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家玲：蓬萊舊事與當代台灣——讀楊儒賓《多少蓬萊舊事》

文 / 梅家玲（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多少蓬萊舊事」語出秦觀詞作〈滿庭芳〉：「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而今用作楊儒賓教授的新書書名，卻似乎有了不同的意義。

原因是，台灣孤懸於東海之外，素有「蓬萊」之稱。但這座東海寶島，卻有著複雜的前世今生。它早先被中原大陸視為海上仙山，島上自有天地。自從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以之作為反清復明基地以來，大量唐山子民先後渡海至此，落地生根，與原住民族共同俯仰於斯。隨之而來的中原文化，亦因此流播全島，成為島上的生活日常。另一方面，四百年間，它的政權迭經更易，從明鄭、清領、日治，一路走到現今的「中華民國在台灣」，亦由此積累雜融了各方不同的文化質素與歷史想像，彼此激盪對話。其間，1895年清廷將台灣割讓日本，與1949年國民政府大舉播遷而來，對台灣所造成的影響尤其深遠。回首向來處，不少人都會同意，今日台灣的種種政經文化成果，主要正是由四九年自大陸渡海而來的前輩們，與走過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在地先賢所共同締造。

只是，近年裡「轉型正義」方興未艾，「去中國化」的浪潮波濤洶湧，此一「雙源匯流」的認知亦不免受到挑戰，「中華文化」的處境尤其尷尬——究竟，對於現今力求彰顯「主體性」的台灣而言，我們要如何看待盤結柢固於其中的中華文化，以及由四九年渡海一輩所帶來的文化資產？

隱現於這些人物側影與個人瑣憶之中的，其實有兩個互為表裡的關懷面向：一是台灣歷史與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問題；二是儒學的現代／台灣轉型問題。

這些問題經緯萬端，原有待學界多方梳理論辨。但在《多少蓬萊舊事》中，卻是讓它以個人多年來的學思印記為軸線，貫串起諸多前賢師友的行誼，從不同面向，對前述問題做出回應。於是，回首前塵，細說舊事，便不止於緬懷過往，反而具有直面當代的新義。

楊儒賓是精研中國思想與文化史的傑出學者，也是當代儒學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儘管學術著作等身，卻從不自限於此。他雅好翰墨文物，關懷台灣的歷史與文化；多年來，頻頻策畫舉辦各類展覽，鉤沉過往，為台灣歷史文化開展不同的觀照視域。2015年，他出版《1949禮讚》，高度肯定四九年國府渡海所帶來的「文化財」，更引發諸多議論。《多少蓬萊舊事》雜憶自己一路走來的的學思經歷，感性知性兼具，卻被定位為「學術雜文集」與「另類學術註腳」，內容自然不會是一般的漁樵閒話。書分三輯：「大風起兮」寫與歷史人物的相遇；「泮池沉香」瑣談對故去之學林前輩的雜感；「前塵影事」回憶己身為學與生命歷程中的人情點滴。編排自遠而近，由歷史而學術文化，再回歸諸己，娓娓道來，自有引人入勝之處。

乍看之下，書中雜談孫立人、殷海光、臺靜農、孔德成等四九年渡海來台的前輩，皆可與《1949禮讚》一書所論相映互證。不過，連結至楊儒賓的學思歷程，它的意義顯然還不止於此。隱現於這些人物側影與個人瑣憶之中的，其實有兩個互為表裡的關懷面向：一是台灣歷史與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問題；二是儒學的現代／台灣轉型問題。它們不僅是「一九四九論」所以形構的基石，更關連著對於台灣歷史、文化與思想的全幅思考。

這些關懷，在全書開篇的〈崇禎皇帝在台灣〉一文中，便可見端倪：滿清入關，崇禎自縊，南明的抗清行動從此開始，由鄭成功開啟的「明鄭」時期成為台灣歷史文化的源頭，崇禎皇帝也羽化為太陽神君，成為江南與台灣民間共同膜拜的神祇。神明長在，被奉祀於全台各地，甚至還介入到爾後的漢民族反日鬥爭。

