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蔣渭水的〈臨床講義〉診斷書，如何影響台灣公民社會發展？

編按：2021年11月30日，正值蔣渭水〈臨床講義〉在臺灣文化協會《會報》刊發百年之際，蔣渭水文化基金會、台灣超現代公民行動聯盟主辦活動，邀請了岩井淳、陳芳明、廖咸浩以及林金源四位講者，一同討論這份百年前的「台灣病灶診斷書」。本文主要摘述岩井淳、陳芳明、廖咸浩對〈臨床講義〉的歷史、公民社會影響脈絡及啟蒙現代性反思等面向的探討。

| 講者簡介 |

岩井淳，日本學者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廖咸浩，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
林金源，前百略醫學董事長、台灣超現代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奇林樂活創辦人

有機體國家觀

日本靜岡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教授岩井淳的演講，以他2018年發表的文章為基礎，主張蔣渭水思想的核心，在於將整個台灣比喻為人體的有機體，並提出這個「有機體之台灣觀」其實是同時代台灣人共有的思考方式。

岩井淳指出，所謂「有機體之國家觀」就是透過人體來類比國家與社會，認為國家的運作就好比人體器官的各種角色，透過不同組織的密切合作，形成一個整體來支撐「永續生存的國家」，而這種觀念在近代初期主權國家建立的期間被廣為流傳，例如十六到十七世紀的英格蘭、蘇格蘭、法國、東歐，並在十九世紀民族國家建立時期中，被德國與日本繼承下來，為強調個人應為整體服務的思想提供了基礎。而據岩井淳的研究，「有機體之台灣觀」同樣貫穿了蔣渭水的思想。

1921年10月17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次月蔣渭水在第一期《文化協會會報》上發表了〈臨床講義〉，以主治醫生的角度，為名叫「台灣」的病人開出一份診斷書，斷定台灣患有「知識之營養不良」的慢性病，導致成為「世界文化中的低能兒」，並開出正規學校教育、補習教育、幼稚園、圖書館、讀報社等五大「處方」。1925年8月26日，在《台灣民報》上一篇談論成立文化協會動機的文章中，蔣渭水也寫道：「台灣人生病了。這個病無法治癒，也沒有治癒的人才，目前必須從治好這個病的病根著手。台灣人所患的是所謂知識的營養之缺乏症。文化運動是這種疾病唯一的根本療法。文化協會是專門研究並進行治療它的一個機構。」

岩井淳認為，把台灣比喻為人體，對於身為醫師的蔣渭水來說，應是極其自然的想法。岩井淳根據日本警務局編撰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嘗試還原日本殖民時期台灣文化協會的活動，也確實與〈臨床講義〉中的「處方」記載一致，蔣渭水與文協一方面促進文化活動，尋求讓台灣克服「智識的營養不良症」，另一方面也在推動台灣人的自治。

殖民地人民之所以溫和，可能是因為他們「只能溫和」，在殖民統治之下，「他只能夠做到那個地步了。」

如何評價日本殖民

至於蔣渭水究竟如何評價日本的殖民統治，岩井淳根據〈臨床講義〉，指蔣渭水認為清朝的統治才是台灣困境的元兇，而在日本的統治下，有些部分得到了一定的治療而在康復中，但療法並不徹底。於是在岩井淳這樣的文本詮釋下，日本的殖民統治對蔣渭水來說，不僅不是病灶的一部分，反而還給予了台灣一定的治療，只是未能徹底。

更進一步，岩井淳還將蔣渭水與以提出「愛爾蘭理論」的殖民理論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聯繫起來，將蔣渭水台灣觀的前提，追溯到近代歐洲。威廉．配第是十七世紀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在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階段中，寫有大量著作為英國在海外統治殖民地建立理論根據。岩井淳指出，威廉．配第的「愛爾蘭理論」，就是倡導一種民族從未成熟階段向成年體逐漸演化發展的階段性成長理論，而發展出文明民族透過保護和培育較年輕民族以促成同化的殖民理論。

而蔣渭水的台灣觀，同樣認為台灣作為有機體的身體，可以藉由社會進化而成長。區別只在於，威廉．配第的殖民理論是由統治者、殖民者方面提出，而蔣渭水希望透過文化運動讓台灣成為文明國家，不是被日本同化，而是從日本自立的存在，則是由被殖民者方面所提出。

對此，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咸浩直言，岩井淳「太從日本人的角度看問題」。廖咸浩表示，蔣渭水當時雖然不能明白講說要抗衡殖民主義，但是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針對著殖民主義，企圖透過治療台灣來治療全世界，也就是對法西斯主義和殖民主義進行診斷跟治療。岩井淳只看到蔣渭水比較溫和的那一面，沒能注意到，殖民地人民之所以溫和，可能是因為他們「只能溫和」，在殖民統治之下，「他只能夠做到那個地步了。」

