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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巴甸讀書札記】微博被封80次後,中國知識份子如何繼續書寫?

文/sf(思想空間專欄作家)

早前社交媒體提醒,原來我一年以前已購入郭于華老師的這本《正常就好》(下稱《正》),但我將之「束諸高閣」一整年才把提起閱讀的興趣,或許某程度上也反映了,即便只是追求「正常」,也需要點勇氣與意志。

郭于華老師為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多年來關心中國的社會轉型、農民工狀況與權益、城鄉關係、農村演變、城市居民維權行動等,廣受關注的作品包括《傾聽底層》(2011)、《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2013)等。近年郭老師的著作不多,難得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幫郭老師出了這本文集,讓大眾讀者有機會一窺郭老師近年的想法。

郭于華《正常就好》
郭于華。相片來源: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

一本關注底層、抵抗遺忘的書

與過去的學術作品有點不同的是,《正》是一本郭老師的文集,編輯把郭老師的34篇文章編入「社會生態與『平庸的惡』」、「公共視野學術視角」、「邁向文明方為正途路」三個篇章。這些文章最早寫於2007年,最晚寫於2018年,橫跨了胡溫到習李的執政年代,讀者從《正》中既可讀到郭老師十多年來的觀察與思考,也可側面看到中國社會過去十多年的變與不變。

如果不是閱讀《正》這書,有些曾經發生過的大事我已沒有多少記憶。比如在〈黑窯之惡 文明之痛〉郭老師批評當年山西窯廠欺壓童工、智障工人等問題,背後反映了盲目發展大潮下社會倫理的淪喪、地方上官商勾結等問題,現在回想起來好像已是上個世紀的事情一樣。《正》中也收入了談到食品安全危機、問題奶粉、日益多發的群體事件、維穩政策背後反映的社會矛盾、山寨文化、作為「弱者的武器」的網絡次文化等,喚起了我對中國社會過去十多年變化的記憶。

郭老師敏銳且尖銳的指出道,過去的階級、勞工分析理論並不能完全解釋農民工的狀況,而這正是中國的社會學家及學界要面對的挑戰。

作為社會學者,郭老師非常關注農民工的情況,書中也收入多篇與工人、農民、城鄉關係相關的文章,包括篇幅不短的〈世紀工廠的「中國特色」——新時期工人狀況的社會學鳥瞰〉。

郭老師一方面注意到城鄉二元的戶口制度,把中國的農民工與「移民工」區別開來,因為擺脫不了的、制度性的農村戶口身份,讓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無法成為城市居民的一員,就算他們在大城市已打拼多年、甚至下一代也已長成,他們仍然享受不了城市的福利,而中國過去數十年獲取的經濟成就、某程度上便是建基於數以億計農民工的犧牲之上。而城鄉的二元結構,大量民工流徙至城市打工但又無法融入,又弔詭地與三農問題、鄉村凋零的問題緊緊的扣在一起,是中國社會的一體兩面。

郭老師敏銳且尖銳的指出道,過去的階級、勞工分析理論並不能完全解釋農民工的狀況,而這正是中國的社會學家及學界要面對的挑戰。從農民工處境出發,郭老師叩問中國權力與資本的結盟,指出諸如富士康這種準軍事性的管理方式沒有權力的配合與支持,根本難以想像;郭老師也指出了工人自我組織、維權本應為合理權益卻大幅度缺位,並批評了國內工會不善、缺乏獨立工會的弊病。

除了工人的狀況以外,郭老師也關心更大範圍的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包括政治權力過大、政治與市場結盟、社會過於弱少,社會普遍缺乏互信、社會資本,中國現代化尚未完成等問題。郭老師多番引用她清華大學同儕(如孫立平、沈原等)的研究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如果不是業已結束,也是陷入他們所稱的「轉型陷阱」的困境當中。

如果說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是以提高生產力、發展經濟為首要目標,那這種以「效率」為大前提的改革方向已無法為中國社會指引下一個階段的走向。經濟改革所帶來的成果同時造就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而既得利益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有意把原本屬於過渡性質的社會形態「定格化」,並阻礙社會改革的深化。在郭老師的筆下,社會改革的深化指向憲政、政治改革的領域,她對中國脈絡中教條式的馬克思意識型態的批判,對私有財產保障的確認,對學術自由、民主政制等的倡議等,都反映了她作為自由左派的定位。

在面對中國權力、市場、社會不平衡,社會力量太脆弱的情況時,郭老師多番強調重建社會肌理、互信、自組織的重要性。

當自由派愈發式微,寫作如何繼續實踐?

