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謝昀儒
時間：2022年10月21日（五）09：00～12：00
地點：輔仁大學野聲樓谷欣廳
主持：王欣慧（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
發表：顏崑陽（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
主談：龔鵬程（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孔子博物館榮譽館長、美國龔鵬程基金會董事長）、陳國球（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玉山學者講座教授）、鄭毓瑜（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
貴賓：陳方中（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陳芝宇（聯經出版公司總經理）
（* 本文轉載自《文訊》446期，原題為〈「圓球體的反思視域：中國古典詩學詮釋視域轉向的可能」側記〉，標題為編者擬。）
顏崑陽教授於2022年10月出版學術著作《中國詩用學：中國古代社會文化行為詩學》，這是一本讓「五四」以降中國古代詩學詮釋視域轉向的學術著作，是顏崑陽不挪借西方理論，第一部從自己的文化內部建構，歷時二十幾年，完成的系統性理論。10月21日於輔大舉辦新書發表，並邀請幾位學者參與學術座談，本刊特以此詳盡紀錄，與讀者一起反思學術史轉向的可能。
《中國詩用學》是顏崑陽今年出版的學術專著，若以陳國球推薦〈序〉來看，此書更被顏崑陽視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以反思批判、多向詮釋與典範重構的治學之旅走至今日的最新成果。本次座談會邀請到龔鵬程、陳國球、鄭毓瑜等熟識顏崑陽的月涵堂論學群體，來分享他們所熟知的顏崑陽其人、其書、其事，為我們理解《中國詩用學》帶來更完整的視角。
顏崑陽其實並不排斥西方理論的吸收與應用，重要的是要知曉各種理論的侷限性，以及理論之所以產生的時空背景之獨特性……
學術主體性的沉潛
主持人王欣慧首先指出，顏崑陽教授於輔仁大學中文系任教七年，期間不但以極豐沛的學術熱忱，為輔大中文系帶來不少助益，最令她感佩之處，在於顏教授始終持續不斷地為中國文學自身「主體性」如何建構而努力。若以作品繫年，則顏教授自2016年出版《詮釋的多向視域》和《反思批判與轉向》、2017年出版《詩比興系論》、2020年出版《學術突圍》，直至今天的《中國詩用學》，都能藉其學術軌跡，看出顏教授欲一改五四以來學界慣常從西學角度研究中國文學的趨向，不但要以此建立中國文學自身的主體性，還要為後輩學人擘畫出可持續深入開展的學術視野。而這還只是就出版歷程來說而已，若由書中收入文章的撰寫時間來看，將發現顏教授對主體性的思考之旅，其實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啟程了，能於一個議題沉潛浸潤如此之久，足見顏教授用心之深、根柢之醇，這是王欣慧主任特別點出來與大家分享的。
詩歌應由寫詩的人研究
