語言不同,風俗習慣、文化不同,可是他們能夠構成一個單一的國民,可見同文同種或者文化相同是我們日常生活上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可是絕對不是要構成現代國家的確定性的因素。

那麼什麼東西、什麼因素是這些人而不是哪些人能構成現代國家的國民呢?就是我所說的,這些人當中慢慢產生一種共同命運的觀念,就是我們的命運相同,過去也相同,目前也相同,將來也相同,可能我們的祖先不一樣,可能我們的文化不一樣,可能我們是用不同的語言,可能我們風俗習慣不一樣,可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使我們體會,我們是坐在同一條船,無論如何我們的命運相同,這個就是我所說的「共同命運」的意思。假如有這個意識的話,祖先、文化、風俗習慣、語言同不同不重要。假如沒有這個共同命運的意識的話,祖先相同、文化相同、膚色習慣相同,也沒有用的。

那麼這個共同命運的意思,作為現代國家基礎是怎麼樣形成的,這是要經過長久的歷史經驗,這些人在這個歷史的過程當中,同甘共苦,share(分享)這個經驗,在這個長期的歷史經驗中慢慢去產生的,這種共同命運的意識不能夠以武力的威脅來產生。不能夠說我要打你,所以你就要跟我一起,不能夠這樣;也不能用口號、用教條洗腦來產生的,這是一個歷史過程當中慢慢自然產生的。台灣兩千多萬的人民在過去有四百年共同的歷史,而且戰後還有兩百萬的大陸人民進來,共同來參加這個歷史經驗,所以我相信台灣目前已經有一個共同命運的意識,有這種認同的話,我們就是要認同這個社會,認同這個共同命運的意識,這是我們要思考的。

1965年台灣自救宣言判決書。相片來源:轉自鯨魚網站(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民主的、安定的、繁榮的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出現;一些人所夢想的那美麗的中國五千年來沒有出現過,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出現。

第五點,我要提到這個可能是相當敏感的問題──中國情結。我認為台灣是一個移民的國家,由移民所構成的國家,跟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一樣,任何一個外來的移民對他們祖先、對祖先的土地有一種懷念,有一種感情,這是很自然的。比方說在美國,義大利種的美國人常常說:「我是義大利種」,他對義大利的遺產感到很驕傲;愛爾蘭人說:「我是愛爾蘭種,我們愛爾蘭的文化」,很驕傲,這是文化的認同,這是對的,很自然的,不能夠否認的。可是那些對自己的義大利遺產驕傲的人,不是說:「我要被義大利管」。不是說:「我要跟義大利統一」。

所以,我們必須要很清楚文化認同跟政治法律的認同是完全兩回事,不相關的。不過現在很可悲的是,有些人另有用心把這個很自然的情結,在台灣來說是「中國情結」,要在政治上加以利用,達到背叛台灣和台灣人民的目的,這是我們要非常警戒提防的。我們並不反對中國,贊成大家到全世界去做生意賺錢,可是我們要知道歷史的現實,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民主的、安定的、繁榮的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出現;一些人所夢想的那美麗的中國五千年來沒有出現過,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出現。

所以,我們歡迎任何國家,不反對任何民族,可是,必須堅持我們的利益,現實是五千年的中國的歷史,政治上說起來是一個大黑洞,一種black hole。一個無底的深坑,一旦給他吸進去的話,「屍骨無存」(台語)。所以,就政治上來說,我們要「鞋底抹油」,走得愈遠愈好。這一種中國情結在台灣非常危險,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台灣人民和後代的福利和存在。我看台灣的報紙,看美國的中文報紙,好像大陸的消息跟台灣的消息一樣的重要,為什麼呢?就是這一種莫名其妙的中國情結的結果。我常講笑話說,假如台灣人真的那麼不爭氣,一定給人家管的話,為什麼要選擇那麼貧乏的,不衛生的,落後的國家呢?我們為什麼不選更漂亮的、安定的國家,例如瑞士,來個「一國兩制」好了。