如果把時間往回調十五年,郭老師的論點其實並不孤單,自由派的聲音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尚有其席位。但近十年來因著政治風向的變化,自由派的聲音已相當式微,反而國家主義式的意識型態、傳統國學等力量則慢慢佔據了輿論的主流位置。在《正》中引述的不少學者(如孫立平)雖然近年偶爾仍會看到他們的論點,但談的內容相對碎片化、辭鋒也圓潤了不少。郭于華老師自己同樣也面臨了不少的擠壓,比如她的微博帳號便封超過80次,她更於2020年時告別微博。

非為身處中國學術體制之內的人,不容易判斷學者們(如郭于華老師)在制度內如何生存。但我們不難看到一些學者——例如身為清華大學前法學教授的許章潤,便已不容於體制內;唯沈原、孫立平、郭于華等社會學教授,則繼續在學校內擔任職務。

有趣的是,我翻查了一下內地「愛思想網」中郭老師的專頁,發現《正》書中收入的34篇文章當中、有29篇都能在上面找到,包括如〈公民權利政治學〉這樣的文章。而沒有在「愛思想網」上的文章,則是與文革、憲政、以及談及較近期的社會事件(如2017年驅趕低端人口事件) 有關。

2017年11月,北京開始大規模清掃「低端人口」的整治行動。
派屈克‧聖保羅:《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聯經,2018)

除了《正》的內容值得讀者注意以外,這書在2020年透過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出版本身,也是值得我們留意的細節。這本書被城大出版社列入「法政筆匯」系列叢書,這套叢書的作者尚包括中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許紀霖、曾因政治壓力被派往西北邊遠地區高校教學的法律學者賀衛方,已被離開清華大學法學院的許章潤等。

如果回顧過去數年城大出版社的出版,便不難發覺它是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以外,另一個銳意出版與中國研究相關書籍的出版社。相比起中大以翻譯國外著作為主的做法,城大則與不少重量級的國內學者及作者合作,為他們在香港出版其著作(而相關作品在內地出版困難頗大)。比如上文提過的許紀霖、許章潤便有多本著作透過城大出版,另外諸如錢理群、高全喜、資中筠、俞可平等學者的作品也透過城大出版。當然如我們細看城大出版社的出版名錄,不難發現有上面也有不少與官方口徑與主旋律吻合的出版,但無論如何在近年政治氣壓日低的大環境下,城大出版社的努力還是讓國內作者多了個發表其著作的途徑,也讓華文讀者有更多接觸到內地學界思潮的機會。

回看郭于華老師過去的文章時,確實讓人不無荒涼之感,畢竟她在文章中提出的許多觀察到今天仍然相當準確,但現在的討論空間較諸當年又好像壓縮了不少。在面對中國權力、市場、社會不平衡,社會力量太脆弱的情況時,郭老師多番強調重建社會肌理、互信、自組織的重要性。她也提到過去社會學可能太過著重於制度、結構性特質等的研究,但在面對身陷「轉型陷阱」的中國社會時,社會學者也許可更關注「過程」,因為社會的常態是處於實踐當中,故它也是流動的、動態的。正是在這一認識下,我們便可更容易的想像到在日常生活與公共生活中如何創造新的可能性。在荒誕中覓尋雖然困難處處,惟覓尋作為實踐本身,正是幫我們構築著將要形成的社會現實。郭于華老師在《正》中(以及其他)的書寫,正是最好的範例。

(本文原題為〈在荒誕中的覓尋:讀郭于華的《正常就好》〉,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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