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星樺：平權不應只是一場女性的抗爭——導讀《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

整理 / 思想空間編輯部

編按：2022年9月24日，Podcast 讀書節目「衣櫥裡的讀者」主持人黃星樺，在台北女書店導讀了奈及利亞作家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著作《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講座中，黃星樺分享了書中例證、個人經驗，延伸至其他性別文本，與讀者們一同思考女性主義在當代社會所面對的困境與解法。（* 本場講座紀要已獲講者授權撰寫、刊發，標題及小標題為編者擬；文章部分內容談及性暴力及種族暴力，請酌情閱讀。）

| 講者簡介 |

黃星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Podcast 讀書節目「衣櫥裡的讀者」主持人。

我的人生跟工作（目前）是在花蓮；26歲以前，我是台北市六張犁人，我讀台大，所以大學、研究所時期也經常來女書店。對我來說，女書店是一個很重要的啟蒙場域。所以今天這場演講，從五月份收到邀請，我就很開心地就答應了。可是比起當講者，讓我更開心、也更自在的身分，是女書店的讀者。所以我很期待講座順利結束，很快地大家可以批判我，我就可以重新回到一個女性主義學習者及讀者的角色，也把這個空間還給大家。

我們今天要讀的書叫作《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這本書脫胎自作者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一場30分鐘的演講。阿迪契是來自奈及利亞的黑人女性小說家，同時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演講者。在這場短暫的演講中，阿迪契用她生活中作為一個女性、而且作為一個非洲黑人女性的生活經驗切入構想。她告訴我們：為什麼直到今天，女性主義仍然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講這本書之前，我想狂妄地要求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願意的話，稍微回憶一下──相信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有一種叫作「委屈感」的經驗。我所理解的委屈，就是你明明覺得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情，但不知道為什麼，莫名其妙就接受懲罰。你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是被譴責的人，不知道為什麼好像千夫所指，好像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傷害、一切的錯誤都是你造成的。回想一下這樣一種委屈的感覺，因為這場講座一路到最後，都會跟委屈感有一點關係。

不知道為什麼明明沒有做錯事，但是所有人都覺得做錯事的人是自己，自己卻有口難言。我想，在每個人的生命經驗裡面，或多或少可能有類似的經驗。

從「阿魯巴」談起

我想分享一個我自己比較委屈的經驗，這個經驗來自於我的童年。我家有四個人：一個大我七歲哥哥，我爸、我媽，還有我。我們四口之家，那時候住在台北市的六張犁。我哥長得跟我很像，只是比胖一點，他是一個很典型的異男──請大家調動一下你對「異男」的刻板印象，想像一下異男想事情、做事情的方式，以及聊天講話的方式──八九不離十，就是我哥的樣子。這樣典型的台式異男，他們經常使用「身體觸碰」的儀式來跟大家打招呼或拉近關係，比如說一個很典型的遊戲叫作「阿魯巴」。

我應該不用解釋阿魯巴是什麼，大家沒玩過也應該知道。之前聽畢恆達老師分享，他的學生有做過關於阿魯巴的研究，期間碰到一個困難：通常研究要做文獻回顧，然而他們發現在外文文獻中並沒有直接與阿魯巴相關的資料，最接近的一種叫作「霸凌」，另一種是高中社團（類似兄弟會）的入會儀式──它有一點折磨你、讓你覺得身體上疼痛，通過儀式之後，你才能成為這個社團的一員。

可是阿魯巴跟霸凌、兄弟會的儀式都有點不一樣，是更具諧謔性的一種遊戲。大部分時候它不是霸凌，因為被「阿」的人可能是群體裡人緣最好的那個。所以這比較像是一種男人之間，尤其台灣的青少男、異男之間，透過身體接觸來維持友誼的遊戲。另一種沒那麼遊戲化的方式，就是很熟的男性朋友間透過觸摸身體部位來打招呼。譬如當兵的時候，大家會互摸奶頭來作為打招呼的方式，更熟的話可能是互摸下體。當然這不是一種情慾性的撫摸，只是透過身體的接觸──尤其是稍微私密一點的部位的接觸──來確認彼此的友誼。

