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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我流亡了三輩子

文 / 聶華苓(作家、「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創辦人)

編按:「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聶華苓
從1925至2011年的86年間,這一個大時代的重重疊影和繁複圖像,從中國大陸的故園、到青年時期暫寓的台灣,以至中年迄今定居的美國,聶華苓超越了地域與文化的疆界,凌駕了政治與歷史的分野,以一貫細膩優美的筆觸,記述自己曲折動人的一生,寫下三個人生階段、三個年代和三個活動空間中的記憶⋯⋯( * 本文摘自聶華苓《三輩子》)

我流亡了三輩子。軍伐內戰,抗日戰爭,中日戰爭,國共內戰。逃,逃,逃。最後,逃到臺灣。逃到愛荷華。

小時候,因為父親的桂系關係,逃避蔣系的暗殺,躲在漢口的日租界。我們就在那兒住下了。1936年,父親在貴州專員任內被紅軍殺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我十四歲,就成了流亡學生,當時我們中學生就唱流亡歌曲:

流亡三部曲之三〈離家〉

泣別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黃河長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裡?逃亡到何方?
我們的祖國,整個在動盪,
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逃亡。

這樣逃,逃,逃,逃了敵人,逃不了國民黨,逃不了共產黨。1949年我二十四歲帶著家人從大陸逃到臺灣,立刻參加了雷震先生和胡適先生創辦的《自由中國》。逐漸地,因為《自由中國》對臺灣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的尖銳批評,鋒利的駁析,十一年以後,在1960年被政府封閉,雷震、傅正、馬之驌、劉子英被捕,《自由中國》被封。

雷震等被捕後,我住屋附近總有人來回徘徊。警總藉口查戶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幾次。據說殷海光本來也在被捕的名單上,警總動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的名字取消了。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我和母親非常擔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開報紙,就看有沒有殷海光的名字。沒料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報上發表公開聲明,宣稱他們在《自由中國》寫的文章,自負文責。殷海光寫的許多篇社論幾乎都是雷案中「鼓動暴動」、「動搖人心」的文章。1960年九月,最後一期《自由中國》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就是殷海光寫的。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發生以後,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監視,不斷受到特務騷擾,後來特務竟明目張膽到他家裡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們要抓人,槍斃人,我殷海光在這兒!

1964年我終於到了愛荷華大學作駐校作家,已在臺灣出版七本書了。當時,作為一個作家,我還是困在自己的處境中:中國人,中國人,你到底犯了什麼罪?

《自由中國》創刊號。相片來源:轉自臺史博線上博物館

那豈不就是文革時期中國人的處境?他不知道是和她結婚呢?還是不結婚?甚至不知道是回波蘭呢?還是不回去?

愛荷華大學1967年創辦「國際寫作計畫」(IWP),我開始接觸到世界其他地區的作家。當時的世界正是冷戰時期,東歐的國家在蘇聯控制下,中國大陸已在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臺灣那個時候1949至1987年正在戒嚴時期。1968年,陳映真接到我們邀請,卻被當局逮捕了,捷克發動人權運動的哈維爾Vaclav Havel,接到我們的邀請,蘇聯坦克車衝進布拉格,哈維爾流亡地下了。他一再被捕。終於在1989年,被選為捷克總統。

從1945到1991年,歐洲被鐵幕分隔成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IWP 就在那樣的世界局面下,吸收了一些很優秀的東歐作家。

我和東歐的作家特別接近。他們對我訴苦,我懂。例如,波蘭小說家Julian Stryjkowski。IWP一再邀請,他終於在1969年到了愛荷華。那時候,作家在IWP八個月,他們在愛荷華度過寒冷的冬天。一天,大雪紛紛,只見Julian捧著一束鮮花,走進我辦公室,一面說: 我可以和你談談嗎?我說:當然可以。他說:可不可以關上門。我說可以。預感他有重要的話要談了。1949至1952年,他是波蘭駐羅馬的新聞社長,因為他出版了一本小說,寫義大利沒有田地的農民,被義大利政府驅逐出境。回國後,他在一份現代文學的雜誌工作。他本強烈擁護共產主義,1966年,他退出波蘭聯合工人黨,和其他一些當年有名作家,抗議共產黨政府對文學、藝術、文化的迫害。從那以後,一直到1978年,他的作品才能發表,但必須通過檢查單位批准。

那天他要和我談談,也正是他在波蘭受壓制的時候。他關上我辦公室的門,給我一束鮮花,坐下後,對我談到他當時困難的處境。他和一中年女人要好,有幾年了,她有個兒子,母子都對他很好。他們想結婚,但他考慮到自己的處境會影響他們,尤其會影響兒子的未來。他不知如何是好。那豈不就是文革時期中國人的處境?他不知道是和她結婚呢?還是不結婚?甚至不知道是回波蘭呢?還是不回去?若不回去,也就因為那個原因,那母子倆也不可能從波蘭出境到美國。