貴賓致詞方面，如同顏崑陽書中強調，詩歌是與社會文化緊緊連結的語言，其作者往往是菁英階層知識分子，故詩歌同時也是菁英的語言，是社會菁英所說、所寫，要進入這樣的語言，具有一定程度的門檻，因此陳方中院長認為，詩歌實乃人文學的精粹所在，只要中文知識群體出現，便會伴隨各種不同社會文化意義的詩歌型態，並舉歷史研究當中，民初南北二陳的陳寅恪，善用唐朝的詩歌來理解與塑造當時的社會文化，以此與顏崑陽重視詩歌社會性的取向相近。
此外，雖如王欣慧所言，顏崑陽相當關懷中國學術與文化自身的主體性，但陳方中也提醒大家注意到，顏崑陽其實並不排斥西方理論的吸收與應用，重要的是要知曉各種理論的侷限性，以及理論之所以產生的時空背景之獨特性，因此當跨文化的理論與作品相互遇見時，除了避免直接生搬硬套外，更好的方式，仍是要以此為鑑，回到中國既有的文化脈絡中，建立詩歌的詮釋方式，此即「典範重構」的意義所在。
最後陳方中說道，詩雖可以研究，但不應因此使詩歌變得枯燥，所以他也鼓勵中文系老師們可以寫詩為志業，並樂見中文系老師多寫詩，以詩作文，以詩會友，最終由寫詩的人來研究詩，如此一來，制式化的學術研究，便不會侵奪詩歌本質。在陳國球為《中國詩用學》所寫的推薦〈序〉中，提及初識顏崑陽，是1979年求學階段，從香港讀到顏崑陽所主編並參與撰寫的《古詩今唱》，陳方中當時也是學生，正在就讀高中，顏崑陽正是他的國文老師，對班上同學的創作靈魂影響很大。後來他因個人興趣，選擇了史學領域，雖未在文學中繼續探索，然而透過閱讀顏崑陽的自序〈我，因詩而存在〉，陳方中認為，自己與顏崑陽都各自於人文研究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處。
透過顏崑陽的文字，我們能看見一位學者非常誠摯地與眾人分享自身不同時期看待人文學門的方式，甚至親身示範如何活成一位靈動自如的人文知識分子。
自我意識的把持
不同於前兩位以學者視角進行分享，另一位貴賓陳芝宇總經理，則由顏崑陽的治學態度，來呼應自身職場經歷，以此為談話主題。《中國詩用學》是聯經出版顏崑陽學術專著的第三本，陳芝宇指出，聯經作為人文學門學術性書籍的出版大宗，機緣所至，她時常能與許多學者往來相處，然而每次看見顏崑陽努力不懈地研究與寫作，仍在心中覺得非常敬佩。而由於身處社會環境之中，陳芝宇時常需要面對人文學門如何在科技與物質享受掛帥的大環境下闖出一條路的問題，因此她主要透過顏崑陽的治學態度，來反觀社會職場的處事之道。
聯經目前的員工規模約在百人左右，其中絕大多數皆是文組畢業生，陳芝宇自己也出身新聞系，正是基於對人文學門的愛好，使那麼多的人在畢業後，選擇以此為志業。不過陳芝宇仍說自己有時會因文組的社會定位而遭遇難題，比如招募新夥伴時，她很常需要直面新鮮人對出版行業未來走向的迷惘，這也促使她不斷思考，如何讓公司裡這麼多以人文為志業的夥伴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因此當她讀到《中國詩用學》的自序〈我，因詩而存在〉時，深深受其打動。陳芝宇認為，透過顏崑陽的文字，我們能看見一位學者非常誠摯地與眾人分享自身不同時期看待人文學門的方式，甚至親身示範如何活成一位靈動自如的人文知識分子。舉要而言，陳芝宇認為這篇自序隱含著才華、命運與自主意識等關鍵詞，其中最令她感到欣喜的是自主意識，她說：也許我們選擇志業的基礎是才華，而讓我們能持續前行的因素是命運，然而我們的自主意識，卻是在奮鬥過程中最重要的存在。換言之，透過顏崑陽的著作，不但能學習其人風範，還能藉此回到自身所處的人文學門出版社的經營，如何在保有自主意識的前提下，於大環境中持續努力，是本書帶給陳芝宇相當大的一個鼓勵。
反思批判、多向詮釋與典範重構