我哥也是這個文化裡的產物，他覺得我也是，所以從小他對我打招呼的方式就是觸碰身體比較隱私的部位。可是我覺得我不太在這個脈絡裡，因此感到不適應、不舒服。所以每次他要碰我的時候，我就會用（當時）很稚嫩的聲音嚴正抗議；然而我愈反抗，他就覺得愈好玩。作為兒童，我最直接想到的是找我的照顧者，於是就問媽媽可不可以制止一下。我媽大概會給我兩種回覆，一種回覆叫作：「哥哥也是男生，你也是男生，男生互摸沒有關係」；第二種回應是：「哥哥就是因為看你反應這麼大，覺得很好玩才會摸你。你下次假裝沒事，他覺得無聊就不會這麼做了。」我知道我媽說的部分是事實，如果我真的這麼做，也許哥哥就會停止那樣的行為，可是我覺得自己沒辦法做到。

當我發現跟媽媽回報卻沒有得到解決辦法時，就決定要把議題升級──我想找一個正式的場合，向所有家人提出問題，希望請我哥不要再這麼做了。大概是國中時，有一次我們家四口聚餐，去了比較高檔的中式餐廳。當吃到剩甜點的時候，我放下餐具，正襟危坐，跟大家說：「爸、媽，我想要講一件很嚴肅的事情」。然後我媽的表情就變了，我猜想那個時候在她的心裡，可能想到也許我會說我的女朋友懷孕了，可是我講出來之後，她就鬆了一口氣；而她鬆了一口氣之後，我就知道事情不會被解決了，同樣的回覆就再輪播一次。講到這都還不是最委屈的部分，委屈的地方是什麼呢？當下我其實很難過、很生氣，很想翻了桌子就走。可即使是才讀國中的我，已經知道如果在那個場合掀翻桌子，事情更加不會被解決，而且很麻煩的是，做錯事情的人就會變作我。

這是我的一個委屈經驗，這個經驗的精髓，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明明沒有做錯事，但是所有人都覺得做錯事的人是自己，自己卻有口難言。我想，在每個人的生命經驗裡面，或多或少可能有類似的經驗。如果願意的話，請你稍微把這個經驗放在心中，記住那種感覺。

關注性別議題的女性要遠多於男性，可一旦有個稍微願意瞭解性別議題的男人出現，他就變成一個擁有聲量的人，大家會特別關注他。

身為女性的委屈

今天講的這本書叫作《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作者阿迪契曾提到她小學時的故事，是一個關於當班長的故事。這也是跟委屈感有一點關係的故事。

阿迪契在家鄉奈及利亞唸小學，有一天，老師跟大家說「今天要選班長」。怎麼選呢？進行一場考試，最高分的人當班長。當班長可以拿著老師的藤條去巡視全班、管理秩序，阿迪契非常想要當這個角色，所以她非常認真地得了第一名，可是老師卻跟她說：「我忘了講，男生才可以當班長。」在老師的心目當中，男生才可以當班長這件事是不需要明講的。最後，班長職位給了班上一個非常文靜、溫和的男生。

另一個令我覺得很有趣、有共鳴的故事，是關於泊車青年的故事。奈及利亞的大城市拉哥斯有一班人，他們會守在餐廳或者機構外面，看到有人要進去，就幫忙停車、收取小費賺錢。阿迪契每次請人幫她停車的時候，只要身邊有男性友人，泊車青年就會向男性友人道謝，即使車子是她的、付錢給泊車青年的人也是她。在多數人的概念裡，一男一女去餐廳或任何地方，即使女生付了錢，錢的來源應該也是男生的，所以他們要向男生道謝。我身為一個男人，有時候也會觀察到這樣的現象。

另一個讓我特別有共鳴的地方，是阿迪契討論到一個在女性主義、性別研究中經常討論的項目，即「性別分工」議題。例如在主流社會的眼光裡，煮飯通常被認為是女人的工作；然而在烹飪領域中，往往取得最高權威、或是最高薪水的都是男性。也就是說，即使是在煮飯這樣普遍被視為女性範疇的工作中，到了較有權威性的位置時，主要角色仍然是男性。今天我們好像就複製了這樣一種情況──討論一本由女性所寫的有關女性困境的書，現場大部分是女性聽眾，但卻是作為男人的我，在這邊拿麥克風跟大家講解。我很認真在思考這個問題，因為在台灣，至少在我自己的經驗裡，關注性別議題的女性要遠多於男性，可一旦有個稍微願意瞭解性別議題的男人出現，他就變成一個擁有聲量的人，大家會特別關注他。