其實,他知道我也沒辦法。但他要找個人,吐吐苦水。他離開我辦公室的時候,我一再要他回去後,告訴我他們是否結婚了。好久以後,我才接到他一張明信卡。只有一句話:我回來了。

我和許多地區的作家認識以後,讀到他們的作品,發現中國人的命運,也就是二十世紀的人的命運。 我和世界文學接觸所得到的這份感受,擴大了我的視野,影響了我的創作。

伊朗的詩人臺海瑞(Tahareh Saffarzadeh)1967年到愛荷華,正是伊朗巴拉維國王專政的時代,對異議分子採取高壓手段。她不敢回伊朗,在愛荷華又留了一年,最後,不得不回國了。我和Paul送她上飛機,她上了飛機,又跑下來,抱著我大哭。她在愛荷華寫了一首詩:

我的錶騙我
啄木鳥知道
我住在光禿禿的樹枝上

何必在印滿足跡的壁上
展現我不盡的語言
我必須走了
我的錶永遠騙我
交通指標也是
停止─等待─不轉彎─左轉─右轉
有個永遠思念我的人
不知道如何握我的手
如何撒謊
總是缺點兒什麼
我總是和當時有點兒什麼搭配不上
今天黎明我在灰色柏油馬路上閒逛
我不該穿緞子鞋,也許

(聶華苓/譯自英文翻譯)

戈艾姬(Agnes Gegely, 1974 IWP)出生在匈牙利東南部平原上一個小村裡猶太家族,後隨新聞記者的父親移居山巒地帶。她慶幸從小就浸潤在山水之中。二次世界大戰,匈牙利參加軸心國,納粹被蘇聯襲敗。她父親在戰俘營中死於傷寒。1944年納粹占領匈牙利,迫害猶太人,戈艾姬母女被囚在布達佩斯獄中。1945年一月戰爭一結束,她母女在冰天雪地中,步行一百六十公里回小村老家。雪深及膝,紙板靴底,走了七天。到了老家,她已癱瘓,兩腿必須鋸掉,但一位年老農婦用肥肉按摩她兩腿,三個月後,她終於又能行走。戰爭結束,蘇聯進入匈牙利。

她掙扎多年,終於在1953年進入布達佩斯文理大學,後來教過中學,任文學雜誌、出版社編輯、電臺工作,1975年開始在賽格德大學教美國詩歷史,年近六十,還在布達佩斯大學研究並得博士學位,專長葉慈(W. B. Yeats)的詩和詩的翻譯。從1963年起,出版幾本詩集,四部小說,喬艾思以及湯瑪斯(Dylan Thomas)和狄金生(Emily Dickinson)的作品翻譯。所寫的詩和小說,涉及甚廣──歐洲、美國、亞洲、非洲。三部小說在瑞典和德國出版,得過匈牙利文學大獎,被選為匈牙利國家院士。1961年結婚,次年離婚。後與一位美國文學翻譯家相愛,他1984年心臟病突發而死。1988年,相依為命的母親逝世。

她說:我到今天,驅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喪失感。瞭解如何哀痛的人,知道如何活下去。

Agnes Gegely。相片來源:維基共享

我深有同感。1936年,我十一歲,大年初三,滿屋紅豔豔的喜氣,母親突然看到《武漢日報》頭條新聞:貴州平越專員聶怒夫殉難。他被紅軍殺害。1951年,大弟漢仲在臺空軍飛行失事。我忍著淚瞞著母親六個月,她終於自己察覺了。1962年,醫生診斷她得了肺癌,我又瞞著她,告訴她是氣管炎。五個月以後,在兒女圍繞的幻覺中,在我緊握的手中閉了眼,停止呼吸。1991年,安格爾和我去波蘭領國際文化貢獻獎,他突然在芝加哥機場倒下。現在,我仍然在這愛荷華河上,寫,寫,寫……驅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喪失感。

傳記家

而我沒有鞋子。
我父親是搬運工人,
他也沒有鞋子
我父親的父親是牧羊人
趕著羊從一個穀場到另一個穀場,
在睡夢中,他也沒有鞋子;
我愛的一個有肺癆的歌唱隊女孩,
啊,吟唱死亡!戰爭;
復興;當然,我犯過錯誤;
然而,在一個十月的早上
我全看到了;從此
我不斷對自己說「我沒有鞋子」
此外,我隱藏過幾個猶太人
而且大詩人尤塞夫是我的朋友
在幾個場合。
為什麼嗎,我甚至借給他我的鞋子。

(詩/戈艾姬 聶華苓/譯自英文翻譯)

我和許多地區的作家認識以後,讀到他們的作品,發現中國人的命運,也就是二十世紀的人的命運。

我和世界文學接觸所得到的這份感受,擴大了我的視野,影響了我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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