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載爵
許倬雲院士在一九四九年隨家人來臺，並即就讀臺灣大學，在名師教導下受到良好的史學訓練，一九五七年赴芝加哥大學東方學研究所深造，進入世界古文明史的領域，並研讀西方當代人文與社會科學名著，開拓了思想領域與視野，是臺灣戰後第一代接受西方學術思潮啟蒙的學者，因此在中國上古史的研究上開創了新的解釋與格局，對臺灣的史學發展影響甚鉅。晚年體悟歷史知識向大眾傳播的重要性，戮力於通論著作，深受廣大讀者喜愛。
少年經驗與求學歷程
一個史學家的形成多半與成長及學思經歷有所關連，許院士少年時期正值對日抗戰，由於父親工作關係，在荊襄一帶逃避戰禍，遂有機會看見大城市以外小村鎮的傳統農家生活，這讓他在日後的研究中得以注意到政治、社會底層的重要性，及其變動所產生的影響。在臺灣大學歷史系求學時，受到李濟、李宗侗、勞榦、淩純聲、董作賓、芮逸夫、高去尋等等學者的教導，奠定了考古人類學和歷史學的治學基礎，也讓他日後以上古史和秦漢史作為研究重心。
一九五七年，許院士進入芝加哥大學東方學研究所深造，此時的東方學研究所處於黃金時代，匯集了二戰期間從歐洲流亡到美國的頂尖近東考古學者，名師雲集。所裡的重點課程是埃及和兩河流域的古代史，他學到了這些地區的文明發展和變遷，最大的收穫是了解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關係，啟發內外、你我的觀念，日後處理北方民族進入中原的過程，也引發對黃河流域和江漢流域互動的思考，及兩者融合後如何整合為「天下國家」的格局。在學期間，芝大也是韋伯研究方法的重鎮，他因為研究經濟史、城市史的關係，也研讀了韋伯討論土地制度與官僚系統的理論，對以後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當時芝大的學風講究眼光宏闊，他的幾位導師沒有一個不是處理大題目的，這對他的研究取向影響甚大。
中國古代三部曲
許院士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出版了被稱為「中國古代三部曲」的三本著作：《先秦社會史論》（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漢代農業》（Han Agri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inese Agrarian Economy, 206 B.C.–A.D. 22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0）；《西周史》（聯經，一九八四）。這三部曲所要處理的核心主題是周、秦、漢「天下國家」秩序的形成和轉型。西周開創了從封建走向國家的局面，東周則依從國家體制，走向以國家為單位的發展途徑，此時儒家、法家都各自尋找合理的統治和管理制度，又建立起道德跟倫理的、文化的基本面。最後，漢帝國得天下並且穩定的治理天下。他從比較的角度看，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發展，歐洲沒有發生過，羅馬沒有，希臘也沒有。
《先秦社會史論》是由他的博士論文增訂而成，他根據《左傳》兩千多位人物的生平，做出了幾千張卡片，逐一作注，排列出人物譜系，以此作為基礎進行階層變動的量化分析，這是中國史研究的創舉。
《漢代農業》是對於傳統中國農業型態構成的社會學分析，用以呈現維持「天下國家」的經濟結構。這個結構是從精耕細作、農舍工業、市場機制、市集網絡、聯通道路發展到全國性的網狀結構。他指出，每一個村落是一個聚落，聚落四周圍都是農田，聚落和聚落之間有一定的距離。這些聚落點狀分布，其中某個交通較為方便的大村落，作為交換的中心點，十天一會或者十二天一會，這就是趕場，逐漸發展出一套農村交換的經濟網絡。以此基礎，一串趕場的中心點，可以形成新的第二層中心，那就是一個市鎮。如此逐級提升，終於將一般的村落，逐步提升到市場中心、小鎮、大鎮而至城市。若干縣城結合在一起，形成漢代的郡。上述村、鎮、縣、郡由大大小小的複雜交通網絡聯繫，結合自然地理界劃，形成一個一個州，最後構成天下國家層層嵌套的政權結構。漢代的農舍工業、市場經濟和精耕農業三種經濟行為形成一個整套的運作，這一整套界定中國區域性的道路交通網絡、經濟網絡及農村社區秩序和行政體系，都是在漢代成型的。
《西周史》是運用了大量青銅器銘文、考古材料，以及傳世文獻三方面結合起來的論著。他不注重政治史或朝代史，主要是討論文化史，關注的是西周文化的溯源以及天命觀念的濫觴，以文化擴張為主要關懷，包括中原文化如何擴散，國家在文化擴散過程中又如何形成複雜的大型單位。
此外，出版於一九八二年的《求古編》（聯經）則是收集了歷年發表的古代史論文，代序〈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若干特性〉一文也可視為中國古代史三部曲的一個結論。
中國文化三原色
一九八七年許院士在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發表了五場有關中國文化與歷史觀察的系列演講（收錄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聯經，一九八八），總結性的提出中國文化三原色的主張。這三原色是：親緣團體、精耕細作與文官制度。
