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鈴：在荊棘裡，她們迎擊「身為越南人」的羞恥

文／黃文鈴（寫作者、記者）

編按：近來，台灣一則廣告因模仿越南口音而被抗議，認為該則廣告「把霸凌當有趣，量販口音標籤歧視」，引起各界廣泛討論。1975年4月，越南共產黨拿下西貢，讓載滿難民的船飄蕩海上；此後，越南人移居世界各地，擴大了人們對民族與國家的想像，也引發了不少關於身份認同、移民二代處境的探討。2022年，聯經出版《誰是外來者》，作者黃文鈴往返德國與臺灣，採訪超過50位越南移民，聽他們述說驚心動魄的親身經歷，探討理想的族群融合可能之道。（*本文摘自《誰是外來者》第五章〈自我認同的糾結〉，標題為編者擬。）

你到底從哪裡來？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截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德約有七萬名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越南裔移民。

德國政府是這樣算的，凡雙方父母在血統上有一方不是德國人，則視其為具有「移民背景」。其中，真正經歷過遷徙過程來到德國的第一代移民，則是擁有「移民經驗」的人。

越南移民在德國出生的後代，並不具移民經驗。他們自三歲進入幼稚園開始學習德語，與在家用越南語交談的父母，自此出現文化與語言的分歧，甚至如高牆般的隔閡。

從外觀來看，他們的亞洲臉孔，在同儕裡顯得與眾不同。又因為家庭背景的緣故，從小就夾雜在兩種文化、語言與東西方不同的價值觀之間。

這些在文化夾縫中成長的孩子，等到年紀稍微大了一些，便開始反思：「我到底是誰？」

在這個章節，我採訪了十多位越南移民子女，他們在年少時代幾乎都曾困惑過：為什麼自己與身邊的人這麼不同？我到底來自哪裡？而這些問題並不容易找到答案。

在德國社會裡尋找自己的定位，彷彿是每個越南移民後代不可避免的課題。黑頭髮黃皮膚的顯著不同，面對「你來自哪裡」這樣看似無意的問題，背後的好奇可能觸發被問者的矛盾情緒，或隱忍多時的情緒風暴。

「我很恨他們假設我不來自這裡」，陳艷在受訪時恨恨地說。在第一章曾提及，她的父母分別是越南船民與契約工。她認為，若從第一批越南船民來到德國算起，已經超過四十個年頭，在這裡繁衍下一代也實屬正常。但問她「妳來自哪裡？」的人們，卻似乎從沒這麼想過。

她抨擊：「他們應該要有自覺，這樣的問題會讓回答的人覺得他們不屬於這裡，而是他們國家的一個客人。」

她的好友鄭秋草（Thu Thao Trinh）則認為這個問題沒有非黑即白的答案。她的爸媽都是前契約工，之前她會回答自己來自越南，但有一次被同事糾正，來自越南的是她的父母。

她笑說：「我花了一點時間才想通這件事。對啊，我爸媽來自越南，而我在這裡出生長大。」自此之後，她一律回答她來自德國，但內心仍有一部分覺得自己是越南人，那是屬於她的根、她的文化、她爸媽的語言。

面對「妳來自哪裡」這個被問過不下數百次的問題，陳艷有自己的回答原則。如果別人毫無頭緒、劈頭就問，她會理所當然回答，自己來自柏林，若再追問，則接著回答，自己出生於紐倫堡或巴伐利亞邦。

但更常見的情況是（這個情況也發生在許多我採訪的第二代越南後裔），對方鍥而不捨問她：「原本」來自哪裡、或她「究竟」來自哪裡？彷彿對上述答案都不滿意。她遇到這種情形才會回答，爸媽來自越南。但這不代表她是越南人，她反倒始終認為自己是土生土長的德國人。

