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源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凱倫．阿姆斯壯是最受國內出版界青睞的國際知名宗教學者，從《神的歷史》於一九九○年代末出版中譯本迄今，她的著作已有超過十本中譯問世，遠多於二十世紀宗教學理論大師伊里亞德（Mircea Eliade）著作的中譯本數量。阿姆斯壯年輕時期曾加入天主教修女會，隨後亦入學牛津大學接受學院派訓練，原本可成為一位具有博士學位的修女，兼具學者與神職人員雙重角色。但因志趣不合先離開修女會，數年後在攻讀博士學位時，提交的論文題目不被審查委員所接受，毅然決定放棄博士學位。她無意被特定宗教規範所束縛，亦不想被學術體制所框限，此番重大的生命抉擇成就其為堅守自由派立場的宗教學者與公共知識分子，將畢生心力投注於轉化深奧的宗教傳統為現代閱聽大眾可以理解的知性論述，並致力於跨宗教的相互理解，積極參與各種宗教對話論壇，嘗試以知性的力量化解宗教間的誤解與衝突，掃除無宗教信仰者對宗教的偏見。特別是在西方社會掀起與伊斯蘭世界「文明衝突」論調之際，她開始發表一系列闡述伊斯蘭與穆罕默德先知事蹟的著作，致力於翻轉西方人對伊斯蘭由來已久的成見，逆風而行的道德勇氣令人嘆服。
現代人對宗教的負面觀感，源自於近代西方兩大同源但相互對立的思潮所致——無神論與宗教的基要主義。
貫穿阿姆斯壯著作的核心主題為闡揚東、西方各大宗教傳統皆有共通之慈悲精神與靈性智慧，批判現代文明將宗教傳統邊緣化，乃是科學理性主義過度發展的不幸後果。她堅信宗教的靈性力量無法發揚或甚至被扭曲為非理性的禍源，乃是當前各種全球性危機難以化解的根本原因。現代人對宗教的負面觀感，源自於近代西方兩大同源但相互對立的思潮所致——無神論與宗教的基要主義。因此，阿姆斯壯以學術與實踐雙管齊下，致力於探索宗教信仰的本來面貌，釐清被無神論與基要主義所扭曲的宗教傳統，重新找回慈悲且包容的宗教理想與實踐，以便改革理性與信仰失衡的現代文明。
《失落的聖典》是阿姆斯壯近期的力作，乃是其比較宗教學諸作之中時空跨域幅度最大的偉構，除了持續闡明前述之跨宗教貫通的真理觀及批判現代文明的理性與信仰二元對立之外，又一次挑戰宗教學視域的廣度與深度之極限。與其早期著作以猶太教、基督宗教、伊斯蘭三大一神教為論述主軸，東方諸宗教只是配角不同，本書的一神教與中國、印度宗教各占一半的篇幅，並以宗教聖典的釋經傳統做為貫穿全書的比較主題。每一章皆引領讀者跨越時空與文明藩籬，品味一神教、印度與中國宗教聖典詮釋的多元面貌與深刻內涵，像是穿越時光隧道的一首又一首氣勢磅礡的三重奏，從孕育各大宗教傳統的遠古時代出發，穿越上古、中世、近現代而抵達當代的終章。
東、西方各大文明的宗教意識大突破不約而同地發生在約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兩百年期間，主要世界宗教的開創者皆在此時期提出影響未來文明走向深遠的宗教與倫理洞見
