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思想史學家許紀霖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主要倡導者，強調他們在「特殊」和「普遍知識分子」之間發揮橋梁的作用。可想而知，「公共」成為官方媒體激烈攻擊的目標。
從公共知識分子到「磚家」
二〇〇二年，波斯納（Richard Posner）的著作《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翻譯出版，英美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開始在二十一世紀初成為熱議話題。 [1] 二〇〇四年七月，《前景》（Prospect）雜誌發表題為「英國一百位頂尖公共知識分子」的第一百期特刊，隨後九月，《南方人物週刊》也發表特刊，列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名單」（和致敬六位逝者）。[2] 儘管特刊編輯反對將知識分子理想化，視為正義代言人，但還是指出其批判政府政策的角色，例如羅素、愛因斯坦，以及美國九一一事件之後的蘇珊．桑塔格。特刊編輯將當下定義為「一個知識分子最多的時代，同時又是一個知識分子最少的時代」：由教授們組成的無敵艦隊，如洛奇（David Lodge）的小說所言：「激昂地發表膚淺的專著來吹噓他們自己的名聲，卻無法看到影響社會大多數人利益的重大問題，並在這些問題面前保持沉默。」[3] 引用經濟學家吳敬璉（關於基金黑幕）、經濟史學家秦暉（關於農業稅），以及孫志剛事件中「三位青年法學博士」的媒體介入，《南方人物週刊》的編輯提議將公共知識分子定義為「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對社會進言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儘管知識分子已經被市場邊緣化，但《南方人物週刊》的編輯還是追憶了一九八〇年代知識分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使命感，呼籲當今的知識分子承擔起不容推卸的責任。[4] 上海的思想史學家許紀霖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主要倡導者，強調他們在「特殊」和「普遍知識分子」之間發揮橋梁的作用。可想而知，「公共」成為官方媒體激烈攻擊的目標。上海的《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後被《人民日報》轉發，強調知識分子不能「獨立」，而是必須始終捍衛階級利益。在中國的語境下，這個階級只能是黨領導的工人階級。[5] 據說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十一月十一日發布的「中央第二十九號文件」中也引用了這條批評。[6]
過去十年來，隨著知識的媒體商品化和政治工具化加劇（通常是相互關聯的），「公共知識分子」一詞受到越來越多的批判和反對。批判中國媒體「自由化」傾向的讀者，喜歡將「公知」這一簡稱作為貶義詞，將其等同於「媒體知識分子」。甚至連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也反對「公共知識分子」一詞，比如女性主義學者艾曉明在一次訪談中提到：「公共知識分子的名聲已經變臭了……中國有過公共知識分子嗎？我不這樣認為。在封建時期有受過教育的階層，但他們是為權力服務。然後就是五四運動。但很少人關注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共產黨成立政府，在一九五〇年代，毛澤東還宣稱知識分子為臭老九，『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那你怎麼談公共知識分子？」[7]