說回這本書，阿迪契要回答的問題就是：「我們今天為什麼仍然要談女性主義？為什麼女性主義仍然是重要的？」這本書大致分成兩方面去回答。一方面就是我剛所講的，女性在生活細節中會感受到的被歧視、不被重視的經驗，或是作為附屬品的經驗。另一方面，阿迪契也花了一些篇幅來談男人的經驗──男人在這個社會到底經驗到了什麼？為什麼男人也應該成為女性主義者？

它就是一種我們從小被教養起來的文化，而這個文化的慣性強大到，即使一群男人進入一個純男性的社會時，仍然要用某些機制（其中最極端的可能是強暴）去區分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

有害的男子氣概

書中談到一個重點，就是「男子氣概」。阿迪契說，我們養育男孩的方式其實對男人造成了傷害，因為我們對男子氣概的界定是非常狹隘的。所有男孩都被關在一個叫作「男子氣概」的牢籠裡，他們不懂得如何面對自己的憂慮、怯懦，如何去展現自己的悲傷、哀傷或者是脆弱。這些情感一旦展現，他們會被懲罰，並且失去作為男人的資格、作為人的資格。即使是今天在台灣，應該都有類似的經驗吧。

阿迪契在演講中舉到一個例子，叫作「付錢」。在奈及利亞，通常男、女生出去的時候，永遠是男生付錢，因為這件事牽涉到男子氣概。即使一個超有錢的女生跟一個不怎麼有錢的男性朋友出去吃飯時，也必須讓男性付錢；如果不讓男性付錢，他可能還會生氣，因為這等於傷害了他自尊。這也成為了奈及利亞的一個社會問題──在奈及利亞，男性偷竊者遠多於女性，可能就是出於這種「必須要付錢」的男子氣概施於他們的壓力。

男子氣概不止壓抑男性，同時也傷害女性，因為女性變得要很懂得照顧男性脆弱的自尊。社會鼓勵女人要優秀，但又不能太優秀，平衡點就在於你必須要比身邊的男性伴侶稍微不優秀一點，不然就會傷害他的自尊。

剛好我是作為男性的女性主義者，想特別從一個男性的角度來嘗試回應，或者補充我覺得阿迪契在這本書裡點到為止、還沒有深入展開的議題。我想要講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應阿迪契說的「男子氣概」議題。阿迪契說的沒有錯，但我們可以換一個更讓人不安的議題來切入討論，這當然也是女性主義裡很重要的議題，叫作「強暴」。為什麼會有強暴事件？強暴最根本的動機來源到底是什麼？在主流社會講法中，強暴的動機來源叫作性慾──因為男性對女體有慾望，得不到時就使用強迫手段。可是我相信在座很多人，也聽過另一種在女性主義中很流行的說法：強暴動機不一定來自性慾，更多的時候，最根本的動機是來自權力和支配。

強暴背後的支配結構

1970年代討論強暴議題的書中，有一本很具代表性，叫作《Against Our Will》，作者是Susan Brownmiller。這本書探討了不同情境下的強暴，比如在戰亂中發生的強暴很多是系統性的，它不見得是要滿足強暴者的性慾，而是為了實踐某一種民族侵略的政治目標；對於被強暴的那一方民族來說，受到的往往也不是跟性相關的傷害，而是一種男性的傷害，是覺得民族道德感情被侵犯。

還有一種特殊情境中的強暴，是在監獄裡的強暴。監獄通常是男女分開，而在男子監獄裡也會發生強暴。當這些強暴事件被披露時，公眾往往會直接聯想到同性戀；然而Susan在《Against Our Will》中提出，她發現在男子監獄裡強暴他人的施暴者，入獄前並沒有同性性行為，出獄之後也不會再有，只有在男子監獄才會發生強暴性行為。如果不是同性戀，為什麼男子監獄裡會有強暴發生？

根據Susan的研究，通常當比較嬌小、溫和、沒有男子氣概的男性到監獄時，很容易會碰到強暴的問題。從主流眼光看來，我們或許會說這兩個人都是同性戀；但在監獄裡，強暴人並不會被稱作同性戀。我們知道，在主流社會或男性文化裡，「同性戀」常常是「娘娘腔」的代名詞；可是在監獄裡，強暴者往往可以透過強姦另一個男人，而獲得非常man的地位，被強姦的才會被說是「娘炮」。施暴者其實是透過強暴，去複製從小不斷學習的一種「男子氣概」所構造的「支配與被支配者」的結構。