阿姆斯壯以宗教學界普遍採用的軸心時代做為宗教史的分水嶺，全書的三部分依序為前軸心時代的「宇宙與世界」、軸心時代至中世紀結束的「神話」、近代至當代的「理性」，每一部分皆依序勾勒出同一時期中東與西方的一神教、印度與中國的主要宗教之基本輪廓與歷史脈絡，然後聚焦於各宗教聖典的編纂、釋經、傳承等核心議題。最早提出軸心時代的概念為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基於東、西方各大文明的宗教意識大突破不約而同地發生在約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兩百年期間，主要世界宗教的開創者皆在此時期提出影響未來文明走向深遠的宗教與倫理洞見，包括：西亞的猶太教以賽亞、耶利米等先知，以及姓名不可考的一群猶太聖典編纂者，祆教的瑣羅亞斯德；印度則有佛教的釋迦牟尼，耆那教的大雄，乃至印度教《奧義書》的不知名傳述者；中國儒家的孔子、孟子，道家的老子、莊子，乃至其他先秦諸子，皆在春秋、戰國時代（與軸心時代幾乎重疊）著書立說、講學授徒；甚至古希臘文明的黃金時代也在此時期，包括：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三大哲，埃斯庫羅斯、索福克里斯、尤里比底斯三大悲劇作家等文學經典大家，開創西方文明的古典泉源。雅斯培點出軸心時代精神革命的共通特質之後，後繼學者承接此一問題意識，進一步探索促成此一精神革命的外在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因素，大致歸納出在這六百年期間，東、西方各大文明皆經歷舊制度崩解、政治動亂、社會失序、人心迷惘的混沌期，上述宗教聖賢與哲人都企圖為時代的病態提出根本的解方，也為即將來臨的新制度與新秩序建立思想、倫理與精神基礎。
宗教傳統的誕生並非始於聖典的出現，聖典亦不見得是創教者親授予門徒
阿姆斯壯對於宗教聖典採取較具批判性與人文性的詮釋視角。雖然，各大宗教傳統皆視各自的聖典為其開創者生平教誨與行誼之忠實紀錄，甚至是該創教者得自神明的啟示，從而確立無可取代的神聖地位，並據以為該教的信仰、義理、儀式、宇宙觀、人生觀、倫理規範等面向的權威文本。但是，阿姆斯壯採納宗教史學者的一般見解，認為宗教傳統的誕生並非始於聖典的出現，聖典亦不見得是創教者親授予門徒，從創教者宣揚其宗教教導至該宗教聖典結集與編纂成固定文本，通常歷經複雜而多元的傳述過程，部分宗教的早期傳人甚至反對將創教者的教導與行誼寫成文本，堅持以師徒相傳的口述形式才能保留該宗教教導的原貌，避免聖典文本被有心人士或宗教根器不足者誤讀而以訛傳訛，導致偏離原始教導的詮釋層出不窮，正信的傳承反而難以伸張。
本書顛覆吾人對宗教聖典是固定而權威的書寫文本之刻板印象，代之以更為動態而創新的觀點重新認識聖典，如其英文標題所示，吾人必須重新找回已經「失落的聖典藝術」（the lost art of scripture），換言之，宗教聖典是包含多種形式的藝術作品，各大宗教有主張聖典經文應以韻律的方式朗誦，所以誦讀聖典可視為一種音樂或音聲的藝術形式；亦有聖典的唸誦須結合肢體動作與保持特定的身體姿態，成為類似舞蹈的表演藝術；更普遍的做法是唸誦聖典或其他禮敬聖典的動作，結合整套標準化的儀式演練，此為各大宗教傳統最具可見度的面向，換言之，宗教儀式可視為信仰者透過聖典唸誦、身體律動與集體的角色扮演所組成的一齣神聖戲劇，引導參與信眾邁向超凡入聖、人神共融的境界。阿姆斯壯以現代宗教學「儀式先於信仰」的理論預設，結合藝術與文學作品的詮釋方法，搭配個人宗教修行的體驗，建構出其獨特的聖典釋經學，深具個人的原創性，亦不失其學理根據。
宗教聖典的釋經藝術應是重啟右半腦思維的不二法門。超越現代性的新文明，宗教與科學應是互補而非互斥的關係。
