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月萍:若要寫一部馬華儒家思想史,我們該怎麽寫?
如果要寫一部馬華儒家思想史,我們該怎麽寫?有沒有內在理路的痕跡可尋?曾慶豹在90年代處理過不少儒家與現代化的問題,但這幾年在這課題上的研究似乎沒有多少的連續,最近時而聽見對儒家強烈的呼喚,好像又露出了一些曙光,但在研究層次上我們能有多少的提昇,如何接續以往的問題與討論,那就考驗我們在長時段中投注的工夫了。
研究中國文化、社會、思想史,一向比較重視那些突破性轉變的階段,所以上下兩千年都得一一涉及,但重點還是在觀其變。⋯⋯我更有興趣的是尋找兩千年中的種種變動,想破除中國二千年未變的偏見。
如果要寫一部馬華儒家思想史,我們該怎麽寫?有沒有內在理路的痕跡可尋?曾慶豹在90年代處理過不少儒家與現代化的問題,但這幾年在這課題上的研究似乎沒有多少的連續,最近時而聽見對儒家強烈的呼喚,好像又露出了一些曙光,但在研究層次上我們能有多少的提昇,如何接續以往的問題與討論,那就考驗我們在長時段中投注的工夫了。
2021年8月1日,余英時先生與世長辭,享壽91歲。生前,余先生出版過大量的專著與文章,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在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
「軸心突破」指世界古代文明在發展過程中的精神大躍動,最後導至系統性的哲學史或思想史的正式發端。他對中國之「士」、印度之「苦行者」、希臘之「哲學家」和以色列之「先知」一視同仁,肯定他們都達到了同等的精神高度,因此在各自的文明中完成了內涵互異的「軸心突破」。
《朱熹的歷史世界》視野非常遼闊,它一方面解決了許多大問題,一方面為思想史及政治史留下許多值得後人繼續探討的線索:如「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如國是…
余先生是一位「休休有容」、「含弘光大」的學者,始終相信人性中較為美好的一面,並以身教向我們展示這一點。至於他的學問、天資、創造力、努力與成就,就更不在話下了。
「反智論」並非一種學說、一套理論,而是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跡可尋,並不限於政治的領域。中國雖然沒有「反智論」這個名詞,但「反智」的現象則一直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