在主持人與貴賓相繼完成開場後，便由座談會主角顏崑陽，來敘述自身的寫作歷程。然而本書篇幅五百餘頁，難於短時間內說盡，故顏崑陽主要順著陳國球的推薦〈序〉整理其學術研究具有的「反思批判」、「多向詮釋」與「典範重構」三大特徵，來和大家分享自身書寫的基本觀念。
首先是「反思批判」，顏崑陽認為學術研究必定要具備此一態度，他亦是以這樣的態度，來向五四時期重要的學者致敬。為什麼說致敬呢？顏崑陽說明道，假若五四前賢對歷史並未產生任何影響，那麼我們根本無須觀看他們；正因這些前賢作為引領者，在前方主導了很長一段學術史，因此我們治學歷程上都應先經過他們，然後才離開他們。經過他們，於是要了解他們；離開他們，所以要透過「反思批判」，才有嘗試走出自己道路的可能。
其次則為「多向詮釋」，在顏崑陽看來，中文學界時常會有固守自己研究方法的陋習，一旦遇到立場不同的學者，開口就否定別人，這是很不應該的。因此顏崑陽以「圓球體」的形象來比喻人文學術，指出當我們站在360度不同的方向進行觀看時，所見的風景都應有其意義，並非只有單一個體之所見才是風景。他以自身應用「詮釋社會學」（Interpretive Sociology）做為研究中國古典詩的進路當作例子，說這也只是在五四之後，自己透過「反思批判」過程探尋的學術新路徑，卻非絕對唯一的路徑。不過，在探尋過程中，顏崑陽亦提醒我們從更加本質性的、本體性的方法開始，來找出學術創新的契機，同時也要總體地看，而非將研究對象切割成破碎的面貌，只單獨作其中一小部分，必須把握住整個動態的歷史語境，才能真正理解研究的對象。
最後，走到廿一世紀的今日，假設中文學術還有走到世界平台與西方對話的機會，顏崑陽殷切期盼我們的文化主體性必須被凸顯出來，亦即回到古典浩瀚的文化情境中，來建構出能被再應用的基礎理論，往後他也會持續朝這方向努力，此即「典範重構」的具體實踐。舉《中國詩用學》為例，顏崑陽想強調的，是中國古典詩歌的「社會性」非常強烈，古典詩歌實際上是知識分子在社會交往情境中逐步建立起來的，因此很難以「為藝術而藝術」的純藝術觀點看待。換言之，中國古典詩歌必須重構出自身的美學觀，並置放在人際互動間的倫理關係，來看出其中的人格美，緣此找到中國古典詩歌美學的精粹，而非以西方諸如「形式主義」等理論概括，也不能僅是談論與「實用」無關之表象，這非但是顏崑陽提出「詩用」的主要目的，亦為思考主體性如何能被重構的研究成果。
透過此書，我們不僅是在了解詩歌的詮釋方法與中國古典社會中的集體文化意識，更重要的，是看見顏崑陽作為一位研究者，如何貫徹自身生命在其中。
由學術研究通向人格典範的樹立
雖然上述顏崑陽的談話中，「反思批判」是自身向五四前賢致敬的方法，然而龔鵬程認為，古典文學的創作由於時常發生在政教場域，抑或知識分子於「士不遇」的生命情境下，通過文學來抒憤懣，藉此談論治國理想，此種文學傳統，多少影響古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性格，雖然溫柔敦厚，卻並非毫無意見；但在五四的話語系統中，上述這些多被貶斥為未能注意到文學自身獨立且超越的價值，是走偏了的文學詮釋。當時知識分子由於受到各種學術風尚的影響，即便部分理論明顯有誤，他們仍樂於接受，甚至覺得受到鼓舞，因此通過顏崑陽此書的出版，文學的真實樣態才終於被妥善呈顯。龔鵬程希望我們了解的是，顏崑陽表面上雖欲向五四前賢致敬，但仍試圖矯正某些對今日來說早已不太適當的學術陋習。