而針對岩井淳側重蔣渭水思想中的「有機體之國家觀」，廖咸浩也指出，岩井淳似乎認為這樣的「有機體之國家觀」，是至今都必須服膺的一種對國家的理解，但是把國家或社會比作有機體，同時就蘊含了階級與高下的區分，例如一個人少了幾根腳趾也還能活，卻不能沒有心臟，所以在人體當中，心臟是重要的、腳趾則比較不重要。以有機體的觀點來思考國家，就會對那些被視為是「腳趾」的、比較不重要的人群形成政策上的差別對待與排除作用，可能最終對社會造成不利影響。

閱讀同一份報紙，體會到原來都受到同樣的壓迫，同樣受到台灣總督府的思想和權力支配，從而建立某種「想像的共同體」，並使台灣逐漸形成命運共同體的觀念。

從想像的共同體到命運共同體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陳芳明指出，日本人統治台灣，雖帶來了科學觀念以及現代化，卻沒有讓台灣人具備獨立的人格，只是讓台灣人可以更有效率的被使用。

陳芳明表示，1923年蔣渭水辦《台灣民報》，每次報紙排版完樣張出來必須先給總督檢查，內容常被要求抽掉，例如不能出現日本警察打農民的新聞。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台灣民報》，會發現有很多空白處，那些空白就代表了被抽掉的內容，雖然我們不知道它本來寫了什麼，可是藉由這些空白，彰顯出當年蔣渭水感於得罪總督府，也讓後人知道他們是在怎樣的環境發行報紙。

陳芳明指出，蔣渭水還辦了讀報社，因為台灣人的受教育程度不均，很多人不識字，就由識字的人，讀報給不識字的人聽，在那個資訊不那麼流通的年代，通過一起讀報，大家可以知道別的地方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從而相互認同，「那個被警察打的就是台灣人…；那個農民被欺負，我也有跟他一樣的經驗…」，就是因為閱讀同一份報紙，體會到原來都受到同樣的壓迫，同樣受到台灣總督府的思想和權力支配，從而建立某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並使台灣逐漸形成命運共同體的觀念。

當現代性的控制達到高峰時，失控卻也同時達到高峰，這也導致現代社會總是風險社會：越企圖控制，越是產生風險。

啟蒙現代性的再推進或反思

陳芳明說，當時蔣渭水等人覺得日本總督府的權力太大缺乏制衡，因此還發起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他們坐船到日本東京，在日本街頭宣傳，希望殖民地也可以設立一個議會，當然這個夢從未實現，可是這個夢卻也是台灣人永恆的夢。到了戰後，台灣人追求民主，種種觀念就是從蔣渭水時代遺傳下來的偉大傳統，人們都記住了，台灣人曾經有這樣的展望。

陳芳明強調，今天台灣開始出現公民社會，不僅強調男女平等、漢人與原住民平等、異性戀和同性戀也是平等的，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時代。「當我每次和同事拿著彩虹旗走在街頭，就會思考到當年文化協會在舉行活動時，怎樣被禁止、被查禁。若沒有他們犧牲，二十一世紀的台灣也沒辦法實現如今的開放公平與正義。」陳芳明說，這個精神，從源頭至今一百年，越來越發揚光大。

相較於陳芳明將百年前的啟蒙觀念、與今日台灣的公民社會無縫接軌在一起，似乎是樂觀地認為：台灣社會百年來，就是逐漸由蒙昧邁向現代的線性發展過程。廖咸浩則提醒，社會的病因恐怕本身就深深內嵌在現代性（modernity）之中，而蔣渭水為時代治病所切中的殖民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問題，本身也就是現代性之病。

廖咸浩指出，台灣在日本殖民期間，所面對的就是殖民主義的擴張，殖民主向殖民地無止盡的榨取資源；這與當今世界所面臨的諸如環境崩壞、資源枯竭、氣候暖化、貧富懸殊等問題，同樣都是資本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等現代性的問題。隨著工業革命蒸汽機發明以來，人類將萬物皆視為利用的資源，全球進入人類世（Anthropocene）的階段，人類以為可以透過自身的科技進展，不斷擴張對外在世界的控制（慾），以為能夠透過科技的進展，無限推遲面臨的危機，但當現代性的控制達到高峰時，失控卻也同時達到高峰，這也導致現代社會總是風險社會：越企圖控制，越是產生風險。

在這樣的當代情境下，廖咸浩指出，此刻人們需要的藥方是後人文主義，從本體上將人與萬物視作平等，抱持尊重與感激之心，並接合更多傳統智慧，如儒家講求的天人合一，或者道家所稱之齊物、大化，不再將自然資源化、商品化，而是透過對天（自然）的尊重，最終達到天（自然）與人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