在一般社會裡，支配者可能是男性，被支配者就是比較陰柔的女性；可是在男子監獄裡，因為沒有生理女性，他們仍然要複製這樣的結構。因此在這樣的處境下，支配者就變成比較勇武、陽剛、有力的男性，被支配者則是比較溫和、陰柔或矮小的男性。透過這些現象你會看到，很多時候所謂「性」或「男子氣概」不見得跟生理性別有關。它就是一種我們從小被教養起來的文化，而這個文化的慣性強大到，即使一群男人進入一個純男性的社會時，仍然要用某些機制（其中最極端的可能是強暴）去區分出支配者與被支配者。

男性跟女性在講性的時候，可能用了同樣的詞彙；但很多時候男人說性與女人說性，兩者所召喚出來的東西，可能是很不一樣的。

男女的「賺賠邏輯」與經驗差異

本書還談到一個問題：社會比較容許、甚至鼓勵男性在各種場合談性，可是女人卻不然，甚至很多時候是被禁止談性的。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阿迪契這段話，是很幽默的表達：

我們告誡女孩，叮囑她們不可以像男孩一樣談性說愛。如果我們有兒子，我們不會介意瞧一瞧兒子的女朋友，可是如果是女兒要帶男朋友，那就千萬不可以。（不過時候到的時候，我們還是希望這些女孩可以帶一個理想的對象回家。）
我們控管女孩、我們誇獎女孩是個處女，卻不稱許男孩是個處男。
我不知道這怎麼說得通，因為失去童貞這件事情，難道不是涉及男女雙方嗎？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奇怪、矛盾的邏輯呢？我覺得至少有兩個回答可以回應這個問題。

第一個回答是，社會上往往帶有一種「男賺女賠」的邏輯。在國中時，有一件事情讓我很困惑：我們是男女混校，班上的男生熱衷於玩一種遊戲，他們會想辦法去看女生裙子裡的內褲；有時真的看不到什麼東西，但是他們看得很high。當時我就產生一個問題：如果性別調換的話會怎麼樣？國中男生們，多看到女生一點肌膚、內衣或內褲就很開心，可是如果性別調換，好像就不是那回事，女生好像沒有這樣的文化。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國中時，我留意台灣女性主義史上很著名的一本書，何春蕤的《豪爽女人》。《豪爽女人》為我解答了這個問題──男生接受一種狩獵者的培訓，於是「看女生內褲、多看一點就贏了」；而女生接受的是被狩獵者的培訓，所以永遠要雙腳併攏、掩嘴笑、遮掩自己的身體部位。我們把女生訓練成一個被狩獵者的角色，所以一旦她多談一點性，就輸了、賠了，這就是「賺賠」邏輯。

針對這個問題，稍微深入一點的話，我還有另外一個可能的答案。這個可能的答案也是我目前為止思索的成果，很有可能是錯的，但我就講講看。

在英語世界裡，有一個禁忌的詞彙，N開頭的。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我把它講出來，叫作「Nigger」。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使用這個詞，或者說，不同人使用這個詞的時候，它所召喚出來的東西是非常不一樣的。Nigger這個字承載了18世紀以來的奴隸貿易歷史，黑人從非洲被運到美洲，被迫要做苦工，他們被閹拔、被強姦，然後被殺害，這是一個兩三百年來的歧視性結構，甚至至今某部分仍然在延續。所以當一個殖民者後代講Nigger時會遭受譴責，可是在某一些情境中，黑人會用Nigger來互相稱呼。為什麼同樣的Nigger，會召喚出不一樣的情感經驗、意識形態？這是語言哲學裡，很多學者在討論的議題。

在性別運動中也有一個很類似的詞彙，叫作「QUEER」，台灣翻譯為「酷兒」。如今很多人直接把酷兒當作同性戀、LGBT的代名詞，可是QUEER最早開始流行的時候，是帶有汙衊性的詞彙──像「娘炮」、「GAY炮」或「死GAY」。可是在性別運動裡有一群人，刻意翻轉這個詞的定義，重新奪取、並且賦予這個詞以顛覆性、結構性或翻轉性的定義。QUEER本身就有一種怪異、格格不入、怪誕的意思，因此他們就站出來說：「我就是這樣的人」。透過現身，他們真的把這個詞成功翻轉。我認為男性跟女性在講性的時候，可能用了同樣的詞彙；但很多時候男人說性與女人說性，兩者所召喚出來的東西，可能是很不一樣的。