此外，這本《中國詩用學》最大的貢獻，除了學術向度之外，龔鵬程還希望帶出顏崑陽身為一位研究者，向世間展現的人格狀態。他指出民國時期的學術史，最大的問題就是風潮太多，大家在其中轉來轉去，影響迄今，學界仍時常籠罩在五四時人的語境內，無法超越其框架；且當前學術由於太過強調專家之學，研究者動輒固守於小小的領域之中，便要一生以此為業，龔鵬程認為這其實都過於取巧，尤其為了符合諸多論文要求，表演性又極強烈，導致行文無法以真面目示人，而須對讀者有所取悅。
與之不同的，是顏崑陽在各式學術視域中，不但能穩住自身，更用幾十年的工夫，朝一個方向持續探索，反覆斟酌研究，立論堅定，亟欲解決百年來的問題，遂有了《中國詩用學》的成果。換言之，透過此書，我們不僅是在了解詩歌的詮釋方法與中國古典社會中的集體文化意識，更重要的，是看見顏崑陽作為一位研究者，如何貫徹自身生命在其中。準是，龔鵬程最後說道，研究者自身生命情調的展現，以及不媚俗、不跟風、不急躁的治學態度，會是顏崑陽與《中國詩用學》裡我們必須去發現並與之學習的品質。
比較文學的交往歷程
第二位主談人陳國球的求學之路，自始即與台灣有很深的關聯。大學時期，當時香港文學研究有兩個重要方向，分別為革命文學與比較文學，兩邊接觸後，熱愛文學的他選擇了後者，向國外回來的學人汲取養分。而此方向確實也別開了生面，陳國球如數家珍地舉例，他的老師陳炳良，即為從美國帶回許多西方理論的學者；又比如當時香港大學中文系的鍾玲，生命軌跡亦是由台赴美後再至香港，並帶來美國漢學界如何處理詩歌的方法與意識；另有一位黃德偉，則引入巴洛克文藝理論來討論李商隱古典詩歌。類似的例子尚餘不少，都同樣帶給他相當多的啟發。
除了校園之外，亦有出版讀物的影響。當時香港有間文藝書屋，老闆王敬羲曾至台灣求學，返港後帶回許多台灣方面的文學性與學術性書籍，並建立起與台灣交流的平台，比如林海音創辦的《純文學》月刊，王敬羲同樣創立了香港版的《純文學》，並與台灣串聯，使當時香港學子能夠接觸到台灣文學界。
這樣的經歷，令陳國球雖身處香港，但透過比較文學之路，總覺得自身與台灣有相當緊密的聯繫。1983年他終於第一次來台發表論文，便是在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上，結識了龔鵬程；而與顏崑陽的接觸，同樣是比較文學相關會議，顏崑陽擔任他論文的討論人，陳國球回憶道，那時顏崑陽當真無愧「顏大刀」的名號，砍得他非常過癮，也收穫滿滿。換言之，陳國球與台灣學界的緣分，實際上是假道比較文學而來的。
然而他也強調，雖然自身求學經歷、以及與台灣學者交往的緣分皆來自比較文學，然而眾人的腳步並未停留於此，正如顏崑陽這本《中國詩用學》已前進至「典範重構」的階段，我們實可從中見到中文系如何透過回應西方理論，回到自身之學統，建構古典詩歌的詮釋方法。陳國球想表達的是，此種對比較文學的反思，以及中國古典詩歌詮釋傳統的重構，會是顏崑陽始終一貫且值得我們學習的治學精神。
突破新文化運動之革命派
當我們探入古典進行研究時，視野上絕不會僅停留於古代，第三位主談人鄭毓瑜認為，所有的學術研究，總是交織著研究者自身對當前生活世界的領悟與洞見，並以顏崑陽《中國詩用學》自序中的一段話為例：「我一生終究給了文學，除古典詩、現代散文及小說創作之外，用心最深、致力最勤的就是人文學術，尤其是中國古典詩學。」這樣的研究態度，實際上是將個人的生命融進學術之中，並反過來使所學體現於世。換言之，這是顏崑陽以一輩子的光陰，為我們演示的人文學術關懷。
