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世誠：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 ─在Jones Hall讀歷史

1992年在普大取得博士學位之後，獲余英時老師賜贈墨寶條幅，錄自龔自珍的一首〈己亥雜詩〉：「霜毫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古人云詩無達詁，我沒有再請老師明示贈言所指；不過，也能心領神會。老師一向因材施教，臨別時賜贈這首七言絕句，是再一次訓勉我為學原則要領：應該多讀文獻史料，少談一點理論方法。平日老師也曾教誨：「要趁年輕時體力夠，眼力好，盡量閱覽原典材料，多多益善。年紀大了會感到力不從心。」年前到我步入杖鄉之年，更能體會老師當時的心意。其實初到普林斯頓的時候，幾位老師對我的「批評共識」，就是我過分喜好抽象理論到了執迷。記得第一學年即將結束，高友工老師於下課後黃昏時分，為我指點「如筏喻者，得魚忘筌」的治學態度。老師諄諄善誘，策勵我多從思想史文化史角度，思考中國戲曲課題。王秋桂老師倒沒有這般客氣了，對我的一篇〈三寶太監西洋記〉報告嚴厲批評，紅墨評語寫得密密麻麻的。在牟復禮（Frederick Mote）老師的「元代史」課，我又故態復萌，翻譯《元典章》之際大談伽達瑪的「詮釋學」（其實皮毛都沾不上！）。牟老師雖然未有責備，但心中一定既生氣又好笑。現在回想起來，修讀這門課別具意義。它引導我重新進入文獻世界，啟發我從多元角度理解元代戲曲。更且是牟老師退休前教授的最後一科，而我有幸程門立雪。

1987年牟復禮教授榮休，普大禮聘余老師從耶魯大學轉到普大東亞系任教。我決定放棄「比較文學」，改以「元明史」作為第二副修。（主修是「中國詩學及中國戲曲」）因為要準備「綜合考試」（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一個學期裡面，連續選讀了余老師的三門歷史課。其中「研討課」和「閱讀課」的上課地點，就在老師的研究室。

普大東亞系位於Jones Hall，老師們的研究室、葛思德圖書館和壯思堂，都在這棟古雅的建築物裡面。若我記憶無誤，當年余老師的研究室屬於Palmer Hall範圍。它連接Jones Hall的走廊盡頭，如果從Palmer Hall正門步向東亞系，或者上樓梯到葛思德圖書館，必定經過余老師的研究室。這間房間有不少故事傳聞。我入讀東亞系的時候，它是Marion Levy教授的辦公室。Levy教授固然是美國社會學「現代化理論」大師，但在普林斯頓鎮內最為人樂道的，卻是他每天牽著愛犬在校園落日散步的情景。每次經過這房間，我都會探頭窺看這隻長毛大狗，今天有沒有回來上課。Palmer Hall的前身是名聞國際的Palmer Physics Laboratory，愛因斯坦當年就在這裡授課。更有一說，余老師的研討室就是以往愛因斯坦的實驗室，所以Palmer Hall的地底，搞不好還埋藏了一些輻射殘餘。1987年秋季，我和康豹、王汎森、孫志新、蕭蕙芳、Cary Liu、David Wright等，每週在這裡上課。當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業精神》剛剛出版面世，老師即以此新著作為講授起點：先由老師帶領細讀全書，接下由同學輪流報告。早前在《知識分子》期刊，已經閱讀過《商業精神》的初稿；現在再次深入研讀，得以進一步認識老師貫通思想史、社會史和宗教史的歷史書寫。其中印象尤深的，是書中引述劍橋史家Lord Action名言：「研究的對象是問題而不是斷代。」這種以「問題」為中心的研究觀念和思維方式，對我影響至今。

選修這門課的同學來自不同專業領域，包括思想史、宗教史、藝術史、建築史、臺灣史等等，唯獨只有我一人主修中國文學。到了課堂報告階段，每一位同學都特別緊張認真，拿出各式各樣的原始材料，提出各種有趣的議題。事隔三十年，仍然記得康豹報告「瘟王爺」信仰，大談臺灣「送王船」儀式。Cary是一名建築師，回到普大藝術系研究中國建築史。無論談「元大都」的城市布局，抑或討論「明代書院」建築結構，均引用大量文獻，更少不了大堆數字和複雜演算。我的報告延續劉廣京教授《後序》關於清代會館演劇的論述，探討徽州商人活動和弋陽腔傳播模式。這種跨學科的學習氛圍，重視提問辯難的研討方式，拓展了我的學術視野。循著這個方向，我不斷思索如何將中國戲曲，放回明清社會文化史脈絡來審視。我以前的理論關注，是如何將中國戲曲和中國抒情傳統連接起來。修讀這門課是我戲曲研究「文化轉向」的轉捩點，奠定我日後從「物質文化」、「劇場場合」和「印刷媒體」分析中國戲曲的取向。後來更將這種研究框架，伸延到香港文學和電影上面。

我在香港長大，70年代在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余老師對我來說有另一重身分。他是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兼新亞書院院長，在香港學界地位崇高。不過在普大六年，和余老師談論香港的機會不多。2009年春季，趁著到紐約參加學術會議，返回普林斯頓探望余老師。剛好田浩等幾位學長，開始「秘密」為老師籌備出版「八秩慶壽論文集」。我準備提交的論文，是討論香港史家簡又文，以及他在五十年代編撰的粵劇《萬世流芳張玉喬》。當時有一個頑皮的想法：借此機會向余老師請教50年代香港史學的看法，引用在上述慶壽論文。那天是由Cary開車載我到老師的家。一別多年，喜見老師精神飽滿，風采依然。余老師詳細詢問我在星洲的起居生活和教學情況，話題從簡又文轉到鄧之誠、友聯出版社、亞洲出版社、「第三種人」和香港50年代政治。從下午一直談到夕陽西下。品嚐師母紅棗甜湯的時候，老師贈我《會友集》和《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兩本新作。傍晚時分，老師談興仍濃，意猶未盡，但Cary的汽車已經在外邊等候多時。這個時候，余老師送我步出大門，普林斯頓的落日景色，依然如此迷人！握別時老師再囑咐：「沒有新材料，沒有新看法，就不要隨便動筆寫文章。」、「50年代的香港很值得研究，不要輕易放棄！」我一直牢牢記住老師這番教導，每一次想起這一幕，都會感動和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