作為男人，我不知道大家聽到「強暴」這個詞時，會召喚出怎樣的心理經驗與感受？我所認識的女性中，很多都對強暴這件事有著真實的恐懼感，會憂慮、擔心。可是坦白說，作為一個男人，我從來沒有擔憂過自己會被強暴。因此以「強暴」為例，在女性心中，這個詞可能會召喚出非常不一樣的意識形態或經驗。

以男性觀點講強暴的時候，講的就是身體性的侵入與傷害，可是沒有一種語言或方法，可以讓他理解女性受暴時整個人崩解的過程。

「強暴」的女性經驗

大概在2017年，我看到一個新聞──有個遊戲叫作GTA5，是一個充滿暴力、殺害、可能也牽涉到毒品販賣等各種犯罪行為的遊戲。當時有位美國女直播主玩遊戲給大家看，在直播過程中遇到一群男性角色玩家，他們用外掛程式把角色的褲子脫掉，然後做出交媾動作，同時還有一群男性角色在圍觀。她在虛擬世界裡被強姦了。今年，日本也有一個女玩家在VR遊戲裡被強暴，媒體報導還發明了一個詞彙來描述這種強暴，叫作「VR強姦」，或叫「虛擬強姦」。我發現很多人有疑問：如果GTA5本身就是犯罪類型遊戲，當殺人在遊戲裡都被允許，為什麼角色被強姦時，女主播還是會覺得受到冒犯？這個事件顯示出，當男、女性在討論「強暴」這個詞的時候，所召喚出來的東西可能是非常不一樣的。

基進女性主義法學家麥金儂（Catharine Alice MacKinnon）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很多時候女性被強暴了，但是不是強暴犯做的。」意思是，很多時候女人覺得被強暴了，但以男性為主體的主流社會不認為這叫強暴，例如「婚內強暴」，又比如說有的男人會覺得「女人說『不』就是『要』」，還有某一些更幽微、曖昧的情境，例如師生關係、職場關係，甚至有時候為了要獲得、或是保有一份工作而去陪睡⋯⋯這些叫不叫強暴？在準備講座的時候，我剛好在網路上看到一則很驚悚也很寫實的標語：Why does every woman know another woman that was raped, but no man knows a rapist? 我認識曾經被強暴的女性，而且她願意告訴我她有這樣的經驗；可是我不認識任何一個強暴者，或至少沒有任何一個人曾告訴我，他有過這樣的經驗。

有一篇文章也讓我印象深刻，是台大法律系教授陳昭如所寫的〈基進女性主義的強暴論〉。文章指出了刑法中對強暴的定義，是非常男性中心的定義。舉例來說，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當中，區分「強暴未遂」跟「強暴既遂」的差別在於陰莖有沒有插入陰道。但從一個女性受害者的角度來看，陰莖有或沒有插入有本質上的差別嗎？可是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刑法定義後者不叫作強暴。對此，陳昭如有一個很powerful的表述：「這叫作用男性的爽來定義女性的痛。」這個事情完全可以回到剛講的VR強暴、虛擬強姦，在這些案例中，女性在虛擬世界的受暴經驗不被承認、甚至被質疑，是因為我們今天對於強暴的理解不但是男性中心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體制化的。

我為此寫過一篇回應文章，其中談到：當一個女性有受暴經驗的時侯，身體有可能會受傷；身體的傷在一段時間後可能會痊癒，而心理、或全身心、或她跟世界的關係可能就破滅了，她對於什麼叫作安全的環境、人我之間界線、或是信任感可能就整個崩解。在我的經驗裡，以男性觀點講強暴的時候，講的就是身體性的侵入與傷害，可是沒有一種語言或方法，可以讓他理解女性受暴時整個人崩解的過程。