在此，楊儒賓試圖點出的是：由明鄭所帶入台灣的，既有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更有深具「反抗」精神的現代性特質。它攸關海外新儒家思想的生成發展，也為日後台灣的民主追求播下種子。以此為起點，我們便也不難理解，「大風起兮」談歷史人物，崇禎之後所以接著講朱舜水，正是因為他在明亡之後抗清意志至老不衰；雖然流寓日本，仍將儒家禮儀規範播散於扶桑，如此異域便等同故鄉。論梁啟超，著重的是他與林獻堂會晤，促成台灣的議會政治。說到林獻堂與蔣渭水，則指出：兩人的政治主張雖有右派與左派之異，仍然共享中華文化的情感基盤：祖國派的蔣渭水，「他的中國是建立在文化傳統的現實中國」；自治派的林獻堂，「在文化意識上他認同中國文化，但在政治權益上是主張台灣人的主體性」。

此一思路，在「泮池沉香」的幾位學林人物身上同樣得到印證。以李鎮源為例，這位主張台獨，為了廢除刑法一百條走上街頭，甚至還被推舉擔任建國黨主席的醫界大老，在楊儒賓看來，卻是一位中華民族主義者。他之所以主張台獨建國，正是因為熱愛台灣，也熱愛中華民族，因此「他要甩開以中華為名的國家，主張台灣獨立，以免台灣落入不能代表中華民族的政權手裡，不管這個政權的名稱為何。」

在一般人看來，以這樣的方式去理解李鎮源，以及台獨理念與中華民族的關係，或許是不可思議的。然而放在儒學的現代／台灣轉型此一脈絡中，卻並非偶然。在〈海洋儒學與蔣年豐〉一文中，楊儒賓追思英年早逝的好友蔣年豐，同時藉著梳理蔣的「海洋儒學」，闡析當代台灣儒學的現代化轉型問題。他以為，相對於發源於東亞大陸的儒學，台灣的海洋儒學乃是自港台新儒家思想發展而來，並且上接明鄭與中國現代性的關係。它由文化傳統的社會內涵加上海運東來傳播的近代歐洲政治形式，兩股潮流相互激盪，融通淘汰，最後再辯證性地銜接而成。它內蘊具有進步意義的反抗精神，追求民主法治、新的主體範式與心物關係。由此著眼，林獻堂、蔣渭水，以迄於李鎮源，這些台灣先賢們的理念與作為，遂皆有內在的理路可循。這些論述可能未必人人同意，但至少它提供了新的思考起點。

這些點滴，構成全書的感性形式，讓它所承載的知性思辨，有了人間的溫度，也讓過去的舊事，在個人的回顧裡翻轉出時代新義，回應當下，也指向未來。

這一脈對於台灣先賢的側寫，以及所體現出的關懷，固然使全書煥顯出豐厚的當代意義，然而作為一部卻顧來徑之作，全書的動人情味，其實更流露於作者對於自身問學道途諸般前塵影事的描繪，以及與書中人物的相知共感：原來，少年楊儒賓的哲學啟蒙，竟是來自八卦山露營營區旁的小書攤；在山寺撰寫碩士論文的夜晚，曾與帝王蛾隔窗相望，「結伴進入飄渺的道家世界」。他曾與道教張天師同台，在山寺見證仙道如何活躍於台灣民間社會。他與畫家于彭、作家孟東籬、學者溝口雄三往還互動，各有契合。他從殷海光遺留的書信中看出殷與孩童之間的溫馨故事，從臺靜農先生身上看到「他是程明道與嵇康的合身，但繼承的仍是那種游離塵網之外的畸人傳統，那是以非儒家之名而行真儒家之實的抗爭精神」。還有，從張亨先生在病榻上讀陶淵明，看到詩人的孤獨與時代的動盪飄泊。

這些點滴，構成全書的感性形式，讓它所承載的知性思辨，有了人間的溫度，也讓過去的舊事，在個人的回顧裡翻轉出時代新義，回應當下，也指向未來。這就有如海德格所說的：「唯有『現今存在的存有』（Dasein is）亦為一『曾經——現今的我』（I am-as-having-been ），它才能以一回歸的姿態而又未來地迎向自身。本著這真純的未來性，存有的現今存在亦是其曾經存在。一個人對自身的極變能力的預期即是了然地回到自己極度的『曾經』（been）。唯有它具有未來性，存有才能真正地『存在』（be）曾經之中。『曾經存在』的特性在某種情況下是由將來所締造的」。

正是如此，閱讀《多少蓬萊舊事》，所帶來的，或許不再是煙靄紛紛，而是重層煙靄中對當下的感悟，對未來的思索與瞻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