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佯狂的醉者——論蔡炎培

陳智德對蔡炎培的語言方式之目的有深刻洞見：「在蔡炎培自言的傳統以外，還可見另一文化的結合，如香港的市民文學、文言白話混合粵語的『三及第』語言的吸收和一點戲謔生出的反叛，如〈老K〉、〈風鈴〉等詩作，當中的反殖非出以左翼的政治語言，而是採用三及第式的民間語言，以不正規語言達到反建制效果，因此其詩中的廣東語言非為娛樂，而具政治性指向，當然蔡詩，特別是六七 年代詩中的政治並非指向革命和批判，而是指向虛無。」

陳智德說對了大半，首先他糾正了陳見中對蔡炎培詩中戲謔之辭的誤解，指出那並非一種「娛樂」、並非後來形式主義者們熱衷的文字遊戲，而是一種反叛，具有語言上的反建制作用。這一點對於正確認識蔡炎培詩語言特色非常重要，它貌似和日後後現代主義詩歌的某些特質（戲仿、拼貼、互文等）暗合，成為一個能被追認的先驅，但其出發點卻來自傳統 ── 陳智德點出了語言，但沒點出這語言背後蔡炎培的精神。

這是中國傳統的一種佯狂的激進者的精神，比較早的代表者是楚狂接輿，後來有竹林七賢，有中唐盧仝、劉叉，更晚有晚清的易順鼎，到民初它時而以「名士風度」出現，掩飾的卻是來自革命時代的血性。在維新至一次革命時期，這種血性名士特別多，遇國難則起之，行動極端、寧為玉碎，而剩下的倖存者，則佯狂以忘憂，放歌以追懷烈士、調侃世道。蔡炎培在詩輯《中國時間》中做的就是這樣的事，〈吊文〉寫辛亥烈士，〈六君子〉同時寫戊戌六君子和柔石等左聯烈士，〈風聲〉寫孫中山，甚至〈尋找馬克思〉寫毛澤東之死，半是嘲諷半是沉痛。

蔡炎培早年詩作揮霍才華的方式又和易順鼎何其相似，人也相似，易順鼎自道：「冥頑不靈，放達不羈。其自視也，若輕而若重；其自命也，忽高而忽卑。」 尤其「忽高而忽卑」這一點，在蔡炎培很多詩作中可以看到，例如著名的〈老K〉，裡面包含了反覆的沉淪、昇華、沉淪……的過程，耶穌、撒旦和沙丁魚乘客、賣票人等交替出現，中間的飛縱乃是詩人之驕傲反逆俗世：

「在這原來的地方，影子們的一角／像靜默的銀質我潛行／把風交給海，把領巾交給風」結尾從反諷滑向鄙野：「這是老K的法律，老K的傳統／老K？法律？傳統？／一個人在假睫毛下偷偷地發笑／沒辦法，這人有張不可一世的月票／要你從早到晚篤來篤去都是那個窿」，鄙野同時又是對老K的困境的解構。

易順鼎善作盧仝一般的長短歌行，率性飛動，他們的文字本身就是對頹廢的中唐文化、晚清文化的一種反對、挑釁，蔡炎培的文字又何嘗不是對六七○年代陳腐保守的殖民地文化的挑釁，後者為文藝樹立的低調、平實價值觀，就連反對它的所謂「左翼文學」也落入其套路。蔡炎培不自居左翼右翼，但放肆的語言形式卻容易被「左翼」批評為脫離現實、脫離大眾，並非革命。

他的詩卻在人之性情上達到了「革命」── 即回歸本真上去，正如易順鼎〈讀樊山〈後數鬥血歌〉作後歌〉所言：「無真性情者不能讀我詩，我詩得失我非不自知……我詩本來又非詩，我詩乃合屈原莊周而為之。我詩皆我面目，我詩皆我歌哭。我不能學他人日戴假面如牽猴，又不能學他人佯歌偽哭似俳優……」蔡炎培也是以對真性情的堅持來反抗這個約束個性、傷害真情的世界。前者猶如他寫於一九六五年的〈七○一病室〉，詩人以假瘋狂（佯狂）的文字來實行對真瘋狂的世界的拒絕，「護士室的鈴聲突然大作／原來急於搶救藏屍間的復活／幸而誰的胸前也有耶穌／這時只有我，和著我的病／等著一張解剖床／或者一把刀／在你突然鬆開的手中」詩人胸前沒有耶穌，他甚至拒絕「救贖」。後者則普遍見於他的情詩，他的激情為俗世所不解，他卻不懈地剖白、振振有詞。「寫詩等如花錢，花完了就算」詩他都可以放下，情卻不放下，「未見鍾情，一見史詩／再見是再會的意思」於是「人在／我在／詩在」，〈仙履〉裡這樣發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