近年來顏崑陽有許多學術專著出版，鄭毓瑜將之分為兩個向度：首先是《詩比興系論》、《詮釋的多向視域》以及《中國詩用學》，此路徑可視為顏崑陽研究中具有獨創性與開拓性的系列；其次是顏崑陽以其「顏大刀」之名，向眾人展現的「反思批判」，代表作如《反思批判與轉向》和《學術突圍》，鄭毓瑜都覺得很少學者能有這樣的魄力，直接於標題中展現自己。而結合這兩個向度，我們便能看出顏崑陽希望從五四「知識型」的詮釋脈絡轉出來，站在後五四時期來進行古典／現當代／五四知識型三者對話的企圖。
不過，相較於顏崑陽對五四時期偏謬「知識型」的關注，鄭毓瑜則認為，五四「知識型」實際上應是一種複數的知識經驗，如同談論近現代文學，我們定會注意到國族意識、文化危機、新式分科教育、白話文運動、新詩體創作，這多方的線索，都顯示廿十世紀初中國文學的認識體系，並無法僅限縮於當時新文化革命派的人物身上，而以一種「知識型」來全體概括
不過，細小的差異並不妨害整體同調性，鄭毓瑜說道，若我們以「突破」為關鍵，回頭看顏崑陽在《中國詩用學》為止的系列研究，便可了解他同樣是要透過連結古典不同時期的文學、思想與社會關係，促使「知識型」不再僅侷限於革命派追求西化的視野，這也是顏崑陽以五四「知識型」為標的來進行學術上的突圍與重構的主要所在。
正因五四時人對文學之「美」賦予「無用」之義，僅以純文學角度進行審美，因此顏崑陽才要提詩之「用」。
對《中國詩用學》的商榷與延伸
主談人全數發表完後，麥克風再次交到龔鵬程手上，眾人想了解的是，若欲對《中國詩用學》提出商榷，可由什麼樣的角度切入。龔鵬程先強調自己適才的發言，重點是希望透過顏崑陽的治學精神，來顯示其不同於當下專家時代表演性質強烈的學風，以此反顯出知識分子應有的好學、樂學之求道者精神，而非對顏崑陽的一味稱讚。
若要提出商榷，則如陳國球〈序〉中提到顏崑陽的學術重點，像是「反思批判」等，這些詞彙龔鵬程並不贊同。畢竟所謂的批判、反思，概念上多少有些外來哲學的影子，但又並不同於那些哲學體系的提法；包括書名「詩用學」的「用」，對顏崑陽所欲討論的問題而言，龔鵬程亦覺得不全然精確。說得更具體些，顏崑陽的研究中有所謂「敵論」的設定，此「敵」即指涉著五四前賢，正因五四時人對文學之「美」賦予「無用」之義，僅以純文學角度進行審美，因此顏崑陽才要提詩之「用」。然而說到「用」，則不免又會往「體用論」等哲學框架去聯想，故龔鵬程認為應回到古典中國文學語境，與其為了反駁「無用」而提「詩用」，不如直接引入孔子所謂興、觀、群、怨等既有概念，討論中國詩歌的創製，可能會更為貼合。同樣地，既然有所謂的「敵論」，且中國古典文化中，知識分子撰文討論之時，也有著「論／難」的文學傳統存在，「難」即對著「論」而發，龔鵬程認為我們研究上便不見得需要去硬套反思、批判等語彙，反造成概念意義上不必要的誤解。
另外，顏崑陽目前的研究成果，也能與漢人「整齊風俗」的特徵有關，所謂的「整齊風俗」，是透過闡釋經典以達到社會教化目的，希望社會風俗能藉此得到改善，「詩教」在其中起很大的作用，因此龔鵬程指出，這部分可作為顏崑陽未來能持續延伸的方向，而方法論上則須回到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語境，如此一來，《中國詩用學》便能與過去古典詩歌的詩教傳統有更完整的結合。
延伸閱讀：
顏崑陽：中國古代詩歌的「社會性」與「藝術性」
陳國球：圓球體的反思視域——《中國詩用學》序
顏崑陽：我，因詩而存在！
生於盛夏，鳥派，有一隻藍色牡丹鸚鵡，曾研究王陽明心學，後轉至神話領域，喜歡冥契主義、哲學與詩，現為政大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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