二〇〇七年廣州自由派半月刊《南風窗》出版了一期特刊，指出知識分子作為新菁英的一部分，越來越受到批評，但編輯部依舊對恢復他們傳統上的道德批判角色抱有希望——尤其是在黨成為吸納全體社會成員的「執政黨」的語境下。[8] 同樣是這家雜誌，在二〇一二年出版了另外一期特刊，題為「利益衝突時代的知識分子」，全面審視這種轉而反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趨勢。這期特刊裡的一些評論是言不由衷的，比如認為自從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就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使他們站在外國殖民者和帝國主義者的立場上反對中國人民，[9] 或曰，「公知」已蛻變成「公知範兒」，只會機械地批判「體制」同時崇拜某種高度抽象的美國形象。[10] 其他評論則較為深思熟慮。許紀霖認為學術界的去意識形態化伴隨著學術價值與學術規範的喪失，對此他十分失望。[11]
《南風窗》記者石勇的專稿則提供了全面的討論。石勇用極具諷刺意味的新詞「磚家」，來代指同音異形詞「專家」。「磚家」是文化名流，他們的理論缺乏學理基礎，基本上只「擅長無稽之談」（「磚」也指稱把理論當磚頭，扔向別人）。[12] 這個嘲諷在視覺藝術家楊福東的攝影作品《第一個知識分子》裡十分具象：一位身穿西裝的男子站在路中央持磚待拋。楊福東形容這位男子「臉上流著血，想要反擊，但他不知道應該向誰扔這個磚，他不知道問題究竟是來自他自身還是社會」。[13] 石勇描述這股轉向反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趨勢：「一些知識分子的『磚家』化、『菁英』化、犬儒化，使他們中很多人看起來，似乎不是在阻止，而是在參與推動社會潰敗的滾滾車輪。」第二，石勇注意到中國社會已經在某種意義上變了，利益衝突取代了意識形態衝突：當私營企業從弱勢群體攫取財產，衝突就不再是意識形態的。在這種語境中，每個人都成了公共「知識分子」或者自身利益的代言人。[14] 學者有機會將知識變為金錢，在這種意義上，他們在為自己的利益發聲。秦暉也有類似的觀點：「中國已經不是個烏托邦狂熱下的中國，以權謀私的原始積累過程已取代虛偽的『道德理想國』而成為新的『現實』，如今那個舊的『宗法大家庭』已難乎為繼，『是否分家』之爭已為『如何分家』之爭所取代。」[15] 反過來，成功的商人也在社群媒體上發表評論，發展出自己的輿論場域，以此推動自身的利益。
第三，石勇注意到知識分子開始行動化，而不僅限於使用語言，這標誌著他們的角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然而，他堅信知識分子的角色必須進一步改變。他引用鮑曼（Zygmun Bauman）的概念（本書第一章將深入討論），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必須放棄「立法者」的角色（或稱「文青」——在他們的舒適圈裡坐而論道，指點江山），而成為「闡釋者」，或他傾向於稱之的「澄清者」。在一個人人都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時代，學者在「民主素質」方面並不優於烏坎村民。然而，他們有知識，可以澄清隱藏利益衝突的渾水。因此，他們應該少花時間在抽象的、令人困惑的理論化，而應該集中精力闡明不同觀念和議程帶來的社會後果，並揭露那些邏輯混亂的論述。石勇認為這項新任務是知識分子重獲公眾信任的機會。[16] 這個基於專業知識，在利益鬥爭中形成的新的難以言明的角色，可以為知識分子提供新的合法性。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環境並不是總能緊跟社會變化演進。隨著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鞏固權力，一九九七年之後的十年是相對開放的十年，但從二〇〇七年起，中國進入了管控收緊的十年。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會以及隨後的各種國際重大事件，強化了中國政府的警惕心，二〇一二年之後，管控進一步縮緊。然而，更深層的趨勢，特別是中國社會的多樣化，仍在持續進行並調整，以適應政治環境改變帶來的各種挑戰。
這些草根知識分子並不那麼「癡迷於中國」以及自己的社會責任，而是更專注日常的具體問題。「草根知識分子」一詞也表明，研究者應該更仔細地研究那些不那麼有名的個人和群體，以及他們的行動空間。
民間知識分子的興起
