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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x房慧真:在黑暗時代寫作,在黑暗時代閱讀

陳健民。相片來源:轉自飛地臉書

記錄/許恩恩

編按:香港社會學者陳健民教授,因和平佔中運動於2019年遭判刑入獄16個月。2021年出獄後,他出版《陳健民獄中書簡》,集結43封獄中閱讀筆記。本書凝鍊了一名當代學者與運動家身陷牢獄的思考和掙扎,愁苦與希望。2022年6月26日,陳健民與台灣作家房慧真受邀參與飛地書店「香港來的風」首場沙龍,與讀者們分享了困境中的閱讀經驗,共同尋找從閱讀中獲得力量的方法。(*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 飛地 臉書專頁。)

在黑暗時代寫作,在黑暗時代閱讀。閱讀跟寫作,都是動盪時代下自己能夠掌握的,最小單位的自由。飛地書店主辦的首場沙龍,圍繞著在台出版的《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由來自香港的教授陳健民,及來自台灣的作家房慧真對話。

陳健民說,當權者希望你在監獄中憤怒及沮喪,而自己的反抗,則是要「保持平穩、平靜的心態」,「受苦也是一種反抗」。

前香港中文大學副教授、「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因公民抗命,在香港入獄,從2019年4月到2020年3月,50本書陪伴他度過獄中日月。他在演講時說,重獲自由後,才意識到是從一座小監獄進入大監獄,原來自己坐牢那段時間,並不是香港最黑暗的時候。反而是出獄後,聽到系上的學生已被控暴動罪而無法開展原本的人生,他難過地說:「原來今天才是真正黑暗」。

陳健民出獄後,感受到許多在囚者家屬深深的焦慮與不安,他意識到自己的入獄經驗分享能夠協助他們稍稍安頓;因此,他在香港將自己的獄中日記出版,並參與了上百場簽書會,連結關心在囚者的人們,他們之間的安慰與彼此支持,令陳健民感受到陪伴這「受苦的共同體」,也是自己可以做的「微小而有意義的事情」。

梭羅的《公民抗命》、《湖濱散記》以及一行禪師的《與生命相約》是陳健民在獄中的重要讀物。他也談到對囚犯的刻板印象被不斷打破——有銀行劫犯跟陳健民討論《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種經典中共黨史研究讀本,還有強姦犯送給他好友周保松的《我們的黃金時代》!監獄中每個月可以從外送進來的書只有六本,一不小心讀完了便很難捱,獄友還總動員「幫教授找書」。

梭羅:《湖濱書簡》(野人出版社,2020)
一行禪師:《與生命相約》(橡樹林,2002)
周保松:《我們的黃金時代》(牛津大學,2019)

陳健民也在沙龍現場,將自己的獄中手稿分享給讀者傳閱。他解釋著筆記字體的緣由,說捷克作家哈維爾入獄時,字體是先小後大,岔出筆記本的分隔線,稱這是一個反抗;他則相反,字體由激烈混亂,轉為逐漸平靜工整,顯示出自己心態的變化。陳健民說,當權者希望你在監獄中憤怒及沮喪,而自己的反抗,則是要「保持平穩、平靜的心態」,「受苦也是一種反抗」。

出獄後,他開了YT頻道說書,發現較多人看的主題是「亂世之中的去留」。他列舉的書是《百年追求:自治之夢》和《陳寅恪的最後20年》,前者是林獻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後者則是陳寅恪選擇與文化共浮沉。另一個受人關注的主題是「上帝為何沈默」,苦痛之中可有正義?陳健民引述蘇曉康的《離魂歷劫自序》及《寂寞的德拉瓦灣》,他說自己並不相信好人會一生平安,因為好人受苦、受磨難的事情太多了。但他引述蘇與父親子女通信的家書,說自己相信,「淚水使人純潔」、「問心無愧即是一種幸福」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聯經,1997)

現在,香港不能出的書就到台灣,烏克蘭戰爭後,台灣也更關心國際事務,「而且我們還有一塊飛地」。

房慧真的「閱讀黑暗時代」分享也回應了亂世中的去與留這個主題。她首先談及香港年輕作家的近作《煙街》及《日常運動》,關注在後運動時期,文學如何捕捉人們及自我的轉變。她也介紹了富翁邱永漢少人知道的早期作品《香港》,此書曾獲得日本直木賞,紀錄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知識份子流亡到香港,在冷酷資本社會中人生劇變的故事。與作者一同從事獨立運動的雲林士紳廖文毅,曾在東京創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而邱永漢的人生歷經流亡走上劇變。

房慧真亦帶大家讀解曼德爾施塔姆與蕭斯塔科維奇。在《曼德爾施塔姆夫人回憶錄》中,她引述「留下來的人」困境:「當一個你結下友誼的人突然神祕地消失,這是令人傷心的,但不幸的是,那些正直的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消失」。她也引用朱利安・巴恩斯《時間的噪音》所提到在光明與黑暗之間的灰色地帶:「當一個懦夫,是一生的事業,你永遠不能停止」。

梁莉姿:《日常運動》(木馬文化,2022)
沐羽:《煙街》(木馬文化,2022)

兩段分享結束後,講者們先回應了彼此的內容。陳健民想起他年輕時讀《古拉格群島》提及監獄牆上的蟲掉在身體上,書本外,同時也聽到校園牆外的歡笑聲,閱讀及現實之間備感衝突。房慧真則說香港讓她發現,歷史不是線性,而是螺旋。六零年代台灣的警察還會在街上抓長髮男子,香港可能在聽披頭四;台灣雖然是島嶼,戒嚴的影響使人們習慣向內看。陳健民則觀察台灣的氛圍也在轉變;過去,中共不能出的書就到香港出,現在,香港不能出的書就到台灣,烏克蘭戰爭後,台灣也更關心國際事務,「而且我們還有一塊飛地」。

亞歷山大·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中國群眾,1982)

在問答環節,現場即線上聊天室的提問踴躍。有人說反送中運動是香港人特質裡「偶然的非現實」,精神世界該如何準備,以避免道德觀崩潰?也有人問,歷史螺旋裡有哪些契機能讓我們多點往外看?現場有朋友就社會學者的書寫重點、精神信仰與宗教問題提出討論。

將近三小時沙龍的最後,陳健民提到自己在獄中,感覺到理論與策略的課題已談太多,他以手指著左胸口,說想要做更多的對話「是在這裡」,如何讓人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有意義;他也笑說,在獄中,早一點起來的囚友會以為他是基督徒,晚一點起床的人會以為他是佛教徒,因為他既沈思、打坐,也讀心經,精神信念於自己,比宗教更重要。在「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土地」的離散狀態中,陳健民希望能看到土地裡長出更多有生命力的故事。房慧真則提到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作不可抄寫印刷,所以太太將其背起來,因為「如果有什麼可以取代愛,那就是記憶。背誦即是恢復親密性」,她說不只是作家,任何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做記憶的複本。

在一個午後雷陣雨的週末,小小飛地書店現場,擠滿30人,與許多線上聽眾一起,參與兩位講者對談3小時。這是飛地書店主辦的首場沙龍,「香港來的風」,以風會土,以閱讀安住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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