這些移民後代，在尋找自己定位的過程中，也免不了思考自身與越南的連結。

爸媽都曾在薩克森邦小鎮弗賴塔（Freital）擔任契約工的黎玉中（Le Ngoc Trung）認為：「即使我在（德國）這裡出生，我沒有忘記我的根在哪，用越南話形容就是飲水思源。」

從小爸媽就強調他是越南人，規定子女在家只能說越南話，餐桌上天天都是越南菜，晚餐後家人的娛樂便是一起收看越南連續劇或歌唱秀，這樣的潛移默化下，他根深柢固認為自己來自越南。

受訪時仍在柏林就讀大學的他，至今已去過越南多達六次，祭拜過祖先，親身感受到越南家人與他的連結。「對我來說，越南是我第二個家，那是我的身分，我的根。」

青春期的她很孤單，非常討厭自己。為了不落實外人對移民小孩的刻板印象，她在班上的德文成績始終比其他德國孩子好，對德國歷史、文學、藝術瞭若指掌⋯⋯

我想變成白人

但不是每個越南移民後代，都能這麼順遂地找到自己在德國社會的定位。

以第二章曾提及的武・凡妮莎為例，她的爸媽都曾是契約工，她則趕上一九九一年的嬰兒潮出生。

見面採訪時，她一身勁裝，全身黑衣黑褲，腳踩黑色皮靴，眼線細細勾勒出的雙眼眼神銳利，嘴唇塗上暗黑色口紅，散發出一種冷豔色調，與她一向在媒體曝光的穿著形象完全相符。彷彿黑色是她的保護色，她想透過這樣強大的氣場告訴外界：她不是好惹的。

若再深聊一些，了解她的成長背景，便能完全理解她為何選擇武裝自己。

凡妮莎一家五口住在德國南方巴伐利亞邦，一個叫做瓦爾德基爾興（Waldkirchen）的小城鎮。那裡是她的爸媽選擇申請難民庇護後，被分發到的難民營所在。她則在一處專門提供給難民的集合宿舍，一直住到六歲。

多年後，她撰文揭露在難民營長大的童年，讀來讓人忍不住倒抽一口氣：

當黑夜來臨，蟑螂們會從櫃子後方爬出來找食物碎屑。但牠們不會這麼輕易得逞。許多蟑螂都死在我們用牙籤或膠帶做出來的陷阱裡。早上起來我會四處搜尋牠們的屍體。

在這家收容了一百名難民的宿舍裡，只有三間淋浴間、四間廁所，男人貪圖方便就直接尿在走廊的牆上，他們的兒子也是，老是笑著將黃色尿柱噴灑在柱子上。廁所也糟透了，一名女人甚至在廁所裡了結生命，從狹窄的窗戶往下跳、落在外頭的人行道上。聽大人們說她是蒙古來的，很少人知道她的來歷。

凡妮莎如此不尋常的童年，即使在全家搬進新公寓後，並未變得比較輕鬆。在家裡她排行老大，弟弟妹妹比她晚幾年出生，由於爸媽沒日沒夜拚命工作，她從很小的時候就得姊代母職。「我要煮飯給他們吃、陪他們寫功課。我只是個孩子，卻得扮演大人的角色。」

等到開始上學了，更是一段在荊棘裡漫長摸索自我認同的路。

瓦爾德基爾興是座保守的天主教小鎮，鎮裡住著約一萬兩千名羅馬天主教徒，僅有寥寥幾戶越南家庭。在凡妮莎讀的文理高中（Gymnasium），Ⅱ她是唯一的有色人種。從小就因為長相、膚色、髮色和四周的人不同，「總是被霸凌、被別人推倒、被打、被嘲笑，他們在一旁還唱和著Ching Chang Chong（對黃種人的侮辱性稱呼）。」

