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修平
二○二四年國際漢學界的大事之一，就是中央研究院的許倬雲院士，獲得第六屆唐獎漢學獎的殊榮。在得知許院士獲獎當下，身為後生晚輩，心頭湧起猶似「與有榮焉」的興奮之情。儘管，我與許院士僅有一堂課的緣分。
唐獎漢學獎得主揭曉數日後，《聯合文學》來信邀請我透過網路平臺，越洋專訪旅美的許院士。接到任務，我隨即草擬題目，盼望藉由這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再向許院士求教治學之道。不過，由於許院士年過九秩，無法長時間受訪，所以，編輯群決定改變企劃方向，希望我以後學的視角，略談許院士對我治學生涯的影響。這是撰寫本文的契機了。
回顧過往，自己在攀爬知識群山的路上，許院士曾與我擦肩而過。二○○五年，我考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隨後，便決定以中國上古史作為研究領域。在大學與碩士班期間，我與大多數歷史系的學生一樣，都曾拜讀許院士關於中國上古史的經典論著，諸如《西周史》、《求古篇》、《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流動》、《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等。其中，印象最深刻的當屬《西周史》。作為剛入史學堂奧的小學生，我發現，許院士在書中除了大量引用傳世史料，更兼採甲骨文與青銅器銘文等出土文獻，甚至包含豐富的考古證據。整合多元學科、資料與方法的研究取徑，讓當時學歷尚淺的我大開眼見，益發點燃我研究中國上古史的興趣。
二○○六年秋季，時任臺大歷史系主任的吳展良教授，特別邀請許院士回到母系，開授「中國文化教研專題討論」。這門課程的授課方式相當特別：每週安排兩位修課學生，報告研究心得；然後，許院士根據報告內容展開討論；下午，許院士再與報告學生單獨面談，提供建言。當時，我才剛升上碩士班二年級，得知許院士的開課消息，為一睹大師風采，迫不急待，立即選修。於是，我終於有幸，在課堂上做完口頭報告後，私下就教於許院士。許院士當時上課內容的錄音檔案，後經整理，出版為《傅鐘回響——許倬雲先生臺大講學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二○○八）。為了撰寫本文，我又重新翻看此書。這些「史料」，把我拉回近二十年前的十一月天。
發表小論文當天的情景，歷歷在目。在正式上課之前，吳主任報告一則不幸的消息：原來許院士來校之前，在家因故跌倒！儘管臉上帶著瘀傷，他仍堅持到課，要聽報告，要帶討論，只是下午的面談暫緩。突如而來的意外，讓我十分擔心許院士的身體健康，但同時我也非常感佩許院士信守承諾的處世之道。儘管，他得面對自己身體的不便，但我仍記得，許院士授課時的目光，炯炯有神。
當日，我與另一位也對中國上古史與考古學有興趣的黃同學，先後報告初步的研究心得。黃同學的題目涉及商末周初北方草原地帶青銅器的起源，我則討論商代早期四座城市遺址發現的墓葬。重讀自己十多年前的課堂報告，不禁汗如雨下。不過，如今回想起來，還是非常感激當年許院士願意花時間，對兩位初入學海的毛頭小子，親切提點。老實說，若只憑藉漶漫模糊的記憶，我只依稀記得，許院士在課堂上，肯定我倆利用考古材料來探索中國上古史的方式。不過，現在重讀《傅鐘回響》，才驚覺當年許院士的提示，有些觀點，早已內化為自己治學的基本態度，猶如他親手種下的種子，漸漸成長茁壯；但有些想法，對今日正在研究材料中打轉的我而言，猶如振聾發聵。
先講許院士的影響。第一，許院士強調，研究中國上古史，必須「左手抓文獻，右手抓考古，不能只抓一邊」。相對於流傳千年但數量有限的傳世文獻，地下挖掘且層出不窮的考古材料，包括考古遺存與出土文書，極大拓展了當代學界對於古代中國的認識。今日，研究中國上古史必須兼採文獻紀錄與考古材料，已是普通常識。但是，究竟該如何合理使用這兩類截然不同的證據，進一步重建中國上古史，則是學者共同面臨的基本問題。文獻的特色，在於透過具體的文字，生動記錄歷史事件的細節；不過限制在於，記錄者在書寫當下有其主觀想法，此外，文字記述大多非常零碎，而且經過長期傳抄，判別真偽實屬不易。考古的特色，在於材料是數千年前實際使用的物質遺存，數量龐大；然而限制在於，儘管經過長年發掘，但出土遺存的數量，與古代相比，仍如滄海一粟，再者，考古材料僅能反映古人真實活動的極小部分，而且研究者對於材料的整理與分析亦帶有主觀色彩。從許院士歷年發表的論著可知，他非常清楚上述問題，但仍強調兼採文獻與考古研究古代史的重要性。至於該怎麼用，則仍是研究者如我輩還在嘗試摸索的努力方向。