本書主要的觀點是，一九九〇年代出現了一種新型知識分子，明顯區別於過去的普遍知識分子，也不同於一九八〇年代的啟蒙範式或者更早以前進諫或異議的傳統文人。一九九〇年代的知識分子，不再沉迷於講關於文化、國家或民主的大道理。他們的合法性源自於他們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梁從誡是中國兩代知識菁英（梁啟超、梁思成）的孫子和兒子，於一九九三年創建了非政府環保組織「自然之友」。楊國斌在他的訃告裡寫道：「當梁從誡離開他使用話語來理解和改變世界的舒適區，轉向草根公民組織，他就成為了新型的知識分子，一名公共知識分子。透過這樣做，他改變了在中國成為知識分子的意義。」[17] 一九九〇年代活躍起來的公民社會組織和新型商業媒體，吸引到中國「最好、最聰明」的大學畢業生。人們不再像一九九〇年代那樣，以（中國的官方工會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階級論述來動員失業的國企工人，爭取工人權利——現在，人們可以透過推動沒有社會地位的、被剝奪權利的、邊緣化的農民工的賦權來捍衛他們的利益。[18] 這一變化，重新定義了知識分子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尋求的戰略性地位，將許多知識分子從具有象徵意味的社會中心推向官方範圍以外的「民間」。[19] 本書的研究稱他們為「民間知識分子」。
民間（Minjian）是一個難以翻譯的詞。直譯是「在人民之間」， 經常被翻譯為「民俗」（folk）， 如民間音樂， 或者「非官方」， 如民間刊物。[20] 由於「民間」的詞義來自於史上的「官」、「民」二分法，在中國的語境中，它與「體制外」的一切有關，也就是在城市行政體系裡不具有工作「單位」關係的個人、團體和活動。在這種意義上，確實只可能在一九九〇年代初單位系統放鬆後，知識分子才開始存在於「體制外」，並透過其他方式掙錢：王小波是最早這樣做的一批人之一。然而，這個邊界總是模糊的，因為體制外的活動經常依賴體制內的關係。[21] 現在這個邊界更加不清晰了，因為許多人同時在體制內和體制外活動。例如，大學教職是「體制內」的，但所關注的權利受剝奪群體則是「體制外」的。
在日常話語中，民間通常指的是三種個人或者機構特徵在不同程度上的混合：包括獨立於政府的收入（自給自足）、無須政府體系的批准（非官方），以及社會下層從業者（非菁英或草根）。然而，「民間」在政治學理論上並不指稱組織化的公民社會，也不一定意味著具有權利和責任的公民意識。[22]
因此，本書避免使用「公民知識分子」（citizen intellectuals）一詞，而是使用一個更樸素、負擔更少的概念：「草根知識分子」（grassroots intellectuals）。這個詞有效地強調「普通人」的身分特點，但它也有可能過度強調這些知識分子不屬於政府菁英。本書第六章會進一步討論這一點，並特別描述那些聲稱反對菁英立場的部落客和知識分子身上殘留的菁英主義。英文「草根」雖然不能夠完全涵蓋「民間」的三種語義構成，但還是能夠表達出它對菁英主義和沉迷於政府官方承認的批判，並呈現出它和以往的知識分子模式的決裂。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廣東省新聞出版局的商業機構，位於廣州的《時代周報》，發布了「影響中國時代進程一百人」名單，該名單有十個類別，包括「文藝工作者」、「公共知識分子」、意見領袖，以及第一次在這類名單上出現的類別：「民間人士」。 [23] 另外一個沒有使用「民間」一詞，但很有意思的非學術計劃是紀錄片製片人、建築師楊偉東的「立此存照」，他透過影片訪談了五百人，並將紀錄片的腳本以書的形式發表。[24] 該計劃聚焦於作家、藝術家和體制外的學者，記錄了對中國歷史、政治體制和未來發展的不同觀點，涵蓋許多本章探討的人物。