用新的觀點,新的思考方法來迎接將來,這樣我們才能夠發揚我們的海洋文化,我們現在的台灣海洋文化已經超越在中國的中原文化了。

最後,我要提到,因為今天的題目好像是說「如何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再八年就要進入二十一世紀了,那麼我們要準備怎麼樣進入二十一世紀,二十一世紀的特點是什麼?可能有許多特點,我想提出兩點二十一世紀的很明顯的特徵:第一個就是,在這個世界,每一個個人,每一個政府,每一個國家都要追求生活的改善,這是很明顯的趨勢,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往往是經濟領導政治,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二十一世紀的現象是知識的爆炸。現在所有人類的知識,任何人都可以接近,可以利用;同時也是立刻轉播的時代,就是說instant communication,不管什麼樣偏僻的地方,發生一件事情,立刻全世界都可以知道。這個立刻轉播的現象,二十一世紀愈來愈厲害了,在這個情形之下,已經沒有一個政府能夠隱瞞國民,沒有一個政府能夠用教條來洗腦,而且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可以說是二十一世紀的許多特徵之一。

追求生活的改善,知識的爆炸、消息的爆炸,立刻的轉播,這些特點結合起來,變成什麼樣呢?也就是說每一個人或者每一個國家,怎麼樣去追求、去得到財富呢?現在已經不像十九世紀了,十九世紀一個國家一個政府要得到財富就是要靠人口多、資源豐富、土地大,這是十九世紀以前,國家或個人要得到財富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十九世紀以前戰爭為什麼發生呢?就是要爭奪資源,爭奪領土。可是現在已經不是了,現在全世界的每一個地方的市場互相依靠,互相密切的關連,經濟學家常常說:「這是沒有國境的市場,全世界變成一個單一的市場」,這是現在的現象。

我說一個插曲,今年在美國加州發起一項運動,美國進口日本的汽車太多了,所以美國的愛國者說:「我們不要買日本車,我們來買美國車」,可是一開始問題就來了,什麼叫做美國車呢?一個美國車拿出來,零件是韓國來的、香港來的、台灣來的、泰國來的、新加坡來的、日本來的,引擎是義大利來的,什麼叫做美國車呢?這表示現在世界經濟的情形,叫做:「沒有國境的經濟」。

在這個情形之下,國家也好,個人也好,要得到財富,怎麼辦呢?不是要靠人口多,不是要靠領土大,不是要靠資源大,而是要靠那個政府或個人有沒有辦法運用無限的知識、無限的消息,利用科技、利用投資、利用人才,掌握世界的市場。你看現在經濟上不繁榮的國家是哪一種國家呢?傳統的人口多、土地大、資源大的國家反而經濟上困難重重,印度、中國、拉丁美洲、巴西,土地大、人口多、資源那麼豐富,蘇聯也是一樣,為什麼經濟上不繁榮,問題非常多呢?相反地,現在世界上大家知道哪一些國家經濟上繁榮,就是沒有資源,土地很小,人口不多的那些國家,新加坡、香港、台灣、韓國。在二十一世紀過去中國人最喜歡講的「強大的國家」,是沒有意義的,什麼叫做強大的國家,是領土愈多愈好嗎?這是我們要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要瞭解的。

在結束以前,我要講一些比較理想的話,我們要進入二十一世紀,當然我們的觀念,我們的想法一定要符合新的時代二十一世紀,但同時要認識歷史的存在,我們不能夠斷絕我們的過去,所以就台灣的住民來說,不論什麼時候來到台灣,不要忘記台灣四百年的歷史,我們的祖先,那些貧苦的農民、漁民,冒了那麼大的冒險到台灣來,目的是什麼?多少人在台灣海峽死掉?幾百年的移民,目的是什麼,是為了擴大中國的領土才來的嗎?是為了要擴大中國主權才來的嗎?不是的,我們那些貧苦的祖先,那些貧苦的農民、漁民,來的目的,就是覺得這個冒險值得做,到台灣來創造新的生命,新的世界,新的天地,擺脫中國大陸的那個悲慘的生活,為此才到台灣來的。所以,希望我們祖先這種精神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現在台灣經濟那麼好,可是,我們一方面看二十一世紀,一方面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過去,希望永遠保持傳統的台灣精神,什麼叫做「台灣精神」呢?就是冒險的精神,追求自由的精神,奮鬥的精神,開拓的精神,樸實的精神,苦幹的精神,這個才是台灣精神!

我們一方面不要忘記我們祖先留下來的精神上的遺產,同時我們要看將來二十一世紀,用新的觀點,新的思考方法來迎接將來,這樣我們才能夠發揚我們的海洋文化,我們現在的台灣海洋文化已經超越在中國的中原文化了。我們必須發揚我們特有的台灣海洋文化。那麼活潑的、充滿活力的,放棄一些假話、放棄教條、放棄口號、放棄虛構、放棄神話,海闊天空進入二十一世紀。這樣台灣才有前途,台灣才有希望的。祝各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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