阿姆斯壯以聖典為超凡入聖之藝術形式的釋經學銳見，挑戰聖典權威性與定於一尊的約定俗成觀點，並主張古代各宗教聖賢並不像吾人所想得那麼教條化，對聖典的詮釋相當多元與包容，從未主張獨尊單一聖典與單一詮釋，反而認為聖典可因應不同時空脈絡而做與時俱進的新詮釋，如同今日《聖經》學者所言的「處境化」，甚至有必要還可以增添聖典的內容。這點在一神教或許較難，但阿姆斯壯認為猶太教已有先例，而印度與中國宗教傳統更無定於一尊的聖典觀念，足見基督宗教獨尊《聖經》、伊斯蘭獨尊《古蘭經》，從比較宗教的角度來看反而是特例。即便如此，基督宗教與伊斯蘭的釋經學傳統仍然相當多元開放，阿姆斯壯認為基要主義式的排他性釋經學是現代文明的產物，乃是被反宗教的世俗主義所激發出來。反之，無論東方或西方的古代社會，宗教仍主導人們思維與生活方式的質樸年代，聖典是以更為開放而包容的方式被鑽研與詮釋。此一論點或許違反一般人的常識，但若仔細推敲阿姆斯壯所引述之各大宗教傳統大量的釋經學文本，並做古今對讀，應足以顛覆古人較為古板守舊，現代人較為自由開放的尋常成見。
阿姆斯壯還提出另一極具挑戰性的論點，即以當代腦神經科學的發現來說明宗教與科學認識論上的根本差異，進而解釋現代文明的問題癥結所在。或許是深知科學已成為現代人的新宗教，對於堅持排他式理性主義觀點而信仰科學至上者，既無法被任何宗教傳統所說服，也缺乏藝術與人文涵養來欣賞聖典的藝術，所以阿姆斯壯透過當代腦神經科學研究來解釋其宗教史觀與聖典釋經學，嘗試跨越科學、宗教與人文的藩籬。腦神經科學區分人類的右半腦與左半腦兩種不同的功能模式，左半腦主導語言、分析、邏輯推理等思維模式，右半腦主導直觀、連結、整合等思維模式；前者導向技術與科學的運作系統，後者導向藝術與宗教的運作系統。現代人理性主義與科技至上的偏執，乃是左半腦被過度運用與右半腦被持續壓抑的後果，導致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眩人耳目卻又物欲橫流，但宗教靈性的認知遲鈍、藝術創造力停滯、人文精神消沉。阿姆斯壯認為左、右兩半腦應該平衡發展，人類潛能才能發揮到極致，宗教聖典的釋經藝術應是重啟右半腦思維的不二法門。超越現代性的新文明，宗教與科學應是互補而非互斥的關係。
雖然，本書和阿姆斯壯的其他著作一樣，皆以一般知識大眾為訴求，並非學術著作，但或許對臺灣讀者仍有閱讀障礙，因為書中所提到的大部分宗教及其聖典傳統皆是臺灣讀者相當陌生的。歐美大多數的自由民主國家在各級學校皆有系統且客觀中立的多元宗教教育，其目的不在宣揚特定宗教傳統，而是從全球文明的角度了解宗教傳統的發展軌跡及其與世俗領域的互動關係；反之，臺灣的教育制度受阿姆斯壯所嚴厲批判的排他性世俗主義與基要派無神論的影響深遠，長期以來在各級教育系統性地排除宗教主題與內容，僅在少數公、私立大學以學術專科納入宗教研究科系，遂致宗教知識侷限於高等教育的學術殿堂，普及率不高，也難以翻轉一般臺灣大眾既定的無神論或基要主義兩種相反卻又共生的宗教觀點。期盼阿姆斯壯新書的出版，有助於帶動扭轉上述二元對立宗教觀點的契機，喚起更多讀者重拾塵封已久的宗教聖典，如同欣賞藝術作品般地細細品味聖典經句的微言大義，並打開眼界重新認識宗教傳統對各大民族的深刻啟迪與激勵人心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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