一些英文研究也開始探索這方面的發展變化。戴凱利（David Kelly）在二〇〇六年提出，公民行動的興起和律師的新角色，使公共知識分子有機會重新定義他們的位置。[25] 柯嵐安（William Callahan）使用「公民知識分子」來指稱有時與政府合作，有時又反對政府的人，比如艾未未和賈樟柯，他們將行使公民權力和「社會責任」捆綁在一起。[26] 他認為「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公民社會，就是由這些個人和非正式的群體透過小規模的活動創建的」。[27] 儘管本書認同柯嵐安的一些觀察，但「公民」和「公民社會」這些詞過分強調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意識的理論前提，而不適用於本書所呈現的資料。二〇一二年以來，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活動的壓制及其後果，說明如果用這些術語來做研究，可能還為時過早。不少學者對於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中使用「公民社會」一詞也存有疑慮，他們認為政府在組織社會的過程中依舊占有絕對優勢。[28] 本書討論的一些人（特別是律師）形容自己的活動是「公民」行動，[29] 其他人則將這些活動視為日常生活中的例行事務，這意味著在規範性不那麼強的「民間社會」的框架下分析這些個人經驗可能是更有裨益的。李靜君和邢幼田研究了各種形式的「新社會行動」，認識到對中國社會現狀重新概念化的困難。他們強調，與傳統的再分配衝突同樣重要的是，出現了新的有關承認（recognition）和代表（representation）的訴求。雖然再分配衝突似乎越來越以公民身分而非階級鬥爭的方式表現出來（尤其是透過法律手段），但也出現相反的碎片化趨勢——要求承認不同群體的道德地位和群體身分，以及對政府和市場意識形態的象徵性鬥爭。李靜君和邢幼田強調，新的社會行動具有多中心、網狀和由下往上的特徵，能夠運用國際關係、政府對國際標準的敏感度，以及市場在開拓新空間中的戰略角色。他們指出，「社會活動家」在明確表達新的與被壓抑的身分認同中發揮了核心作用。[30] 與之相似的是，雖然宗教領域通常獨立於知識分子研究，但我們也注意到學術界近期開始對九〇年代以來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的復興產生了興趣。[31]
學者、社會運動家曾金燕在最近的研究中使用了與俄國知識階層相關的「公民知識分子」（citizen intelligentsia）一詞。和西方知識分子一詞相比，這個詞更具批判性，社會菁英主義的意味更少。她呼應對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上的道德期待，並拒絕用「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一詞來形容當下中國的大部分學者。曾金燕引用康德〈何為啟蒙？〉一文，區分俄羅斯文學中「多餘的人」（例如楊絳等「內部流亡」的知識分子、高行健等海外流亡者、王小波等個人主義者、記者賈葭等當代審美主義者）與一小群新出現的「公民行動者」，特別是女性主義者（如艾曉明、葉海燕）、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如郭玉閃），以及紀錄片導演（如黃文海）。[32] 在探討獨立紀錄片電影時，曾金燕注意到紀錄片導演作為「底層」的代言人，必須同時不剝奪「底層」自己的聲音：這些「公民知識分子」被定義為具有新的作者態度、新的製片模式和公民身分的群體。[33] 儘管曾金燕使用「知識階層」的英文語義來沖淡「公民」一詞的規範性意味，但本書最好還是避免使用「公民」一詞。
本書認為，這些草根知識分子並不那麼「癡迷於中國」以及自己的社會責任，而是更專注日常的具體問題。「草根知識分子」一詞也表明，研究者應該更仔細地研究那些不那麼有名的個人和群體，以及他們的行動空間。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研究已經被社會菁英的爭論（「自由派」和「新左派」之爭）與爭議主導太久了。[34] 這些討論不是本書的重點。本書想說明的是，這些菁英的爭論已經越來越和中國社會的發展脫節。正如曾金燕的研究提到的，還有必要從社會性別的角度來審視傳統菁英知識分子模式的消亡：和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研究相反的是，本書討論的許多草根知識分子都是女性（曾金燕的書中也是如此），這並不令人意外。[35] 儘管大多數菁英學者是男性（反映了性別支配和定義政治與社會主流的規範之間的相關性），但女性卻在民間知識分子中居於中心位置。
