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祖為（前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1990年9月，我回到香港，出任香港大學政治系講師。那時候的香港，剛經歷「八九六四」的巨大震盪，港人人心惶惶，移民潮湧現；歷時五年的基本法草擬，於90年4月在人大通過，97年7月1日生效。香港前途已定，但前景未明。港英政府還有七年管治的責任。當時的港督衛奕信為了穩定民心，推出了居英權計劃、人權法案和興建新機場和交通網絡的玫瑰園計劃，但遭到中國政府的大力反對。香港被北京官員稱為「反共基地」，香港民主人士與北京關係破裂。
學系內的文化，卻並沒有明顯的種族歧視（至少我感受不到），也沒有傳統中國的論資排輩。同事之間一律以英文名字相稱⋯⋯
走進90年代初的港大政治系
90年的港大政治系是怎樣的一個學系？那個時候，學系的全名是「政治科學系」，位於1973興建的紐魯詩樓（Knowles Building）。大學依香港島西半山而建，是名副其實的vertical campus；從紐魯詩樓往斜坡走下去，是建於1912年的著名的本部大樓及陸佑堂，其宏偉典雅的愛德華巴洛克式建築風格是大學的標誌。與大學本部相比，紐魯詩樓則採用流行於六、七十年代的現代功能性建築風格，實而不華，其特色是毫無特色。我並不喜歡這棟大樓，大樓四周是辦公室，白天的走廊總是暗暗的，只有少許陽光走進來。但我的辦公室位置很不錯，面向維多利亞港，往下看就是大學本部，遠處是香港西環海景。
90年的政治系，以洋人為主，我是第三名香港教師；另外兩位是教公共行政的，因此我是在系內第一位教政治理論的香港人。外籍老師不少來自英國，也有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的。系內教學課程包括政治學的所有傳統領域： 政治理論、國際政治、公共行政及公法、第三世界政治、中國和香港政治。學生人數不多，頭幾年我的課程一般只有20多位同學修讀。
97前的香港大學， 仍然是一所殖民地大學，所以外籍教師享有比本地教師更優厚的工作條件，最明顯的差距是房屋待遇。外籍教師來港，不論職級，可入住寬闊的大學宿舍；而本地講師職級，只能享有微薄的租金津貼，要升到高級講師或以上才能入住宿舍。這歧視政策，要到幾年後港英政府實行公務員本地化才改變過來。
學系內的文化，卻並沒有明顯的種族歧視（至少我感受不到），也沒有傳統中國的論資排輩。同事之間一律以英文名字相稱，開系務會議時，年輕和資深的老師同樣有發言權，以民主一人一票投票決定事務。據說，剛退休不久的系主任Peter Harris作風比較獨裁，在系內風評不佳。我進入學系的時候，Ian Scott剛當上系主任，個性有點木訥，但為人隨和開明，他的主政開啟了系內新氣象。他沒有欺負我等新入行的同事，反而減輕我的教學責任，一學期只需教一門課。一整學年，我負責教的是Political Theory I and II。前者講授西方政治理念，以及由霍布斯 (Hobbes) 開始的現代政治思想家；後者則是當代西方政治思潮。學系從不干預我的教學或研究自由。
我初到港大，沒有感到校長在進行什麼大改革，同事沒有受到什麼壓力。有些同事很努力研究寫作，但這是他們個人的選擇。整體而言，同事的日子很容易過。
那些平靜而容易度過的日子
系內有不少同事研究香港政治與公共行政，最為人熟悉的，應是Norman Miners。他的著作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是所有要認識港英時代香港政治的學生、學者、香港和大陸官員必讀的。當時大陸主管香港事務的港澳辦主任魯平就表示過曾經認真讀過這本書。Norman不苟言笑，甚為害羞，常避免與人有眼神接觸。他曾當過兵，聲如洪鐘，坐姿、走路非常筆直。 同學常說笑，上他的課，心臟不佳的最好不要坐在前排。但其冷面背後，卻有顆樂意助人的心。我初到學系不久，因要寫亞里士多德政治哲學的博士論文，需要繼續進修古希臘文。剛好Norman的牛津本科是讀古典學 （classics）， 他通曉古希臘及拉丁文。有一天，我鼓起勇氣敲他的房門。房內傳出他的標誌洪聲，“Come in！” 我進入辦公室坐下來，就問他是否願意教我希臘文，他毫不猶豫立即回答，“Yes”， 然後問我， “When do you want to start?” 他這麼爽快地回應，我非常感動，記憶至今。
90年代初期的大學教育，並不重視研究，聘任和升等不需要亮麗的著作。當時校長是王賡武，一位出色的歷史學家，甚具人文學者風範，說得一口典雅的英文。我初到港大，沒有感到校長在進行什麼大改革，同事沒有受到什麼壓力。有些同事很努力研究寫作，但這是他們個人的選擇。整體而言，同事的日子很容易過。
那時的規定，新任老師兩年後就會被評核是否可拿得終身教席，叫substantiation（即今天的tenure）。 評審是校內進行，無需校外專家審查。雖然我還未完成博士論文， 到港大後，出版了兩篇國際期刊的文章，一篇在Ethics，另一篇在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評核的另一環節，是系主任來聽課。我記得當天講的是平等的概念和理論，與學生有相當多的互動，課後他表示很滿意。就是這樣，我拿到了終身教席。今天看來，這麼容易過關，確是匪夷所思的事。
「後過渡期」香港的大專教育，正式進入激烈競爭的時代。我們每一位同事，都要在publish or perish新形勢下，調節自己的工作態度和模式。
97前的「後過渡期」：香港大專教育新形勢
這樣的一個平靜的學系，在香港「後過渡期」的時代，也難免經歷巨大的轉變。1993年，系方改名為「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一來反映學系有一著名的公共行政碩士課程，很多政府中、高級官員都曾經就讀這課程；二來想吸收更多本科生就讀。這新名字沿用至今，但因為讀起來頗為累贅，歷屆校長在很多場合都不能正確讀出名字來，弄得有點尷尬。
第二個重要的改變，就是1993年，香港政府委任的大學撥款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決定在香港推類似英國的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所有受政府資助的大學及理工都要參加評核，結果會影響大各院校的撥款。93年的第一次是小試牛刀，到了1996年第二次，大學撥款委員會越來越認真，開始嚴格執行評審。雖然評審結果所影響的撥款比例佔少數，但由於委員會須公開各大專院校的表現排名，各校為了自己的聲譽、校長為了自己的業績，都非常認真對待，大學的招聘和升級的標準大幅提高。「後過渡期」香港的大專教育，正式進入激烈競爭的時代。我們每一位同事，都要在publish or perish新形勢下，調節自己的工作態度和模式。有些同事就是無法接受新形勢，選擇離開學術界。
第三個重要的改變，是愈近「九七」、愈多外籍同事辭職離港。當時的系主任Ian Scott就在九七前移居了澳洲，當講座教授。由1990年到1997年間，系內同事已變成以香港人和少數海歸大陸人為主。九七之後，我竟成為了頗為資深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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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祖為， 曾任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退休）。 近年研究興趣為儒家政治哲學、 比較政治哲學，及當代民主理論 。 近年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人文價值中心」擔任全球學者及訪問教授，教授儒家政治哲學。2021-22年於台灣中央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任訪問學人。 著作包括Confucian Perfectionism: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 (Princeton, 2014) （中譯本：《儒家致善主義: 現代政治哲學重構》，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 ） 和 Joseph Chan, Melissa Williams and Doh Shin eds.,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Legitimacy: Bridging the Empirical-Normative Divide (Cambridg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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