第二，許院士指出，「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組織，跟它們之間文化圈與文化圈的關係，是很不一樣的。」換句話說，文獻記載所呈現的政治組織，與考古材料所建構的考古學文化，兩者概念有別，應該審慎區辨。此一觀點極有見地。傳世文獻清楚記載不同國家、朝代與族屬的名稱，諸如夏、商、周、晉、秦、楚；考古材料則透過出土遺存（特別是陶器）的類型學分析，建構不同的考古學文化，諸如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與小屯文化。然而，這兩種不同的話語體系，是否存在直接的對應關係呢？王明珂院士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曾經指出，自認屬於相同組織的人群，可能使用截然不同的物質文化；相反地，使用相同的物質文化的人群，卻可能分屬不同的群體，甚至彼此為敵。其實，兩位院士均表達相同觀點，這也正是我在處理考古材料時的基本態度。
第三，許院士也提到，研究中國考古學時，「單單看畫的圖是沒有感覺的，一定要拿手摸，摸了才有感覺。」許院士的學術背景，是分析文獻的歷史學。但由於他有許多親身走訪考古遺址、接觸考古材料，與拜訪考古學家的經驗，因此，許院士清楚認識到，研究中國考古學的「感覺」很重要。這也是自己治學的切身體會。我運氣很好，碩士班唸的是歷史學，在美國攻讀考古學的博士學位，因緣際會，也有機會到中國大陸參加考古發掘工作，並大量上手目驗研究材料。由於親自參與發掘，並到不同的遺址考察，也才逐漸體會許院士所謂的「感覺」為何，並從「感覺」中提煉出研究的想法。打個比方，不曾用濾杯手沖咖啡的人，雖然可以「聽聞」他人的經驗分享，不過，親身實踐才是明瞭箇中奧妙的不二法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雖然有時艱辛，但也樂趣滿滿。對我來說，這是研究考古學的迷人之處。
回顧許院士當年對我與黃同學的提點，他反覆強調，要從宏觀的視野，重新理解中國上古史：
你們兩位做上古史，要能宏觀地看變化過程。看它本身及天然條件，以及其他許多條件，是如何共同配合成一個功能結構（functional structure）……千萬記住：中國大得很，它不是固定的，是分的、變的。做古代史，不能把中國看成一盤棋，它有無數盤棋。
閱讀這段話，於我心有戚戚焉。作為一名資歷尚淺的上古中國研究者，近來，多低頭埋首於具體材料的分析，也試圖透過個案研究，釐清針對材料本身的種種問題。不過，除了基礎研究，我實在很少抬頭仰望星空。捫心自問，一方面，該如何在大歷史的脈絡中，合理詮釋考古材料所反映的現象？另一方面，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又該如何回應中國上古史研究的重大問題？
課堂報告結束後，許院士隨即返家休息。不過，他卻約黃君與我，數日後到他在光復南路的住所一談。我倆依約赴會，惴惴不安地按了門鈴。打開門，我看到許院士坐在桌旁，瞇著眼睛，滿臉笑容，揮手招呼，示意要我們坐在他身旁。當日聊天的內容，沒有任何「史料」佐證，我早已記不清楚。還記得的，是許院士對後生晚輩的關懷、鼓勵與期許，以及我騎機車回家時頭頂火辣辣的臺北秋陽。
（圖片提供｜唐獎教育基金會）
關於唐獎： 有感於全球化的進展，人類在享受文明與科技帶來便利的同時，亦面臨氣候變遷、新傳染疫病、貧富差距、社會道德式微等種種考驗，尹衍樑博士於二○一二年十二月成立唐獎，設立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及法治四大獎項，每兩年由專業獨立評選委員會（邀聘國際著名專家學者，含多名諾貝爾獎得主），不分種族、國籍、性別，遴選出對世界具有創新實質貢獻及影響力的得主。每獎項提供五千萬獎金，其中含一千萬支持相關研究教育計畫，以鼓勵世人投入探索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需，以頂尖的創新研究成果及社會實踐引領全人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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