「民間」或「草根」知識分子的用詞也有歷史先例。李孝悌描繪出現代知識分子理解他們與「人民」關係的三個階段：在晚清，庶民第一次被展望為公民，知識分子開始致力於使用通俗藝術形式來「啟蒙庶民」；五四時期，「到民間去」的口號引發了新文學運動期間學者們對通俗文化前所未有的興趣。[36] 羅志田認為，新文化運動推動了從菁英知識分子到「邊緣」知識分子的變遷。受過教育的村民缺乏文化資本，因而無法在城市知識分子圈中擔任領導角色，但在新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卻發揮關鍵作用——因為他們願意參與社會行動。[37] 然而，李孝悌也指出，不到十年時間，「民眾」一詞就開始取代「民間」，人們也開始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將「民眾」和「群眾」理解為「無產階級」。這導致一種新的菁英主義，即由受過「正確」意識形態教導的知識分子來決定何種形式的通俗文化是正當的、進步的，何種形式是「封建的」。[38]
中文學術界最近重新對「民間思想」的歷史軌跡產生了興趣。上海文學學者陳思和最早指出，文革後文學中出現的「回到民間」，具有一種超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啟蒙論述的「價值」。在陳思和看來，五四運動以來，知識分子一直試圖透過意識形態「改革」民間文化領域，而一九八〇年代「尋根文學」的出現則逆轉這一趨勢，標誌著人們不再注重意識形態，並逐漸減少使用政治化的現代白話文。[39] 不出意外的是，新左派政治哲學學者甘陽反對這一觀點，他認為政府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間不會出現衝突。[40] 上海歷史學家朱學勤首先致力於挖掘和重構毛澤東時代官方意識形態層面下的「民間思想」，他考察一九七一年林彪去世後形成的「民間思想村落」。改革開放開始推行後，這些團體朝向三個不同方向發展：一些人成為政府內的改革派，一些人進入學術界，還有一群人留在體制外。[41] 徐曉在著作中記錄了七〇年代後期的地下雜誌如何促成《今天》雜誌的發行，她本人就是這個團體中的一分子。孫郁（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文學學者）則在《讀書》雜誌的一篇文獻回顧裡指出，七〇年代民間期刊與五四期間所謂的「同仁雜誌」（受日本明治時代「同人誌」的啟發，自我發行的非營利性「小圈子」雜誌）之間的延續性，以及回歸個人的專注思考，這一點在王小波身上達到最全面的文學表現。[42]
北京大學文學歷史學家錢理群進一步拓展「民間思想的堅守」的概念，並發起一項共三卷的出版計劃，旨在研究毛澤東時代未被記入史書的主要思想家。 [43] 他在一次訪談中說：「我原來是想進入學院體制，但六四之後，我覺得學院不會是個出路。如果再繼續爭取學術界承認的話，我就危險了，再下去我可能要變了，可能就不是原來的錢理群了。所以，我就決定，要破門而出。其實在六四之後，我寫《豐富的痛苦》，我寫《大小舞台之間》，寫《一九四八：天地玄黃》（關於一九四八年之後知識分子為何選擇留在中國的幾本書），都越來越接近最後對現實的參與。」[44] 儘管錢理群在北京大學工作直至退休，但他沒有參與任何行政工作，而是持續地在「體制外」活動。他重新評估了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史，發現「民間」是一種隱匿的傳統。
（本文節錄自魏簡（Sebastian Veg）：《在人民之間：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導論，標題為編輯所擬。）
參考資料
[1] Richard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in Declin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徐昕譯，《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2002）。David Kelly,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Public,” China Review, no. 31 (2004): 2837.