有次和班上女生發生口角，對方甚至罵她：「妳應該被毒氣毒死。」暗指她下場就該像那些命喪集中營的猶太人一樣。這般惡毒的言論，她永遠記在心裡。

那時她年紀還小，還不懂得什麼是種族歧視，「我沒有反擊，因為我覺得都是我的問題，我才是那個和所有人都不同的人。」

孩提時代的凡妮莎，留著一頭烏黑長髮，但每次畫自畫像，她都會把自己畫成金髮、白皮膚。「我討厭自己的黑髮、細細長長的眼睛，這些特徵讓我深信自己有問題，為什麼我不能跟其他孩子一樣？」

和同儕不一樣的，還有爸媽取的越文名字。凡妮莎的本名是武紅雲（Vũ Hồng Vân），每次開學，新來的老師總要她在全班同學面前唸出自己名字的發音，或者要求她說一段越南話。德國人發不出正確的音，全班便笑成一團，連老師也跟著笑，讓她覺得渾身不舒服。

事隔多年她回想這段求學生涯，直言：「老師們也是霸凌者之一，他們並沒有盡到保護我的責任。」

凡妮莎坦言，青春期的她很孤單，非常討厭自己。為了不落實外人對移民小孩的刻板印象，她在班上的德文成績始終比其他德國孩子好，對德國歷史、文學、藝術瞭若指掌，「我做這些努力只是想證明我自己，我想變成白人。」

那時的凡妮莎在校表現優異，一口流利德語完全沒有口音。但男友的媽媽僅因為凡妮莎的亞裔背景便反對兩人在一起，理由是彼此來自不同文化，不會有好結果。

撕不去的「越南人」標籤

對於成天工作總是不在家的爸媽，她也曾心有怨懟，「我因為爸媽不會說德語覺得很丟臉。那時我還不明白他們是真的沒有機會學德文，當時沒有免費德語課，他們得賺錢養家，我媽甚至一人做三份工作。」

當時她不明白，為何爸媽無法像白人父母一樣，以流利德語侃侃而談。這樣的羞愧轉為憤怒，這股憤怒深深的埋進她心裡。身為孩子，她能做到最大的反叛僅是不告訴別人她父母來自哪裡。她捏造自己的來歷，或是堅稱自己是德國人、不是越南人。當受到別人霸凌，她不允許自己哭，更不能在幼小的弟妹或是忙碌的父母面前表露出來，只能將難過的事寫在日記裡。

一直到年紀稍長，她交了第一個德國男友，才開始反省這個過去從未深究的問題：「我是誰？」

那時的凡妮莎在校表現優異，一口流利德語完全沒有口音。但男友的媽媽僅因為凡妮莎的亞裔背景便反對兩人在一起，理由是彼此來自不同文化，不會有好結果。

凡妮莎聽到這樣的武斷說法，又驚又氣。「我深信自己非常融入德國社會，我德文非常好、在校成績很好，一點都不覺得自己是越南人。」

她提高音量強調，「我那時越南話講得很差、很少跟父母互動，我認為自己就是個德國人，我真的非常希望自己是德國人。」

直到被男友媽媽以種族背景為由否決，她才明瞭，原來自己做再多都不會被認同為德國人。這張越南人的標籤，會一輩子黏在身上怎樣也撕不去。

於是她開始大量閱讀，深究內心深處身為越南人的羞恥，反省過去為了想成為德國人付出的種種努力，也刻意參加有色人種的聚會，與同樣具有移民背景的人，討論自己的成長經驗。

她反思，貼在自己身上的「越南人」標籤，既然擺脫不掉，她可以用越南人的身分主動反擊。

反擊，以越南人的身分

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當年為了逃離納粹德國的魔掌逃亡到美國。她曾說過一段話：「如果因為身為猶太人而遭到攻擊，那你就應該以一個猶太人的身分反擊。」

這是凡妮莎最喜歡的一段話，她反思，貼在自己身上的「越南人」標籤，既然擺脫不掉，她可以用越南人的身分主動反擊。當外界已經習慣越南移民的安靜無聲，彷彿是德國社會一個隱形的群體時，她想突破這個既定印象，把描述自己族群的話語權從外人手中拿回來。