相較於印度河、兩河、尼羅河三個流域中隔絕的地理特性所形成的地域團體，黃河流域因沒有嚴重的交通阻礙，中原腹地之大等於一個小世界，長期穩定性很強，於是造成地緣的土著和親緣的結合，同一地點的鄉親住在一起久了就變成一家人，使得在土著之外也有親緣上緊密的聯繫。商代的政治單位有兩種平行系統，一種是地區性的邑，一種是親緣性的族，到了西周以宗法取勝，邑變成族的附屬品，周代選擇以血緣來結合人群，形成中國的第一原色。
從已經發掘的考古資料來看，黃河中游一帶有兩三千個居住遺址，呈現了在局部地區有高度的人口密集現象，這種聚落分布密度是同時期其他文化無法相比的，中國的人口密集就造成中國精耕農業的最主要條件，因為精耕農業的任務是要在最小的面積上獲得最大的產量，這是中國的第二原色。
文官制度起於西周，因為把王室與政府分開，西周政府中有一群專業性的幕僚人員。春秋戰國時代文官逐漸成形，秦代文官制度已極為龐大，極有效率，到了漢朝，文官系統獲得了儒家意念，在兼顧工具性和目的性的過程中，蛻變成自成一格的合理制度，不斷傳承下去，然後形成文官體系與王權對抗的形勢，構成了中國的第三原色。
為民眾寫史
許院士在一九九○年代開始覺得歷史學同人的研究成果，不應僅在專業的範圍內交流，人類過去的所作所為，不論成敗，應在適當的闡釋後，傳送給民眾取擷其得失。所以歷史學者的研究成果，需要有人擔任仲介，將其轉化為生活中可以對照的鏡鑒，如此，史學專業成果才可能有其知識的真實意義。
長久以來，史學工作者埋首于專題研究，竟忽略了歷史本身應予發揮的功能。他在做了一輩子考證、整理與綜合的工作後，發覺自己可以擔起上述仲介一職。他感覺應盡此生餘年，專心傳輸歷史知識。他說：「也許有些同行以為我不務正業，然而只要我這一工作有意義，知我罪我，我已不再介意。」
《從歷史看領導》（洪建全基金會，一九九二）、《從歷史看組織》（洪建全基金會，一九九七）、《從歷史看時代轉移》（洪建全基金會，二○○○）、《從歷史看人物》（洪建全基金會，二○○五）正是這一系列對民眾說史、寫史的作品，深受讀者的歡迎。
二○○六年出版的《萬古江河》（英文漢聲）更是為民眾寫史的代表作品。本書的目的是要將中國文明體系的起伏變化，做一個比較系統化的整理。他指出隨著歷史的進展，中國文化的內容與占有的空間都不斷變化，由黃河流域為核心的「中國」，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國」。每一個階段，「中國」都要面對別的人群及其締造的文化，經過不斷接觸與交換，或迎或拒，終於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那些鄰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別人」融合為一個新的「自己」。這一「自己」與「他者」之間的互動，使中國文化不斷成長，經歷了數千年，一個多元而複雜的中國文化體系，終於成形，他要告訴讀者的是，中國文化真正值得引以為榮的地方，乃在於有容納之量與消化之功。
《萬古江河》之後接續出版的《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時報，二○○九）、《華夏論述：一個複雜共同體的變化》（天下文化，二○一五）、《世界、華夏、臺灣——平行、交纏和分合的過程》（三民，二○ 一八），也都是延續這個主題所撰寫的著作。
綜觀許院士一生的研究與著述，二○二四年「唐獎」因而有如下的頌詞：「現代專業史學家這麼努力證明歷史知識之用者，實不多見，顯見他是兼具有西方學院派學者和中國傳統士大夫特質的博雅通儒。」
（圖片提供｜唐獎教育基金會）
關於唐獎： 有感於全球化的進展，人類在享受文明與科技帶來便利的同時，亦面臨氣候變遷、新傳染疫病、貧富差距、社會道德式微等種種考驗，尹衍樑博士於二○一二年十二月成立唐獎，設立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及法治四大獎項，每兩年由專業獨立評選委員會（邀聘國際著名專家學者，含多名諾貝爾獎得主），不分種族、國籍、性別，遴選出對世界具有創新實質貢獻及影響力的得主。每獎項提供五千萬獎金，其中含一千萬支持相關研究教育計畫，以鼓勵世人投入探索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需，以頂尖的創新研究成果及社會實踐引領全人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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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曾任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歷史月刊》總編輯、臺北書展基金會董事長。因在臺推廣法國文學並促進臺法之間的文化交流，二○一一年受法國文化部頒贈法國藝術及文學勳章的騎士勳位。獲得金石堂書店年度出版風雲人物（二○一○），金鼎獎圖書類特別貢獻獎（二○一二）。研究專長以日據時期臺灣文學與中、西近代思想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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