男性跟女性在講性的時候，可能用了同樣的詞彙；但很多時候男人說性與女人說性，兩者所召喚出來的東西，可能是很不一樣的。

諧謔談性與身體焦慮

我有一個比較粗淺的觀察：很多時候男性要討論「性」的時候，不管是討論強暴還是性慾，往往只有兩種主要方式。其中最常見的，就是我稱之為「A片式的情慾投射」。比如談到性的時候一定會談到女體，很多時候在異男文化裡面，我們講到性跟女體是分不開的。而另外一種談論性的方式，叫作「諧謔式的談論」。

黃克武老師的《言不褻不笑》一書中，有一章專門研究清代笑話集《笑林廣記》如何寫性笑話。如果把《笑林廣記》每一篇看下去，會發現其實很多笑話都不好笑，因為我們已經離開了那個時代；而明清時代流行的性笑話，很多到今天都還會覺得好笑，笑點跟今天流傳的黃色笑話基本上是非常雷同的。

笑話很多時候能夠呈現出社會的一種集體焦慮，或集體對於道德缺陷、缺憾的一種不滿。關於男性陰莖太小的笑話，也是在明清兩代流傳的笑話裡十分常見的主題，所以可以很安全地推論出來一件事：明清兩代男人可能也跟今天很多男人一樣，有陰莖大小的焦慮。有趣的是，雖然在不同笑話集裡都會蒐集到關於陰莖太小的笑話，可是在笑話領域之外，基本上看不到對陰莖大小焦慮的表達。為什麼這種話題就只會出現笑話本當中呢？這其實也反映出一種很強烈、嚴實的、對於男子氣概的要求──一旦不是用諧謔的方式，而是很嚴肅地承認有陰莖太小困擾的時候，就非常容易被嘲笑。

我之前有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女性YouTuber叫作Clara Dao，是一個胸部非常扁平的女生。我們知道，對於胸部大小的焦慮，也是存在在很多女性身上的一種焦慮感。可很有趣的是，在YouTube上就有這樣一位女性專門開了一個頻道，與其他受到胸部太小問題所困擾的女性對話。她拍影片教小胸部女生怎樣打扮、穿搭，也花很多篇幅想辦法面對自己的身材焦慮，去愛自己、愛自己的身體。可是至少在我的經驗中，就比較沒有看過男性YouTuber討論陰莖焦慮。我覺得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當有人這麼做的時候，很容易會收到嘲笑的反應；根據我的猜測，去嘲笑他的人恐怕大部分會是男性。因此，男性表達焦慮的方式，很多時候是相當受限的，這也會讓他更加壓抑。最極端可怕的結果，是它可能會轉化成某一種對於弱勢者、或對女性的暴力。這件事情是非常寫實的，它仍然在發生。

當對於一個地方或一群人，你的故事來源只有一種版本，就很容易對這個世界產生誤解，你會以為這個故事就是他們唯一的故事。

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我們都應該是女性主義者》讀到最後，會發現它給出了一個很樂觀正向的結尾；而在準備講座的時候，我把阿迪契另外一本中譯書找回來看，是她的短篇小說集《繞頸之物》。在《繞頸之物》中，我讀到一個非常不一樣的阿迪契。她的短篇小說裡充滿了無奈、哀傷，讀了會讓你感到憂鬱。書中很多憂鬱來源都是性別，或是因為身為非洲人、黑人。

在讀這兩本書的時候，我心裡產生了一個矛盾：到底作為小說家的、比較悲觀的阿迪契所描述的世界，比較接近真實的世界，還是作為演說者的阿迪契所描述的未來，比較接近現實世界當中可能的未來？我們到底有沒有理由樂觀，還是我們應該要保持悲觀？帶著這樣的問題，我看到阿迪契曾做過的另一場演講，名為《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演講中提到，阿迪契對小說產生興趣，是因為小時候讀了很多來自英國和美國的童書，書中寫的當然都是英美生活經驗。所以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在阿迪契最初寫下的故事裡，角色都會喝薑汁汽水，可是作為一個奈及利亞小孩，她小時候從來沒有喝過、也完全不知道什麼是薑汁汽水；她筆下的角色在雪地玩耍，然而奈及利亞是不太下雪的；角色見面的時候會談論天氣，可奈及利亞人見面的時候並不會。直到後來，阿迪契長大了一點之後，讀到了阿切貝這些偉大的非洲作家的小說，才終於發現原來像她這樣的黑人女孩也可以成為文學作品的角色，她可以把生命當中熟悉的事物寫進小說裡面。因此，講座之所以名為《單一故事的危險性》，是阿迪契在告訴我們：當對於一個地方或一群人，你的故事來源只有一種版本，就很容易對這個世界產生誤解，你會以為這個故事就是他們唯一的故事。