[2] David Herman, “Thinking Big,” Prospect Magazine, July 24, 2004, http://www. prospectmagazine.co.uk/2004/07/thinkingbig/.〈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五十人名單〉，《南方人物周刊》（廣州），第7 期（2004 年9 月9 日），https://business.sohu.com/2004 0909/n221965075.shtml。
[3] 〈誰是公共知識分子？〉，《南方人物周刊》（廣州）， 第7 期（2004 年9 月7 日），
[4] 〈誰是公共知識分子〉。
[5] 吉方平，〈透過表象看實質—析「公共知識分子」論〉，《解放日報》（上海），2004 年11 月15 日，《人民日報》（北京），2004 年11 月25 日轉發。
[6] 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60. 當時，《南方人物周刊》名單上的兩人（茅于軾和王怡）和名單外的四人被禁止在中國大陸媒體上發表文章。
[7] Ian Johnson, “The People in Retreat: An Interview with Ai Xiaoming,”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aily, September 8, 2016, https://www.nybooks.com/daily/2016/09/08/peoplein
retreatchinesefilmmakeraixiaoming/. 在草根知識分子中常能看到某種形式的反智主義，索維爾（Thomas Sowell）《知識分子與社會》的暢銷就印證了這一點。該書由張亞月、梁興國翻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8] 例如楊軍，〈重建知識分子精神〉，《南風窗》（廣州），第2 期（2007 年1 月16 日）， 頁2425。中共採納江澤民2002 年的「三個代表」思想，面向社會各群體吸收成員。早在1991 年洩露的內部文件中，就已出現「執政黨」一詞。思想理論部，〈蘇聯政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中國青年報》（北京），1991 年9 月9 日。Anne Marie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8), 47, 62 n. 52.
[9] 歐陽覓劍，〈愛與誠缺位的新啟蒙〉，《南風窗》（ 廣州）， 第12 期（2012 年6 月6日），頁53。
[10] 李北方，〈公知與偽士〉，《南風窗》（廣州），第12 期（2012 年6 月6 日），頁5456。
[11] 風石堰，〈知識分子的體制病：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許紀霖訪談〉，《南風窗》（廣州），第12 期（2012 年6 月6 日），頁5759。
[12] 石勇，〈社會變了，知識分子變了嗎？〉，《南風窗》（廣州），第12 期（2012 年6 月6日），頁4650。
[13] 楊福東，《第一個知識分子》（ 彩色照片），19992000 年。Hans Ulrich Obrist, The China Interviews (Beijing: ODE, 2009), 375. 楊福東曾多次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發表評論，最有名的是其錄像作品《竹林七賢》（2002），探討了知識分子如何從「烏托邦」逐漸回到現代城市生活。
[14] 石勇，〈社會變了，知識分子變了嗎？〉，頁46。楊國斌也注意到類似的變化，在網路上探討社會不公問題的「網民」的初始激情，已經被政府控制的水軍如「五毛」和「 小粉紅」 所淹沒。Yang Guobin, “China’s Divided Netizens,” Berggruen Institute, October 21, 2016, http://insights.berggruen.org/issues/issue6/institute_posts/143.
[15] 秦暉，〈流水前波喚後波—論王小波與當代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之命運〉（1998）， 收錄於韓袁紅編，《王小波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上冊，頁333。Qin Hui, “Dividing the Big Family Assets,” in One China, Many Paths, ed. Chaohua Wang (London, Verso, 2003), 128159.
[16] 石勇，〈社會變了，知識分子變了嗎？〉，頁50。
[17] Yang Guobin, “Liang Congjie, Public Intellectual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China Beat, December 10, 2010.
[18] Pun Ngai and Chris Kingchi Chan, “The Subsumption of Class Discourse in China,”Boundary 2 35, no. 2 (2008):7591.
[19] 白傑明（Geremie Barmé）指出這個趨勢，他注意到「不結盟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特別是律師）和社會活動家嘗試各種方法—透過私人的、小範圍的慈善計劃， 開展基金會工作、法律案件等等—從而活躍地從事民間行動使得他們的同胞們受 益」。Geremie R. Barmé, “The Revolution of Resistance,”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ed.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London: Routledge, 2000), 307.
[20]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opular China: Unofficial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Societ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and Restless Chin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3).
[21] Edward X. Gu, “Social Capital,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 governmental Intellectu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n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ed. Edward X. Gu and Merle Goldman (London: Routledge, 2004), 2142.