她想了解，生活在德國的越南人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群體？

二〇一八年，凡妮莎和同為越南契約工後代的記者陳明秋（Minh Thu Tran），因此共同成立Podcast節目：「Rice and Shine」。每個月邀請同樣具有越南移民背景的來賓，談論屬於自己族群的議題，像是政治、文化領域，或是熱門時事。例如：新冠肺炎時期許多過去在紡織廠工作的前契約工，又重拾舊業，縫製布口罩送人或販售等。她們請這些人上節目，說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觀點，聽他們的聲音。

凡妮莎說，成立這個Podcast並非為了建立一座連結德國與越南移民的橋梁，而是透過這些訪談，「問我們自己是誰？我們想要成為什麼？我們想從人生裡獲得什麼？」一般而言，德國媒體較常報導越南船民的故事，但越南契約工的觀點，卻鮮少獲得相同的關注。這個節目則彌補了這一塊空白。

節目開播後，陸續收到廣大聽眾迴響，字裡行間充滿了澎湃的情感與感謝。兩位主持人收到好幾封長達數頁的電子郵件，傾訴過去從未受到德國媒體重視，但節目替他們說出了心聲，並讚賞節目內容並不帶有過往對於越南移民的刻板印象。

「我因此知道我們正在做的事非常具有威力，因為以前沒有這種東西，我們總是被他者以某種特定的名詞描述，這是我目前為止知道，由我們自己形成的論述。」凡妮莎說。

透過對話，或許能讓對方更同理與尊重非優勢白人族群的想法，這樣就促成了所謂社會融合的第一步。

絕不噤聲

採訪中，凡妮莎提到一段人生中的小小勝利，也是她人生中首度敢於正面迎擊種族歧視，卻帶給她更多的反思。

四、五年前的某一晚，她和妹妹去跳舞，從舞廳走出來正要去買薯條吃。前方來了三名金髮男孩，對著她們大喊她再熟悉不過的「Ching Chang Chong」，一反以往總把情緒往肚裡吞，她轉過身對著他們說：「你說的到底是哪國語言？這根本不是語言，你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嗎？」

對方聞言只是哈哈大笑，凡妮莎再試圖曉以大義，最後被妹妹拉著離開現場。事後她回想這段經歷，心中百感交集。

一方面我替自己感到驕傲，人生中第一次終於反擊回去，但另一方面對我來說，那是個毀滅性的時刻，別人根本不需要恰當的語言就能羞辱你。我以一個花了這麼多努力學習的語言來反擊，組織出一個清楚有條理、有邏輯的論述，但他們只是繼續以聲音來回應，這讓我覺得非常無助，因為我根本無能為力，即使是那個語言也無法保護我。

她坦言，反擊回去是很累人的，她也不覺得自己能從中獲得力量。就像她身為記者，長期以來總會收到讀者寄電子郵件或透過推特，要她「滾回妳的國家！」但她並不因此噤聲停筆，因為唯有透過發聲才有可能達到社會的理解與尊重。

她也和陳艷一樣，很排斥剛認識的人不斷探問「妳到底來自哪裡？」在她看來，這個看似無害的問題，其實是想探究她的家族歷史與傳統背景，這對她而言是很私人的問題，不應該被強迫公開。

她在這樣的問法裡看見的是一種殖民歷史的連貫性，「在大部分的文化裡，擁有較多權力的人，能問那些沒權沒勢的人問題。」她舉例，像是殖民者、傳道士、人類學家到了殖民地，追問當地人私密的問題，強迫他們回答，當地人知道若不合作恐怕會惹上麻煩。而這樣的思維也呈現在當德國人隨意探問她的家族史，展現的是一種上對下的特權。

對此，她的做法是明白告知對方她的感受。問話的人也許沒有察覺這個問題背後代表的含義，但透過對話，或許能讓對方更同理與尊重非優勢白人族群的想法，這樣就促成了所謂社會融合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