阿迪契在演講中講到另一個很多人會有同感的故事。19歲那年，她第一次離開奈及利亞去美國念大學，當時她的美國室友對一件事感到很驚訝：「你怎麼會講英文？你英文怎麼這麼標準？」阿迪契只好告訴他，因為奈及利亞的官方語言就是英文。室友還問她說：「你是奈及利亞來的，那放一下你的部落音樂好不好，我聽一下你們部落的音樂。」阿迪契拿出瑪麗亞 · 凱莉（Mariah Carey）的CD給他聽，室友就非常失望。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落差？在阿迪契的詮釋裡面，這仍然是單一故事的危險性──室友想像中的非洲，是一個單一故事的非洲，充滿了災難、貧窮、飢餓。於是對於非洲的態度也只剩下一種，叫作憐憫。

阿迪契反省到，很多時候她也會對某一地方、某些人群抱有單一故事的傾向。比如說當她在美國時聽到很多人討論非法移民，最常呈現出的形象就是墨西哥人，他們會從美墨邊境溜進來打黑工。阿迪契第一次去墨西哥的時候覺得非常慚愧，因為她原本以為會看到一大堆美國媒體呈現出來的罪犯形象，可是當她去到的時候，發現大街上有人在做蛋餅，有人在抽菸，有人在談天，有人在笑。她突然意識到，原來她對墨西哥是這麼不了解，對墨西哥人的想法，就是來自美國媒體灌輸給她的單一故事的版本。

阿迪契也講到一個很有趣的經驗：有一次她去美國一所大學演講，結束後有位學生走上來，談到最近讀了一部奈及利亞小說，寫的是一個有家暴傾向的父親，然後他就跟阿迪契說：「我覺得非常憤怒，奈及利亞的男人實在太可惡了，他們怎麼每一個人都這樣對待他們自己的太太。」阿迪契就回他說：「我最近看了一本美國的小說，叫作《美國殺人魔》，但是我沒有因為讀了這個小說而覺得美國每個人都是殺人魔。」單一故事會造成我們對特定人群有一個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問題不是因為不正確，而是因為不完整，它讓一個故事變成了「唯一的故事」。

我非常喜歡這場演講，「單一故事的危險性」所帶出的反思，其實就是多年來女性主義教給我最重要的事情：單一故事永遠不會是完整的版本，是危險的。當我在思考性別問題、乃至任何問題的時候，向內追索自己的生命經驗固然重要，可是我更有機會去探索另一個性別的生命經驗，甚至可以去探索不同世代、族群、文化背景的人的生命經驗，這種探索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

回到剛剛的問題：作為演講者的阿迪契是樂觀的，而作為小說家的阿迪契是悲觀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呢？我覺得完全可以用阿迪契早年演講裡的一句話來回答：「非洲充滿了苦難，非洲有非常可怕的強暴事件，有很令人悲傷的事情，例如說奈及利亞，當一個職缺開出來的時候，有5000個人要搶一個職缺，而其他4000多個人要繼續在失業的狀態裡面徘徊。但是仍然，在非洲、在奈及利亞，我們有很美好的故事，我們可以去訴說它們。訴說這些美好的故事，跟訴說這些充滿苦難的故事，是同等的重要。」

開始的時候，我講了一個自己的故事，關於我哥曾經性騷擾我的故事。這是一個我受委屈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裡面，母親看起來好像是失職的，因為她沒有辦法正確辨認出兒子正在遭受的苦難；而背後沒有辦法辯證出來的原因，可能也是因為某一種男子氣概的意識形態。所以在這個故事版本裡，某種意義上，我媽媽變成了性騷擾的「幫助者」。

可是在結束分享之前，我最後想說一件事情。我現在非常肯定一件事：預計兩個小時之後，我會回到台北的家裡，看到我媽，會告訴她我今天去女書店演講，有很多人來聽，我很開心。然後我非常肯定，媽媽會因為我的開心而感到開心，她會稱讚我，然後我會跟她說：「媽，我愛你。」跟媽媽說愛、表達愛這件事情，也是女性主義教給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