[22] 例如Roger des Forges 對於公民社會類型所作的綜述並不包括「民間社會」。Roger des Forges,“States, Societies, and Civil Societies in Chinese History,” in Civil Society in China, ed. Timothy Brook and Michael Frolic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6895.
[23] 〈2010 年影響中國時代進程100 人評選揭曉〉，《時代周報》（廣州），2010 年12 月10 日。這些「影響人物」包括三聚氰胺毒牛奶的吹哨人趙連海、部落客北風、番禺垃圾焚化爐事件中的活躍分子巴索風雲、環保活躍分子馮永峰、記者和自學成才的律師柳長漢、公民記者魯寧平、廣州城市活躍分子鍾吉章、愛國的漁船船長詹其雄（他在釣魚台附近被日本海上保安廳逮捕）、張自安（未能找到相關資料），以及強制徵收的受害者鍾如九。
[24] 楊偉東，《立此存照》（香港：溯源書社，20122014），至今共4 卷，卷1 和卷2 的對象是知識分子，卷3 是「紅二代」，卷四關於香港。Ian Johnson, “A Father’s Death Sets Off a Quest to Delve Into China’s Soul,” New York Times, August 12, 2016.
[25] David Kelly, “Citizen Movements and China’s Public Intellectuals in the HuWen Era,” Pacific Affairs 79, no. 2 (2006): 183204.
[26] William Callahan, “Citizen Ai: Warrior, Jester, and Middlem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3, no. 4 (2014): 915. 哈維爾（Václav Havel）曾論述，社群中的人透過「生活在真實中」可以形成一套另類的政治觀點。柯嵐安（William Callahan）由此出發，作出如下定義：「公民知識分子是『獨立的聲音』，這不是因為他們反對政府的權力，而是因為他們利用中國新出現的社會和經濟自由，從而可以選擇何時與政府合作，何時在政府體制外活動。」William Callahan, “Shanghai’s Alternative Futures: The World Expo, Citizen Intellectuals, and China’s New Civil Society,” China Information 26, no. 2 (2012): 253.
[27] William Callahan, “Citizen Ai,” 914. 柯嵐安同時引用Robert Weller的「另類文明」觀念， 以此作為正在出現的公民社會的基礎。Robert Weller, Alternate Civilities: De- mocracy and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2001).
[28] 例如Michael Frolic, “StateLed Civil Society,” in Civil Society in China, ed. Brook and Frolic, 4647. 艾華（Eva Pils）在近期的文章中用了爭議更小的概念「自由派群體」。Eva Pils, “Discussing ‘Civil Society’ and ‘Libe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China Perspectives, no. 3 (2012): 3.
[29] 清華大學政治學者朱旭峰對於「公民行動」的興起持有類似的觀點，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可以選擇運用他們的專業或者不用，但都作為公民參與其中（他們也許運用自己的名聲，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在參與行動之前名聲顯赫）。朱旭峰也介紹一些案例，指出公民在行動中發展自己的專業。Zhu Xufeng, “In the Name of ‘Citizens’: Civic Activism and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of Chinese Public Intellectuals in the HuWen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no. 101 (2016): 748.
[30] Ching Kwan Lee and Youtien Hsing, “Social Activism in China: Agency and Possibility,” in Reclaiming Chinese Society: The New Social Activism, ed. Youtien Hsing and Ching Kwan Lee (London: Routledge, 2010), 113.
[31] David Palmer, Qigong Fever: Body, Science, and Utopia in China (London: Hurst, 2007); Sébastien Billioud and Joël Thoraval, The Sage and the People: 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China (London: Oxford, 2015).
