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是我大姑媽唯一的孩子。表哥一出生，大姑媽就走了。為了這原因，表哥一輩子不過生日。我從沒見過大姑媽。抗戰開始，父母帶著我們從杭州輾轉回到桐城老家。那時英時表哥在潛山老家，我雖然尚未和他見到面，不過，卻常常從大人談話中聽到關於他和大姑媽的事。

如果說錢穆的現世關懷是為舊中國「招魂」，胡適是為新中國「催生」。那麼，余先生既不「招魂」也不「催生」，他隔海靜觀，透過深刻的歷史研究，對當下的社會時局給出針砭。余先生是近世以來，能以學術研究影響到現世政治極少數的學者。

得遇先生廿載前／春風化雨已成篇／交心不必促膝坐／萬里傳音一線牽／舉世紛紛爭說法／身教言傳豈無先／知行自有公平論／高士從來在林間

我記憶中最先呈現的是余先生經常對我講，他晚年最自樂與追求的，就是像顧炎武的《日知錄》所表達的，每天讀書獲得一點新知。我始終以為余先生講顧炎武，日知只是一半，故提筆寫下：「博學於文，廿載師說繫夢思；行己有恥，通體道義發新枝。」並題記：「昨睡前念起，覽余師之《會友集》。晨起噩耗驟來，恍惚終日。二十年來先生每以炎武自況，書之以志哀傷。辛醜立秋前二日。」

八月一日余先生仙逝，八月五日才得到消息時頗感意外，十分震慟。我上次回港時曾與余先生通過電話，電話中感覺先生聲音健朗，並無異樣。不意遽而鶴馭，嗒然悵惘，久久不能平復。先生為人曠達，於生死並無掛礙，但我作為學生輩，仍覺萬般不捨。想起之前與先生相識，相交的種種，三十餘年宛如目前。

余教授一生致力汲取中國傳統的精華，棄其糟粕；而對西方「為知識而知識」的科學精神和民主理念則推祟備致，故筆耕不絕，以求架接至中華文化之中。此等文化抱懷未必能實現於一時，但在自身的人格學問中已得盡現。

1992年在普大取得博士學位之後，獲余英時老師賜贈墨寶條幅，錄自龔自珍的一首〈己亥雜詩〉：「霜毫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古人云詩無達詁，我沒有再請老師明示贈言所指；不過，也能心領神會。

余先生將近七十年的歷史書寫和時論文字為孔子及古典儒家人文傳統在現代的存續找回了原有之魂：天道之前，人人一律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