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祖為（前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我的全職講師生涯，其實是從1985年開始。
1984年，我在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LSE）修讀政治哲學碩士後，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當全職助教。一年後，獲得寶貴的機會，出任浸會學院（當時還未升格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講師，兩年後升任講師。1985年我只有25歲，進入浸會校園還經常給警衛查問學生證！在浸會學院的三年是快樂的時光，與同學有不少互動。那時的同學，讀書未必是最出色的一群，但不少同學對知識有真正的興趣，也有各樣的才華。1988年，學院辯論隊邀請我協助訓練。那一次，（浸會）校隊擊敗港大，首次奪得大專盃冠軍，成為校內的一時佳話。
校方頗賞識我的工作表現，屢次給予機會參與學校各樣工作。那個時候，未想過會離開浸會，但向校方表明，希望有機會到海外讀博士。1988年，我僥倖獲得太古全費獎學金到牛津大學讀博士。校方很支持我升學，讓我停薪留職赴英。
這個突然其來的招聘消息，打亂了我平靜的學習生活。香港前途黯然，人們都要移民了，我卻要在這個時間回去，是否明智？
1988年秋天，我踏足最古老的校園，融入一群英國最出色的研究生當中，學習最前沿的學問。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香港前途瞬間變得黯淡，大批港人移民。幾個月後的某一天，我在所屬學院Nuffield College的common room讀報紙，得悉香港大學政治科學系的政治理論教席出缺，需要找人填補，要於90年9月上任。
那個年代，香港只有兩間大學，在中大教政治理論的老師是一位美國學者，研究中國政治，並沒有受政治理論的正統訓練。在港大多年教政治理論的，是一位叫Stephen Davis的英國人，他應該是LSE政治哲學博士。聽說他很有學問和才華，是一位具魅力的老師，在課堂講深奧的政治理論，如馬克思和盧梭，學生雖不明所以，依然聽得津津有味。但這位老師述而不作，在我記憶中，只讀過他一篇關於香港精英政治的文章。據說，他對學術失去了興趣，提早退休，開遊艇環遊世界去了。
這個突然其來的招聘消息，打亂了我平靜的學習生活。香港前途黯然，人們都要移民了，我卻要在這個時間回去，是否明智？我在牛津的學習只過了一年多的時間，難道只停留兩年，就要回港工作？雖然那個招聘廣告並沒要求申請者要有博士學位，但還沒有博士的我，真的有成功的機會嗎？但另一方面，政治理論／哲學的教席在香港鳳毛麟角，一旦這空缺被填補上了，真不知道機會何日再來。浸會學院當時沒有政治系，我若要回港在大學的政治系教政治理論，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我出身中大，與港大政治系毫無關係，若不是這些伯樂，我沒可能在一所殖民地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一個以外籍教授為主的學系，獲得這樣的職位，教授西方政治理論。
經過一番思量，最後決定先申請，再看看結果如何。申請文件寄出後不久，便收到港大政治系的邀請，在倫敦進行面試。那個時代，香港大學還不是一所research intensive的大學，不會像今天這樣，要求入圍的申請者來香港作報告（job talk）和進行面試。那一次，港大是通過英聯邦學者協會，邀請了當地的兩位政治理論教授給我面試，然後寫報告給港大。反正，當時的政治系，已沒有這方面的專家可考核我。
面對這個有點意外的邀請，我很認真地對待和準備，也請了學院中的一位英國同學替我做面試練習。面試當天，在我前面的另一位申請人，是一位英國學者。我跟他短暫交談，知道他已經是一位博士，更出版了一冊政治哲學導論。我心想，我怎麼可能比得上這位學者？頓然沮喪起來。還是不想了，硬著頭皮進入會議室。幸好，兩位教授很隨和，提問沒有帶來很大壓力。在我依稀的記憶中，他們問我的論文進度，跟我討論亞里士多德和J. S. Mill在政治哲學上的一些課題，詢問我的教學經驗。我告訴他們，我有信心在一邊教學的情況下，一邊完成論文寫作。另外，我努力說明，我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熟悉香港學生的學習文化，可以在課程內外跟學生有良好的溝通。
這次會面，我自覺表現不錯，兩位教授也好像頗滿意。可是，事後我依然是沒有信心的，一個讀剛博士不久的學生，怎能好得過一位已經有著作的博士學者呢？若以今日大學聘請的要求，我根本連面試的機會也沒有。一兩個月之後，應該是1990年春季，有一天，在毫無期望的情況下，我在學院的信格中看到一份厚厚的信件，是港大寄出的。見到這封信的厚度，我立即有預感，幸運會再次降臨我身上。打開信封，果然是一份聘書及相關文件。政治系願意聘任我作為講師，月薪一萬多元，90年9月上任。
興奮之餘，感激那兩位面試的教授，給我破格而大膽的推薦。牛津Nuffield學院導師David Miller的推薦信也一定起了不少作用。我出身中大，與港大政治系毫無關係，若不是這些伯樂，我沒可能在一所殖民地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一個以外籍教授為主的學系，獲得這樣的職位，教授西方政治理論。
縱使香港前途蒙上巨大陰影，我的學業未成，但我清楚感受到，我是帶著一顆火熱的心再次回到家園，將會全力以赴，迎難而上。
這份好消息也帶來一些煩惱。我真的只留在牛津兩年，就回去香港工作？浸會的工作不也是很開心、很順利嗎？當時浸會的宗教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甚至校長都非常支持我，期待我日後在浸會有更大的發展。我若離開浸會，會辜負了他們的支持和期望。但從現實看，當時浸會仍是一所小型學院，教學和研究資源與港大有明顯的差距，而我也希望在政治系教授主修政治的學生。考慮了這些因素，我決定接受港大的聘請。我當時寫了一封信給（浸會）校長謝志偉博士，表明離職的原因，感謝他的支持，也表示歉意。
至於港大方面，我去信聯絡了當時暫代系主任的Norman Miners，希望他們讓我延遲一年才上任，好讓我有多點時間留在牛津。Miners很快回覆，說因為新學年需要有專人教政治理論科目，若我不能如期上任，他們只好將位置給另外一人。我明白他們的考慮，於是接受90年9月上任的要求。後來取得牛津同意，讓我回港完成論文，太古非常慷慨，願意繼續支付第三年的學費。以後每年暑假，我就回牛津繼續寫論文，與指導老師見面。
在這些充滿善意和慷慨的學人及機構的幫助下，我於1990年8月踏上歸途。縱使香港前途蒙上巨大陰影，我的學業未成，但我清楚感受到，我是帶著一顆火熱的心再次回到家園，將會全力以赴，迎難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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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祖為， 曾任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退休）。 近年研究興趣為儒家政治哲學、 比較政治哲學，及當代民主理論 。 近年他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人文價值中心」擔任全球學者及訪問教授，教授儒家政治哲學。2021-22年於台灣中央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任訪問學人。 著作包括Confucian Perfectionism: A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Modern Times (Princeton, 2014) （中譯本：《儒家致善主義: 現代政治哲學重構》，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 ） 和 Joseph Chan, Melissa Williams and Doh Shin eds., 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Legitimacy: Bridging the Empirical-Normative Divide (Cambridg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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