[32] 曾金燕，〈召喚公民知識分子〉，《中國女權：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6），頁xxxixxxv。關於「多餘的人」，見後記〈賈葭，網絡時代多餘的人〉，頁225229。曾金燕認為這些「多餘的人」是傳統的知識菁英，對政治僵局感到沮喪，但也疏離於社運行動者，漂浪於為了藝術而藝術和審美主義（頁227）。
[33] 曾金燕，〈當我們討論獨立電影時，我們談論什麼〉，收錄於文海，《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台北：傾向出版社，2016），頁923。
[34] 例如關於汪暉作為《讀書》主編的討論：長江讀書獎爭議，以及和汪暉在2007 年7 月被調離主編。Geremie Barmé and Gloria Davies, “Have We Been Noticed Yet?” in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ed. Gu and Goldman, 75108.〈《讀書》雜誌換帥風波：當事人汪暉首次接受採訪〉，《南都周刊》（廣州），2007 年7 月27 日。
[35] 關於知識分子傳統形象中的性別刻板印象，見曾金燕，〈導論〉，《中國女權》，頁6。
[36] Li Hsiaot’i, “Making a Name and a Culture for the Masses in Modern China,” Positions 9, no. 1 (2001): 2968. 亦可見Changtai Hung,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East Asia Monograph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Mark McConaghy, “Printing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Geyao Zhoukan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Minjian Culture,” paper presented at Academia Sinica, Taipei, December 11, 2017.
[37] Luo Zhitian, “Shifts of Social Power in Modern China: The Marginalization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Marginal Intellectuals,” in Inheritance Within Rupture: Culture and Scholarship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rans. Lane J. Harris and Mei Chun (Leiden: Brill, 2015), 185.
[38] Li Hsiaot’i, “Making a Name and a Culture for the Masses in Modern China.” 還可以參見李孝悌，《清末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在另一篇文章中，李孝悌用「民間文化」來翻譯「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李孝悌，〈上層文化與民間文化〉，《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第8 期（1989），頁95104。
[39] 陳思和，〈民間的還原〉，《文藝爭鳴》（長春），第1 期（1994），頁5361（特別是關於《霸王別姬》的討論，頁5960）。陳思和，〈民間的沉浮〉，《上海文學》（上海），第1 期（1994），頁6880。
[40] 甘陽，〈民間社會概念批判〉，林道群和吳讚梅編，《悲劇的力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141153。
[41]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讀書》（北京），第10 期（1995），頁5563。
[42] 徐曉，《半生為人》（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孫郁，〈遠去的群落〉，《讀書》（北京），第8 期（2005），頁81。
[43] 錢理群，〈民間思想的堅守〉，《讀書》（北京），第9 期（1998），頁714。感謝李浴洋提醒我注意朱學勤和錢理群的文章。錢理群的研究包括顧准、譚天榮和遇羅克等 思想家。有意思的是，于建嶸也認為遇羅克是毛時代重要的思想家。于建嶸，〈法學博士不知遇羅克是一種遺憾〉，《新京報》（北京），2009 年4 月11 日首發，收錄於同著，《底層立場》（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頁283285。
[44] 錢理群，陳益中採訪，〈改革開放後的自下而上的「民間社會民主運動」〉，2008 年6月25日，最初發表在陳益中的部落格（現已無法讀取），可見「明鏡歷史網」，http://www.mingjinglishi.com/2012/01/blogpost_7443.html。
法國艾克斯大學文學博士，魯迅小說的法文譯者，現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中國思想史教授、香港大學名譽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思想史、知識分子與文學。他曾長駐香港，先後任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訪問學者、香港大學助理教授，2011至2015年間擔任中心研究中心主任、中心季刊China Perspectives總編輯。編有《毛時代的大眾記憶：從批判性爭論到重估歷史》（Popular Memories of the Mao Era: From Critical Debate to Reassessing History）、《太陽花與雨傘：臺灣與香港的社會行動、表達實踐與政治文化》（Sunflowers and Umbrellas: Social Movements, Expressive Practices,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aiwan and Hong Kong），著有《在虛構與現實之間：二十世紀初的文學、現代主義和民主》（Fictions du pouvoir chinois: Littérature, modernisme et démocrati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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